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关系论析（一）

□曾 辉

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密切。客家人聚居地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客家人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客家人参加革命，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客家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革命文化对客家文化进行了更新与再造。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成为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众多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客家文化积极加以传承和发扬，对客家文化中偏移革命意识形态的部分加以更新和改造，赋予其新内涵，并吸收古今中外其它有益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革命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先民们不断迁徙流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原居黄河流域，因为战乱、瘟疫、饥荒等原因，辗转迁移，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开始，到唐中期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再到宋室南渡，及后来蒙元、满清入主中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迁移浪潮。客家人足迹所到之处，遍及南方十几个省，甚至远到海外，其中最为集中的是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尤其是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三角地带。客家人在迁徙、流转过程中，在闽、粤、赣等地的山林间开垦、劳作、繁衍、生息过程中，在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创造了既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又与之不同的客家文化。到1920年代末，客家人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另一股改变中国的力量来到这里。从此，这片土地被深深地染上了红色印记，客家人被深度卷入到这场土地革命中。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十分密切，客家人参加革命极为踊跃。那么，客家人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参与土地革命？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土地集中、剥削严重、生活贫困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大贫苦农民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黄宗智、周锡瑞、王奇生、黄道炫等很多学者则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和生活贫困不是广大贫苦农民支持土地革命的唯一原因。在这一认识下，很多学者探讨了其他原因，比如强调土地革命给贫苦农民提供了民主、平等、权利与尊严等精神因素对贫苦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比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密切关系，还有的学者强调一些农民参加革命的盲目性以及功利性等复杂动机。这些分析，都各有依据，也各有其道理。而笔者想要探讨的是：除了学界已经探讨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客家文化是否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倡导引领的革命文化特质存在某种契合，从而助燃了革命之火，最终使得土地革命在赣、闽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一、客家人与土地革命

在梳理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论述客家人与土地革命的关系。

首先，客家人聚居地是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秋收起义发生地湘赣边界，无论是爆发地修水、铜鼓、安源，还是后来工农革命军撤途中的浏阳、芦溪，最后到井冈山根据地，都有不少客家人聚集。如曾出过“一门五杰”的修水义宁陈氏就是客家人，至今修水仍有十几万客家人。秋收起义前委所在地铜鼓，是赣西北客家人聚集的中心，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70%以上。红四军活动的区域遂川、宁冈、永新、万安、泰和、吉水、永丰、酃县、茶陵等也是客家人聚居地。如遂川，红军活动频繁，毛泽东曾经五次在此指挥战斗，三次进驻县城。全县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立了基层党组织和工农兵政权，并建立了县级工农兵政府。遂川在清乾隆时就出现“丁口半出流寓”现象，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口都是外迁而来。著名学者曹树基研究结果表明，清时来自福建、广东的客家村771个，占当地村庄50．4%，并推断“清乾隆后期，遂川人口可达28万人，其中客家移民约有17万人”。如此看来，遂川县客家人比例是很高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南下广东，转战赣南、湘南，最后上井冈山，所经之地很多地方是客家人聚居地。对湘赣边界客家人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也说“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粉碎了敌人的连续“围剿”，在这里建立了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建设，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苏区成为全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赣南、闽西、粤东北三地则是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赣南是客家人的摇篮，赣南下属18个县市区中，南康、赣县、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会昌、寻乌、石城、瑞金直到现在都是客家人口超过90%的纯客住县。另外信丰县、章贡区也有大量客家人。闽西苏区的长汀、永定、上杭、武平、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也都是纯客住县，另外还有十个非纯客住县。据党史学者凌步机研究，1932年江西苏区人口有240万人，闽西苏区有100－120万人口，中央苏区合计有340万左右。这样算来，赣南、闽西客家人在1932年时就超过300万人。因此，赣南、闽西既是客家人大本营，也是土地革命运动的大本营。

客家人又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红军之父”朱德元帅是祖籍广东韶关的客家人，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到川北客家大县四川仪陇。朱德从南昌到井冈山，再到瑞金，到陕北，成为土地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元帅是广东梅县地道的客家人，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等职。袁文才(宁冈人)、赖经邦(吉安县人)、曾炳春(吉安县人)都是客家人，他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杨成武(长汀人)、张鼎丞(永定人)、陈丕显(上杭人)、刘亚楼(武平人)是闽西纯客县的客家人，他们都深度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赣南籍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更是数不胜数，像古柏(寻乌人)、赖传珠(赣县人)等人。最有名的是将军县兴国，走出了肖华、陈奇涵、温玉成等56位开国将领。据不完全统计，朱毛红军中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客家人就有536位之多。除了这些领导人，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客家革命者，他们成为革命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毛泽东1933年11月调查，纯客住县上杭县的上才溪乡554个劳力中，去当红军和外调工作的有485人，留在乡村的只有69人。赣南苏区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支前60多万人，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保卫苏区的斗争。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人，全县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瑞金县苏区人口24万人，参加革命的有4.9万人，烈士达1.7万人。客家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之重，作用之大，由此可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