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與客家文化關係論析（一）

□曾 輝

客家人與土地革命關係密切。客家人聚居地是土地革命的重要發生地，客家人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領導者和參與者。客家人參加革命，除了經濟、政治的原因外，還有文化上的原因。客家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革命文化對客家文化進行了更新與再造。客家文化與革命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融合，成為土地革命在贛南、閩西等客家人聚居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個過程中，客家文化為土地革命提供了眾多思想資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客家文化積極加以傳承和發揚，對客家文化中偏移革命意識形態的部分加以更新和改造，賦予其新內涵，並吸收古今中外其它有益的思想資源，最終形成革命文化。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中，先民們不斷遷徙流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原居黃河流域，因為戰亂、瘟疫、饑荒等原因，輾轉遷移，自西晉末年“八王之亂”開始，到唐中期安史之亂及唐末五代，再到宋室南渡，及後來蒙元、滿清入主中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遷移浪潮。客家人足跡所到之處，遍及南方十幾個省，甚至遠到海外，其中最為集中的是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尤其是贛南、閩西和粵東北這三角地帶。客家人在遷徙、流轉過程中，在閩、粵、贛等地的山林間開墾、勞作、繁衍、生息過程中，在與當地少數民族融合過程中，創造了既源於中華傳統文化又與之不同的客家文化。到1920年代末，客家人一直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另一股改變中國的力量來到這裡。從此，這片土地被深深地染上了紅色印記，客家人被深度捲入到這場土地革命中。

現有研究已經表明，客家人與土地革命關係十分密切，客家人參加革命極為踴躍。那麼，客家人為什麼會如此積極參與土地革命？傳統觀點一般認為，土地集中、剝削嚴重、生活貧困是包括客家人在內的廣大貧苦農民參與革命的主要原因。黃宗智、周錫瑞、王奇生、黃道炫等很多學者則認為，土地分配不均和生活貧困不是廣大貧苦農民支持土地革命的唯一原因。在這一認識下，很多學者探討了其他原因，比如強調土地革命給貧苦農民提供了民主、平等、權利與尊嚴等精神因素對貧苦農民參與革命的重要性，比如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動員與農民革命的密切關係，還有的學者強調一些農民參加革命的盲目性以及功利性等複雜動機。這些分析，都各有依據，也各有其道理。而筆者想要探討的是：除了學界已經探討的原因外，是否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客家文化是否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倡導引領的革命文化特質存在某種契合，從而助燃了革命之火，最終使得土地革命在贛、閩大地熊熊燃燒起來？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對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較為細緻的梳理。

一、客家人與土地革命

在梳理革命文化與客家文化的關係之前，有必要論述客家人與土地革命的關係。

首先，客家人聚居地是中國土地革命的重要發生地。秋收起義發生地湘贛邊界，無論是爆發地修水、銅鼓、安源，還是後來工農革命軍撤途中的瀏陽、蘆溪，最後到井岡山根據地，都有不少客家人聚集。如曾出過“一門五傑”的修水義寧陳氏就是客家人，至今修水仍有十幾萬客家人。秋收起義前委所在地銅鼓，是贛西北客家人聚集的中心，客家人佔全縣人口的70%以上。紅四軍活動的區域遂川、寧岡、永新、萬安、泰和、吉水、永豐、酃縣、茶陵等也是客家人聚居地。如遂川，紅軍活動頻繁，毛澤東曾經五次在此指揮戰鬥，三次進駐縣城。全縣廣泛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成立了基層黨組織和工農兵政權，並建立了縣級工農兵政府。遂川在清乾隆時就出現“丁口半出流寓”現象，也就是說有一半人口都是外遷而來。著名學者曹樹基研究結果表明，清時來自福建、廣東的客家村771個，佔當地村莊50．4%，並推斷“清乾隆後期，遂川人口可達28萬人，其中客家移民約有17萬人”。如此看來，遂川縣客家人比例是很高的。南昌起義部隊餘部南下廣東，轉戰贛南、湘南，最後上井岡山，所經之地很多地方是客家人聚居地。對湘贛邊界客家人的分佈情況，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中也說“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

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下井岡山後，轉戰贛南、閩西，粉碎了敵人的連續“圍剿”，在這裡建立了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一系列建設，贛南、閩西為主體的中央蘇區成為全國土地革命的中心和大本營。贛南、閩西、粵東北三地則是客家人最為集中的地方。贛南是客家人的搖籃，贛南下屬18個縣市區中，南康、贛縣、上猶、大餘、崇義、安遠、龍南、全南、定南、寧都、于都、興國、會昌、尋烏、石城、瑞金直到現在都是客家人口超過90%的純客住縣。另外信豐縣、章貢區也有大量客家人。閩西蘇區的長汀、永定、上杭、武平、寧化、清流、明溪、連城也都是純客住縣，另外還有十個非純客住縣。據黨史學者凌步機研究，1932年江西蘇區人口有240萬人，閩西蘇區有100－120萬人口，中央蘇區合計有340萬左右。這樣算來，贛南、閩西客家人在1932年時就超過300萬人。因此，贛南、閩西既是客家人大本營，也是土地革命運動的大本營。

客家人又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領導者和參與者。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中，“紅軍之父”朱德元帥是祖籍廣東韶關的客家人，清初“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到川北客家大縣四川儀隴。朱德從南昌到井岡山，再到瑞金，到陝北，成為土地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葉劍英元帥是廣東梅縣地道的客家人，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歷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等職。袁文才(寧岡人)、賴經邦(吉安縣人)、曾炳春(吉安縣人)都是客家人，他們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東固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建者和領導者。楊成武(長汀人)、張鼎丞(永定人)、陳丕顯(上杭人)、劉亞樓(武平人)是閩西純客縣的客家人，他們都深度參與、領導了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贛南籍的黨和紅軍領導人更是數不勝數，像古柏(尋烏人)、賴傳珠(贛縣人)等人。最有名的是將軍縣興國，走出了肖華、陳奇涵、溫玉成等56位開國將領。據不完全統計，朱毛紅軍中縣團級以上幹部的客家人就有536位之多。除了這些領導人，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客家革命者，他們成為革命者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毛澤東1933年11月調查，純客住縣上杭縣的上才溪鄉554個勞力中，去當紅軍和外調工作的有485人，留在鄉村的只有69人。贛南蘇區參加紅軍的有33萬人，支前60多萬人，幾乎所有青壯年都參加了保衛蘇區的鬥爭。興國全縣23萬人口，參加紅軍的就有8.5萬人，全縣有姓名可考的烈士達23179名。瑞金縣蘇區人口24萬人，參加革命的有4.9萬人，烈士達1.7萬人。客家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之重，作用之大，由此可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