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蔡某原系某村村民，因多起民間借貸糾紛，被眾多債權人多案起訴到法院，系列案件經法院依法審理，判決蔡某向債權人清償債務，但蔡某均未按判決履行。爾後，蔡某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紛紛在法院立案強制執行，執行過程中，恰逢蔡某位於農村的房屋列入拆遷計劃，蔡某也在拆遷協議上簽字，拆遷補償方式為實物、貨幣組合補償，即“又拿房、又補錢”。由於安置房正在建設過程中，並不符合交付條件，拆遷協議只明確蔡某享有一定面積的安置房，但並未明確具體的房號。法院依法向拆遷部門送達協助執行的法律文書，要求拆遷部門協助扣留蔡某的補償款及仍在建設中的安置房。
後安置房建設完畢符合交付條件，蔡某卻由於債務越來越多外出躲債、下落不明，其他被拆遷人紛紛到拆遷部門核算、選房、接收鑰匙，蔡某消極不“選房”的行為，致使強制執行過程中拍賣安置房的措施沒有具體準確的指向，即無具體的房號，無法進行下一步的司法拍賣。面對已經符合交付條件的安置房，執行人員、眾債權人明知道其中有幾套安置房屬於蔡某，卻無法進一步採取司法拍賣的措施以實現申請執行人的權利，眾債權人情緒激動，引發新的不穩定因素。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於執行程序中，被拆遷人下落不明、外出躲債等情況下，故意或因其他困難無法前往拆遷部門“選房”情況下，法院能否在使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替”被執行人確定“房號”並進行司法拍賣。
一種意見認為，法院不能繞過被拆遷人徑行確定“房號”進行拍賣，即使確保了被拆遷人利益最大化也不行。被拆遷人應得的拆遷安置房系不動產，雖然並未交付被拆遷人，但具有“準物權”屬性，法院繞過被拆遷人徑行確定拆遷安置房“房號”，侵害了被拆遷人的物權。且被拆遷人下落不明，如果被拆遷人對法院選取的樓號、樓層、房號、採光不滿意，法院確定“房號”的行為對被拆遷人而言，沒有救濟渠道。
另一種意見認為，由於被執行人下落不明、外出躲債等情況，致使其無法前往拆遷部門“選房”，在確保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確定“房號”進行拍賣並無不可。即使被執行人自行“選房”，無論是自行“選房”還是法院“選房”，“選房”行為具有過渡屬性，不是為了讓被執行人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安置房，而是將所選“房屋”交由法院拍賣處置，將“房”變成“錢”，以保護申請執行人的權利。所以只要確保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即使被執行人消極不“選房”，法院可以依職權繞開被執行人確定安置房房號。
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即被法院查封的安置房符合交房、處置條件情況下，由於被執行人下落不明、外出躲債等原因，致使其無法前往拆遷部門“選房”，造成拍賣安置房存在現實困難的，在確保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的特定條件下，法院可以依職權確定安置房具體坐落，並對選定的安置房進行公開司法拍賣。
1.雖然被拆遷人應得的拆遷安置房系不動產，具有“準物權”屬性，但在未交付被拆遷人之前，具有交付條件的安置房並不屬於被拆遷人所有，在某種意義上，被拆遷人應得的拆遷安置房屬於被執行人的預期可得利益，屬於債權。
2.在確保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方面，執行部門可以提前引入詢價評估機構，對符合交付條件的所有安置房進行詢價評估，由獨立的詢價評估機構確定安置房中價值最大者，作為確定“房號”的依據，並未侵害被拆遷人的財產權益。
3.法院在確保被執行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確定“房號”，其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確定“房號”，而確定“房號”，而是為下一步掛網司法拍賣作準備。申請執行人也不是對由法院確定“房號”的安置房直接接受房屋實物抵債，而是對經公開網絡司法拍賣安置房的拍賣成交款項進行受償。
4.關於被拆遷人的救濟渠道，為使被拆人利益最大化，已經提前引入詢價評估機構確定了具有最高市場價值的房屋，以此評估價格進行公平公開的司法拍賣，對全社會、全市場都是開放包容的，最終的房屋成交價格也是經過市場充分檢驗的。被拆遷人如對法院的強制執行行為提出異議，可以提出國家賠償。法院的強制執行行為是否使被拆遷人利益最大化，是否侵害了被拆遷人的利益，可以由國家賠償進行審查，並未剝奪被拆遷人的救濟渠道。
綜上，法院的生效法律文書必須履行，這是保障司法權威及公信力，保護申請執行人權益的必然要求。在執行過程中，無論被執行人通過暴力抵抗、轉移財產等“積極”作為方式抗拒執行，還是通過不簽字、玩消失等“消極”作為的方式躲避執行，法院均有權對被執行人的財產進行強制執行，被執行人的財產包括被執行人享有的物權、債權等財產性權益。如僅因被執行人消極不“選房”而在事實上阻卻了強制執行，這將不利於司法權威及公信力，不利於申請執行人權利的實現。在提前引入詢價評估機制、規範依法公開司法拍賣、切實保障被拆遷人利益的情況下，法院可以確定“房號”進行司法拍賣，拆遷部門應當根據法院的有關法律文書協助執行。
2019.10.25《江蘇法制報》 作者：開發區法院 王海忠 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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