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遠征主演話劇《司馬遷》劇照
“史遷與《史記》因為正義而永生。史遷求“成 一家之言”，已是哲人。他是語言大師，擅長修辭，卻不炫耀此技，而守實錄之史德，求真意志牽引著他，以語言為劍， 刺破權力的道德謊言，唯求個性化的生命力之再生。後世史家與之無可相比者，正在於此。”
《歷史與正義：司馬遷如是說》
序言
閱讀《史記》多年，我雖自覺有話可說，卻一直保持沉默，沒人知道《史記》是我的最愛。直到有一天，我確信史家司馬遷是自殺的，而且，他在毅然決然地告別塵世時篤信， 《史記》必定使其永生，我才打破了沉默，開始講述史遷及其作品。
一位不曾謀面的年輕卻資深的編輯向我提議，將近年來講述《史記》的錄音整理成書。我信任他的判斷，挑選、改定了這六講，取名《歷史與正義》，期盼與讀者一道傾聽史遷的訴說。
正義是形而上的人類信念。無論人們如何界定正義，它都關涉人世間秩序創立的倫理品質，關涉立法者的精神氣象，關涉個體的生存質量與尊嚴，關涉人心世故和文明形態轉換的價值評判。史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毫無疑問，他要追尋的正是中國正義及其真相；格局卻是人類的、世界的。
史遷洞察帝國制序創立的秦漢時代，判定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展示出的立法者的精神氣象，要麼是暴戾的，要麼是陰柔的，都呈現出奴隸道德的倫理特質。他拒絕大而無當的空言，冷峻地打量自“五帝”時代以降，中經“三代”，迄至他置身其間的當朝的文明演進史，藏溫情於骨中，傾力打撈在此演進歷程中閃耀過的生命的個性與歲月的輝煌，傾情刻畫那些凝固於重大歷史事件中富於個性和德行的多姿多彩的生命形象，傾心揭露文明形態轉換過程中那些掩埋和扼殺生命力的制序的陰柔、狠毒與暴虐品性。因此，“述往思來”的《史記》 展呈給人們的，是一幅融漫長久遠的時間與寥廓深邃的空間為一體的史詩畫卷。
漫遊於歷史長河中的史遷心靈異乎尋常地敏銳。在冷酷而陰森的現實中，他孤獨地擁抱著、溫暖著那一座座指向正義的生命路標。他用文字書寫、傳承下來的有關文明的歷史記憶，既有與真的相擁，也有與假的揖別，既有與善的相親， 也有與惡的抗爭，既有與美的相融，也有與醜的疏離。正義的信念，林林總總的一切，儘管錯綜複雜，卻又錯落有致，儘管跌宕起伏，卻又雍容大度，正所謂“無韻之離騷”。史遷是絕望的，文字卻極富靈性，永久地散發出啟示未來的靈光。
我敬仰形而上學，卻又始終信賴並暢遊於文學空間。抽象地規範性演繹並表達的現代學術，讓語言喪家了，讓個性流亡了。而《史記》是融文史哲為一體的生命悲歌。在我看來，缺乏生命感的任何正義學說，充其量都不過是精緻得讓人眩惑的文字遊戲罷了。因此，正義為懷，而說事品人，將嚴肅的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融化於鮮活的生命氣息之中， 是我在講述《史記》時，所要努力追求的言說風格。說到史遷的生平，可靠文獻只有兩種，一是《太史公自序》，一是《報任安書》。班固就是據之而編撰《司馬遷傳》的。
這兩份文獻均出自史遷本人，假如史遷對其個人的生平十分看重，他完全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記述得清清楚楚，可他偏偏語焉不詳；寫給朋友任安的書信分明是份絕命書，卻依然被後世學人視為懸案，而引發了諸多學術考辨和推算。其實，史遷的生平是自覺地成就不朽的生命歷程。當他痛苦而絕望地接受宮刑，含悲忍辱，繼續其作品創作的時候， 就已經徹底實現了心靈的昇華——“以不死而殉道”，憑藉常人難以想象的激情和堅毅，冷峻地掀開包裹血腥而醜陋的人心世故的虛幻的道德面紗，敞開從“三代”王權到秦漢皇權的權力真相，撥開掩埋個性化生命色彩的滾滾歷史風塵，因此而超越了肉身經受過的一切磨難與屈辱。
《太史公自序》中 一句“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既融合了時空，又超越了 時空，只詩意地保留了對塵土的記憶——那是必定朽壞的肉身的歸宿；《報任安書》則是聖潔靈魂的最後表白，個人不朽的問題已然轉換成了關涉生命意義的哲學問題。
史遷不是在任何宗教意義上轉換個人不朽問題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史記》是一部英雄史。因此，我在收入本書的開篇與結尾兩講中，重點講述了戰爭英雄項羽和文化英雄孔子。其實，英雄的命運是貫穿本書的思想線索。
