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平安朝文化是日本傳統文化的一個高峰，它的產生與中國唐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在平安時期的貴族文化圈中，白居易則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即在日記中記載了教彰子皇后讀《白氏文集》的情形。

紫式部自幼學習漢詩，尤其喜愛白居易，這對《源氏物語》的創作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源氏物語》最具審美價值的《須磨》卷，即與白居易被貶江州（現在的九江）的經歷有著極為緊密的關係，這主要體現在源氏在須磨的生活情景及離開須磨後的思想轉變兩個方面。

《須磨》卷被公認為《源氏物語》的壓卷之作，一是因為這一回擁有極高審美價值，二是因為這是主人公源氏的思想轉折點。歷史上的源高明曾受安和之變的影響被流放，這對源氏流放須磨有一定影響。但更為本質的影響則是來自於白居易的江州經歷，下文筆者從《須磨》卷的情景描寫及源氏的思想轉變兩個方面展開敘述。

一、白居易江州經歷對《須磨》卷情景描寫的影響

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有兩層內涵，一是江州遠離政治中心，二是司馬為一個閒職。這就使得白居易一方面感懷於現實的不順，另一方面又將注意力轉移到自身的志趣上。因此這個時期白居易對生活環境的描寫呈現了兩個極端，一是描繪怡然自得的小小天地，二是描繪江州惡劣的自然環境。而《源氏物語·須磨》卷中，源氏的生活環境亦呈現出了這樣兩個極端。

1. 白居易草堂對源氏須磨居所的影響

白居易被貶江州身居閒職，於是在廬山邊上建立了一個陶冶情操的草堂。在《草堂記》中，白居易對廬山草堂進行了細緻描述：

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此處可以“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這使得白居易“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也就是親近自然最終達到物我兩忘之感。不僅如此，白居易還為草堂及周邊環境創作了多首詩。

如《池上竹下作》：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何必悠悠人世上，勞心費目覓親知。如《草堂前新開一池》：繞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又如《小池二首》：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

不難看出，對於江州時期的白居易而言，這個草堂是極為重要的，它自成一方小小天地，使得白居易的內心得到慰藉，不至於因仕途不順而過於悲傷。而源氏在流放須磨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造自己的居所。

在源氏回二條院準備行裝之時，紫式部就重點提到“裝白居易文集等的書籍和一張琴，也都帶去”。源氏途經荒涼的大江殿時，更是主動想起白居易的詩：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紫式部單引後半句）。由此，便隱隱將源氏流放須磨與白居易被貶江州聯繫在了一起。

源氏在須磨的住處在從前流放於此的行平中納言住處附近，這和白居易被貶之處靠近陶淵明故里頗為相似。源氏的住所本身“自牆垣以至種種建設，均甚別緻，與京中絕不相同。有茅葺的屋及蘆葦編的亭子”，這可謂是白居易草堂的翻版。

之後源氏更是召集附近領地的吏目，命他們從事土木工程，將池水加深，庭木加多，最終使得心情漸漸安定。池水和庭木正是白居易“江州草堂詩”重點歌詠的對象，除前文所引的詩句之外，還有“有松數十株，有竹千餘竿”等句。

此後源氏雖仍有遠客他鄉之感，常憂今後歲月，但住所“

不再像一個旅舍，而是天天有許多人出入了”對源氏而言實則起著重要的慰藉作用。

2. 白居易詩中江州整體環境對須磨環境描寫的影響

被貶江州之後，白居易對江州及廬山的自然環境做出了讚美，如《草堂記》中雲“匡廬奇秀甲天下山”。但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還作了諸多詩歌反映江州環境之惡劣。這一方面是由於長居北方對南方的氣候不太適應，另一方面是因為白居易身為貶謫之人，自然對環境的惡劣之處較為敏感。

初到江州，白居易便在《初到江州》一詩中對江州的生活環境進行了描述：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樹木凋疏山雨後，人家低溼水煙中。之後在回憶洛陽故園之時，白居易又這樣寫道：煙塵三川上，炎瘴九江邊。此外，白居易還有“瘴鄉得老猶為幸”、“九江地卑溼熱”、“青蕪卑溼地”等諸多感慨。即是在離開九江去往忠州的路上，白居易還不忘寫道：暮景牽行色，春寒散醉顏。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源氏物語》對須磨環境的描寫同樣表現出了這種矛盾，源氏初到須磨之時即心想：此地與京中完全異趣味，倘我不是流放而來此，倒很有趣味呢。此後源氏時常遙望京華舊事，情景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極為相似。如秋天來臨之時，紫式部即這樣寫道：且說須磨浦上，蕭瑟的秋風吹來了……淒涼無比，這便是此地的秋色。又如十五之夜，源氏遙想清涼殿上，心想：南宮北館，定有數數愁人，對月長嘆。

