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杜鋼建、諸玄識、李國防等人提出的“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英語起源於中國”之說，讓很多人驚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
其實，他們不是“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的發明者。
以康熙皇帝為首的清代朝野知識分子，早就發現了“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這個不得了的“驚天之秘”，而且一本正經地做了非常多的的所謂“論證”。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只是一種零星的見解。
比如，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曾說，“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明代，西方傳教士傳入了畢達哥拉斯定理，黃宗羲發現其與中國的勾三股四弦五之術相通，於是認定是西方人“竊”了中國的勾股之術。顯然，黃宗羲忽略了“各自獨立發現”這種可能。
類似的說法也見於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方以智和王錫闡。
方以智認為，西方的歷法雖然精準，但其實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皆聖人著急所已言”——聖人們早就說過了，只不過後人不爭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我們這邊失傳了，西方人卻把我們老祖宗的東西撿了起來，還進一步將之發揚光大。王錫闡則稱，西方曆法的創新優異之處，“悉具舊法之中”，全在中國老祖宗的舊法當中，“西人竊取其意，豈能越其範圍？”，西方人不過竊取了我們老祖宗的東西，並沒有超出中國固有文明的範疇。
但黃、方、王三人的影響力，在當時頗為有限。真正讓“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成為舉國知識分子皆知之顯學者，乃是康熙皇帝。
眾所周知，康熙是一個非常好學之人，曾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學、地理與天文曆法。不過，康熙的“好學”，並非真的對知識本身存有興趣，而是帶著強烈的政治目的，為的是折辱漢人知識分子，消滅他們在“學問”方面對滿洲所擁有的心理優勢。
故此，康熙從傳教士那裡學了天文曆法，轉頭就會把李光地等人召來，要當著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的面，證明《堯典》之類的古籍是錯的；他從傳教士那裡學瞭如何用數學計算河水的流量，也會轉頭召集群臣當場示範，使群臣們“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從而達到折服漢人知識分子的目的。其結果，則如姚念慈在《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一書中所總結的那般：
“至康熙後期，……學術領域中的領袖，也只有玄燁一人。他自恃周知萬物，又無書不覽，學術已凌駕漢人之上，意得志滿之態往往難以掩飾。……玄燁雖不承認自己生而至聖，但學而至聖，他是當仁不讓的。”
借傳教士之學問以打擊當代漢人知識分子的同時，康熙又以“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之說來打擊傳教士。
康熙曾寫過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論》，宣稱西方曆法起源於中國——“歷原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西曆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他們學到之後代代增補修繕，所以現在比中國本土所傳要精密。他還宣稱數學也起源於中國——“夫算法之理，皆出於《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西方的算法，全部出自中國的《易經》。
圖：康熙像
康熙負責給結論，下面的知識分子負責“論證”該結論的正確性。比如，號稱康熙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得李光地開示，熱烈歌頌了康熙的見解，是此前歷代學者“皆所未及”，然後“全面論證”西方天文學即中國古代的“周髀蓋天之學”，且腦補出了一條“合理”的文明西傳之路。在這場所謂的“論證”之中，梅一再表態，稱自己對康熙所提出的“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之說，拜服得五體投地：
“伏讀御製《三角形論》，謂古人曆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大語煌煌，可息諸家聚訟。”“伏讀聖制《三角形論》，謂眾角輳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傳西土。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哉聖人之言，可以為治歷之金科玉律矣。”
同樣必須拜服得“五體投地”的，還有宮中的西洋傳教士。康熙御製《數理精蘊》裡說：
“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曆法，間明算學，而度數之理漸加詳備，然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流傳。”
大意是：湯若望、南懷仁這些人很懂曆法，也很懂算學。問他們這些學問是從哪裡來的，他們都說是從中土流傳過去的。
內有“學術界”的擁護，外有傳教士的認同，“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之說，遂成為了康雍乾嘉時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皆有“創新”。
比如，活躍於嘉慶、道光時代、集學者與官員於一身的阮元，曾宣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哥白尼地動日心說，有可能源自張衡的地動儀：
“張子平有地動儀，其器不傳。就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於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
大意是：張衡（字子平）的地動儀沒流傳下來。我認為，所謂地動儀能測知地震的說法是不對的，地動儀應該是一種“地動天不動之儀”，和傳教士蔣友仁帶來的“地動說”是一回事，後者可能源自前者，或者獨立發明彼此暗合。
活躍於嘉慶時代的鄒伯奇，則論證得出了“西學源出墨子”的結論：
“西人天學，……盡其伎倆，猶不出《墨子》範圍。……《墨子》俱西洋數學也。……故謂西學源出《墨子》可也。”
鄒伯奇的這一“發現”，俘獲了眾多的晚清知識分子。
比如，光緒年間出使西方各國的薛福成，曾認定“泰西耶穌之教，其源皆出於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學、力學與機器船械之學來自《墨子》，連“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與“千里鏡顯微鏡”，都不出《墨子》的範圍。此外，薛福成還說，西方的星算之學，源自中國的《堯典》《周髀》，西方的火輪船，是中國的“木牛流馬之遺法”。
大略同期的馮桂芬、鄭觀應、王韜、陳熾等人，也均曾宣揚過“外人晚於中國，必定食我之牙慧”“西法固中國之古法”“西學竊我餘緒”“西法之本出乎中”等論調。他們進而認為，向西方學習，師夷長技，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沒什麼大不了，並不構成對華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時代，所謂的“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這個層面。進入道鹹同光時代之後，“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這種論調，開始涉及思想文化。
比如，出使日本的黃遵憲，雖也同樣認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於墨子”，但他論述的重點，已不止於科學技術，而是：
“餘考泰西之學，其源流皆出於墨子。其謂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汝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大意是：根據我的考證，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西方講人權，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講愛鄰居如愛自己，源自墨子的“兼愛”；西方講上帝和靈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再如，薛福成出使歐洲，對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有直接的瞭解。他在日記中宣稱，中國在堯舜時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的中國古代傳說，即“今之民主規模也”；西方的學校、醫院、監獄、街道，均存有中國的“三代以前遺風”；上下議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國古代找到源頭。總之，西方政教凡“合於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國家都很強盛，反之則亂象頻生。
1895年，嚴復撰寫了《救亡決論》，對上述種種“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的論調，做了辛辣的諷刺。
他說，現在有一些人，自居名流，對西學並不真的瞭解，只憑著一些轉述耳聞，然後再從中國的古書中搜獵相似的言辭，就敢於放言，說什麼“西學皆中土所已有”。這種人，實在在是“其語近誣，誣時討厭”，非常可笑。嚴復進而感慨道：
“有此種令人嘔噦議論，足見中國民智之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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