英雄的內涵是什麼？這是在我的講座現場，曾有點評嘉賓提出的嚴肅問題。提問者以生活於19世紀的蘇格蘭人托馬 斯 · 卡萊爾著名的英雄觀為參照，對我關於孔子作為文化英雄的講述進行了質疑和批評。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這位經營語言迷宮的文學大師，卻在其《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一書中，異常簡潔而清晰地概述了卡萊爾的英雄觀。儘管卡萊爾留給世人的是極端悲觀主義和無神論者的形象，博爾赫斯則洞見了其固執的加爾文主義者之精神基調和底色。正當西方民主運動凱歌行進時，卡萊爾令人震驚地指出，民主是因為找不到能領導人們的英雄而絕望的表現，不過是一場帶有選舉箱的混亂罷了。這種政治理論極容易讓當代人聯想到二十世紀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納粹主義。
卡萊爾的英雄觀集中表達在其《論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這是一部由六篇講演稿組成的書。穆罕默德將阿拉伯人推向了一場迄今尚未平息下來的戰爭之中，卡萊爾的六場講演源於他當時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穆罕默德，阿拉伯人將會怎麼樣？他並非就事論事，而是企圖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歷史觀。而在此之前出版的《舊衣新裁》一書中，他就已經提出：世界歷史是聖典，是本《福音書》，偉大的人物就是聖典的神經中樞，是福音的締造者。
在演講中，卡萊爾滿懷激情與自信，且不乏真誠地說道：“世界歷史以及對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作所為的描述，實際上是對那些曾在同一時代工作過的大人物的描述。他們是人類的首領，是塑造者，是榜樣。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他們創造了人類的事業並取得了成就。”他甚至直截了當地宣稱：“世界歷史是大人物的傳記。”在卡萊爾的歷史觀中，英雄無疑是世界歷史的原因。
史遷的英雄觀與卡萊爾的英雄觀顯然大相徑庭。在卡萊爾的作品中，數量極少的英雄近乎半神，絕非凡胎肉身，統治那無窮盡的註定下地獄的下等人，乃是其神聖的使命。可 在史遷的英雄譜中，有帝王將相，有謀士客卿，有文人騷客， 有刺客遊俠，有商販工匠，有江湖郎中，有贅婿倡優，有日者卜筮，不分男女老少，無論廟堂江湖，各色人等共存，且不以成敗論英雄。而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壓根兒不構成史遷 的敘述結構，史遷極其厭惡作為倫理和政治秩序的等級制度。博爾赫斯沒忘記告訴人們，卡萊爾心中一樣刻有正義的尺度，且認為歷史與正義相交織。只不過正義做出的評判是， 誰值得勝利誰就能獲勝。
依據這條定理，直至滑鐵盧的那天早上，拿破崙的事業都是不可懷疑的，但是到晚上十點就變 成非正義和可憎的了。這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在史遷的歷史觀中，英雄其實就是生命力和個性化的代 名詞。個體生命能否有條件涵養陽剛的、個性化的精神氣質， 有尊嚴的生與死，是史遷評判一切倫理和制度秩序是否正義的關鍵準則。
在《史記》中，正義意味著個體生命實現其價值和尊嚴的無限可能性；英雄之為英雄就在於，他有勇氣和智慧追求並實現了某種可能性，從而讓人類世界生機盎然， 豐富多彩。史遷的英雄觀讓人鄙夷卡萊爾的英雄觀，但因其思想本 身的個性，仍可納入史遷的英雄譜。不是嗎？博爾赫斯告訴我們，1833 年 8 月，年輕的美國作家愛默生拜訪了卡萊爾夫婦，卡萊爾當時正在評註他認為是“連接兩個新舊世界最佳橋樑”的吉本的史著；十多年後，愛默生出版了在思想方向上與卡萊爾完全不同的演講集，取名為《代表性歷史人物》。
他視英雄為人類實現自身可能性的最佳榜樣，而這些可能性存在於每個人身上，他舉例說，品達證明了自己寫詩的能力， 斯維登堡或普羅提諾證明了自己能夠進入迷醉狀態。或許是針對自己不贊同但尊重的卡萊爾的思想個性，愛默生說：“在所有的天才著作中，我們都可以找到曾經屬於我們自己但被 我們拒絕的思想。這些思想帶著異國他鄉的莊嚴又回到我們 身邊。”他甚至認為：“世界上浩瀚如海的書籍都是一個人編寫的，書中的主要內容是那麼地統一，使人無法否認這些書 出自一位博學多才無所不知的先生手筆。”