最終紫式部通過一場海嘯，將須磨環境的惡劣展現得淋漓盡致，亦為源氏前往明石提供了契機：

破曉即刮颶風，海嘯奔騰而來，巨浪撲岸，轟聲震天，有排山倒海之勢。雷鳴電閃，竟像落在頭上，恐怖難於言喻……豈料雷聲愈來愈響，霹靂一聲，正落在與公子居室相連之廊上，火焰迸發，竟把這廊子燒燬了。

二、白居易江州時期思想變化對源氏思想的影響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貶江州，元稹的“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說的便是此事。元稹之語頗似文人慣用的誇張手法，但若將之與被貶江州對白居易的影響聯繫在一起，則顯得毫不誇張。同樣，將流放須磨稱為源氏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亦稍顯誇張，但若將之與源氏的思想變化聯繫在一起，方知此並非誇大之辭。

1.江州經歷對白居易思想的影響

《舊唐書》載：

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

這裡主要講了兩個原因，一是“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二是“甚傷名教”。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本人則這樣說道：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文章”指的應是《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喻詩，也就是說這些詩觸犯了既得利益者，使得他們報復白居易。

白居易自任左拾遺以來，作詩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干預現實，也就是踐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被貶江州之初，白居易首次對自己的詩進行了分類整理，將之分為諷喻、感傷、閒適和雜律四大類。

其中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諷喻詩，在寫給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即這樣說道：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喻者，意激而言質。也就是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干預現實、直陳其弊的諷喻詩。同時，對於“思澹而辭迂”的閒適詩，白居易亦提出了較高評價，這說明此時白居易的心態已經發生了一定變化。

但是在江州期間及江州之後，我們卻很難再看到如《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那樣關注現實的諷喻詩。以江州期間的代表作《琵琶行》為例，它雖也反映歌姬命運的悲苦及自身因現實而生的抑鬱，但最終指向的卻是一種人類共通之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而在江州之後，白居易的創作亦未再體現強烈的諷喻性。

2.須磨經歷對源氏思想的影響

白居易被貶江州是因諷喻詩而得罪，源氏流放須磨則是因多情（朧月夜事件）而得罪。表面上看，這兩件事沒有任何可比性。但實際上，白居易被貶官和源氏被流放都是多方勢力鬥爭的結果。而白居易和源氏此前的行為，又正好被敵對勢力用來攻擊他們。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得他們開始反省此前的行為，導致使得他們由激進變為保守。

江州之前的白居易思想明顯以儒家為主導，因此而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江州之後卻靠近佛家和道家，傾向於表達個人志趣和抒發個人情感的閒適詩及感傷詩。對比源氏須磨事件前後的思想及行為，亦可發現類似的轉變。

源氏在須磨之情對待愛情的態度是極為熱情的，藤壺、空蟬、夕顏、六條妃子、紫姬、花散裡和未摘花等都是在流放須磨之前結識的。源氏在流放期間只結交了明石姬，還是明石道人主動促成此事的。源氏返京之後，雖然仍念著明石姬，但望著紫姬之時卻想到：

從今以後，我將永遠伴著這個人兒。

此後源氏雖仍不忘舊情，但基本未再發生新情，娶三公主一事雖對紫姬造成巨大打擊，但也源氏本人其實也並不完全主動。由此不難看出，源氏對於尋芳獵豔之事的態度亦由激進轉為保守。此時源氏的念舊情，對於女子而言亦不再完全是禍害，如那位本不令源氏完全滿意的未摘花即因源氏念舊情而改變悲慘的處境。

對於六條妃子的女兒，源氏原想對她求愛，但馬上又轉念想道：

六條妃子臨終前擔心我與前齋宮今後的關係而諄諄告誡，確是有道理的；世人一定猜量我愛上了這女孩，我倒偏偏相反，要清清白白地照顧她。

而源氏的思想，亦越來越傾向於佛教。他恢復官位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桐壺員舉辦法華八講，專選學識豐富、道行高僧的聖僧。源氏最終亦在紫姬去世之後，遁入空門。

參考文獻：

• 紫式部 《源氏物語》
• 紫式部 《紫式部日記》
• 白居易 《白居易全集》
• 盧秀峰 《白居易江州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