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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與管仲，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所面臨的歷史環境也千差萬別。比較兩人的治國之才，其實很難。只能問，如果周公處在管仲的環境下，周公能否力助齊國稱霸？管仲如果處於周公的環境下，能否成功平定商人叛亂，安定周人天下？

但是這兩個假設，在歷史上已不可能發生，當然也就很難知道確切性答案了。

周公剛主政時，天下就突發大亂：“三監”勾結商人叛亂，周人內部對周公主政疑心重重。在外部，“三監”與武庚結成了同盟，勾結東夷、淮夷反抗周人統治；內部像召公姬奭（音巳），這樣的重臣都對他產生了疑心——“(周公)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周人實力，與武王伐紂之時差不了多少，但在此時，周人所面對的敵人卻比武王時期要多得多，周人內部也因權力分配的難題而面臨著巨大的分裂。如此形勢下，究竟該如何平叛？

周公最終做出了他人生中最為重大的決策：主動出擊中原、再次東征！

然而，這一決策卻意外地遭遇到周人的強烈反對：武王臨終前，早就定下了“我圖茲殷，其唯依天”的戰略決策，你還敢公然違背？！莽莽撞撞地一頭衝進敵人老窩，這簡直是拿周人性命當兒戲！

可是，在眾人的一片反對聲中，周公最終還是決心親自東征，並最終成功地平定了商人叛亂。

周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看到了商人叛亂的軟肋：商紂王統治多年，殘酷地壓迫各族百姓，使得商王族在商國中下層中間已是人心盡失。短短兩年內，作為傀儡的武庚無能施德於民，也就無法贏得商民眾的同情與支持。所以，武庚集團雖然貌似無比強大，可是卻並未得到最廣大商族基層老百姓的普遍擁護。

在平定商人叛亂的過程中，周公就開始對周王國的體制進行建設。史書稱他：“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行，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可以說，他才是周王國八百年基業的真正奠基人！

周公能在短短七年間做出這麼多的功業，稱得上是位天才。然而，如果管仲處在他的位置上，能否作出同樣的業績？

管仲本身，也是周王室後裔，他是周穆王的庶子後代，到了父親這代時，被迫流亡到齊國，成為諸侯手下的大夫。管仲成人時，父親去世，家境貧寒，管仲甚至被迫從事在周王國體系下最下賤的經商來維持生活。

因此，管仲人生的起點明顯就不如周公高。

管仲時代，還有一點很明顯的特徵：春秋時代是周公當年所建設制度的弊端全面爆發的時代。

封建制，使得各諸侯國獨立傾向，缺乏了對周王室的輔佐；宗法制，使得社會人才使用效率日漸低下，人力資源成本高企；藉田制，生產效率低下，讓周王國轄區內的各大諸侯國經濟實力長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因此，管仲要想助力齊國得到大發展，勢必需要針對周公當年定下制度的一些弊端進行改革。也就是說，管仲的某些政策，恰恰是對周公政治的否定。

從現有文獻來看，管仲對周公制度改革的主要方面體現在對宗法制和藉田制的微調：用人方面改革人才選拔機制，建立了一套從基層選拔人才的機制；在土地制度方面，提出了“相地而衰徵”的措施，將“野”之土地私有化。

其次，管仲還師從周厲王，創立了“官山海”政策，極大地增強了齊國經濟實力，助力齊國在短期內迅速成為諸侯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