愛默生與史遷應屬同道，他所稱道的這位“先生”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個性，就是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無限可能性；他所謂的那個“統一”其實就是人類的正義信念，就是世界的良知。
愛默生
也正是通過“書籍”，史遷完成了個人不朽問題的轉換， 在遭遇宮刑之後，他喟然而嘆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儘管身體遭摧殘，內心亦傷痕累累，他仍要忍辱負重地完成自己書寫的使命，為後世保存一份關於中國正義的記憶。這無疑展示了他自己的個性，實現了存在於他自身的可能性。史遷自信地將自己寫入了英雄譜，成就了《史記》的最後篇章。
無疑地，史遷與《史記》因為正義而永生。史遷求“成 一家之言”，已是哲人。他是語言大師，擅長修辭，卻不炫耀此技，而守實錄之史德，求真意志牽引著他，以語言為劍， 刺破權力的道德謊言，唯求個性化的生命力之再生。後世史家與之無可相比者，正在於此。
我曾兩次遊歷坐落於韓城的漢太史司馬祠，並登臨華山之巔，不是為了運氣式地發現有關史遷生平的什麼線索，而 是為了懷想這一孤絕的高貴靈魂，憑弔這一視死如歸的偉岸人格。遊歷中，我的心緒如深秋般寧靜，閱讀《報任安書》 時湧出的尖銳刺痛暫時逃逸了，猶如天宇般邈廓的文學世界洞開了心底。
我彷彿走進了囚禁史遷的蠶室，那裡黑暗而光亮，正義與邪惡兩股力量較量著，破壁而出，彌散於天地間。《史記》中那一個又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竟然不斷地湧現於腦海，是他們讓我確信，個性化的生命必定不顧重重險阻，披荊斬棘，不斷拓展、延伸中國正義的歷史行程。
博爾赫斯評論說：“卡萊爾是一位浪漫型作家，具有平民的嗜好和品行。愛默生是一位紳士，一位古典型作家。”史遷 不是一位“古典型”作家，他是一位高貴的古典作家。不同於西方古典史詩和古代史書，整部《史記》中，沒有些微神的身影，記敘的全是人事。因為神的缺席，史遷記敘的中國正義獨具意蘊，別有一番滋味瀰漫於字裡行間。
如果說，神的自信之所以有讓凡人膽戰心驚的力量，恰是因為凡人不能自信，那麼，凡人一旦自信起來，造神本身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史遷篤信，正義之光源於人性，在靈魂深處燃燒，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淨化，進而淨化世界，誠如《悲士不遇賦》所云：“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
崇尚古典世界而敵基督的尼采曾謙遜言道：“只有在閱讀愛默生的作品時我才感到自己的心與他如此貼近。我無權吹捧它們。”我在本書中數次提到尼采，且在第一講的最後如是 說：“史遷與尼采的確是孤獨相望千年的知音；在他們‘重估 一切價值’的孤絕之思中，我彷彿看到了人類新文明的一抹 ‘朝霞’。”
我確信，史遷精神不死。瞧！他微笑著，靜默著，靈魂在天際線上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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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遷其人的心靈傳記
《史記》其作的信解詳註
華夏文明的千年回望
全書以講稿形式呈現，共六講，六個角度剖析《史記》文本。繼而以此為引，一路引向史遷其人——他的品、他的思、他的志、他“偉大而孤獨的心靈”；一路引向《史記》其作，撣去歷史積塵，凸顯其作為心靈史、英 雄史、文明史、當代史、諫書的本質和價值。在此基礎上，作者一氣化三清：化身“人性”戰士，請文王武帝下神壇，拉紂王始皇出鬼域，尋回了周公孔子的凡胎肉體，還華夏族一部“人”的歷史；化身孤獨心靈的知音，前追孔子項羽，後攜木心尼采，回應司馬遷那回響千年的孤絕心聲；化身解牛庖丁，持史遷所鑄英雄觀與正義觀兩把牛刀，遊刃於華夏文明演進的歷史長河，解離個性與教化、權力與道德、制度與正義的真相與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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