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始，醫生醫事微信平臺開設“遇見·腫瘤大咖”專欄，選擇全國在臨床和學術範圍內的頂級腫瘤醫生，講述他們的喜怒哀樂和理想情懷。
2019年第三季②我國胃腸腫瘤外科著名專家、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院長蘇向前教授。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謝，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醫生表示敬意。
總第⑯期
文／戴志悅（戴戴）
手術檯上，一位直腸癌患者。醫生在腹腔鏡下切除腫瘤，把直腸斷開，然後在腹部開了一個口，從裡面把直腸與造口連結縫合，再把手術床側旋，把肛門切除、縫合。從此，這位患者的排洩將通過腹部的造口袋來完成。
我站在手術檯邊感慨萬分，脫口而出“造口人”三個字——這是大家慣用的一種稱謂，我說出來時並沒有多想。手術檯上的蘇向前聽到這三個字，抬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低下頭繼續手術，聲音從口罩後傳出：“他是癌症患者，不是‘造口人’，請不要這樣稱呼他，這樣的稱謂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我頓時汗顏，同時為幾年前自己採訪這個人群生存狀態而寫作的一篇“煽情”文章沾沾自喜而感到羞愧，很多的傷害，常常是被這種“無意識”而造成。
蘇向前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胃腸腫瘤中心四病區主任。他開創並領導的科室，是全國腫瘤專科醫院中首個以腹腔鏡微創治療胃腸腫瘤為特色的科室，科室創辦至今整整10年，如今已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年均完成胃腸腫瘤腹腔鏡手術居中國北方地區之首，成為我國北方地區最大規模的“腹腔鏡胃腸道腫瘤微創治療培訓基地”。
（蘇向前教授在查房中。攝／牛宏超）
1
外科醫生是用技術說話，醫生有成長週期。
國際上胃腸腫瘤微創是從1991年開始，我國首例手術在1993年，但初期因缺少確鑿證據支持，加上醫生和患者認知和接受度所限，微創腫瘤微創技術未能快速普及。到2001年，國內綜合醫院普外科，腹腔鏡基本還僅限於膽囊切除，腫瘤外科領域普遍推廣是在2005年以後。
蘇向前：
“一個新的事物被接受總有一個過程，不管是醫生還是患者對腹腔鏡這一新技術都是慢慢開始接受和認可的。當結束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留學，我已經滿懷信心要創辦胃腸腫瘤微創科室。
我最先是2001年在香港亞洲微創培訓中心與腹腔鏡技術第一次親密接觸，2003年再次赴港研修技術，到2006年在我們醫院開展了第一臺腹腔鏡下直腸癌根治術。這位病人是一名北京的男性患者，中位直腸癌，病人比較胖，手術難度高，用時很長，不過最終效果還不錯，而且保留了肛門。”
經過一年的緊張籌備，籌經費、引人才、進設備、招學生，到2009年4月7日，一個全新的胃腸腫瘤微創外科平臺，也是國內腫瘤專科醫院中首個胃腸腫瘤微創中心正式成立並開診。
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作為全院最年輕的一個外科科室，不僅新技術本身需要完善，還有年輕人需要成長，團隊需要磨合，病例需要積累。
“腹腔鏡技術尤其要求團隊協作，一個團隊能不能熟練地掌握這一技術，精益求精而臻於至善，充分發揮這一技術的優勢，為患者帶來高水平的醫護，為推動學科發展做出積極貢獻，這是需要腳踏實地、執著堅守、專注投入和拼搏奮鬥的。”蘇向前說，最初幾年，團隊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逼迫式”成長。
（蘇向前教授與科室年輕醫生在溝通。攝／牛宏超）
胃腸手術之難在於解剖複雜，血管多。開放手術，主刀醫生身邊可以有三個人上手幫忙，而腔鏡手術只有兩人上手。
“我們先是在手術檯邊觀摩，到能給主任當扶鏡手，再到能站到主任對面當一助，最後才能成為主刀。”經過這樣嚴格進階過程的80後醫生邢加迪，如今已是科室副主任醫師，獨擋一面，對個人蛻變成長的磨鍊和艱辛記憶猶新，但也坦言很自豪能成為這一優秀團隊的一員。因為蘇向前主任對團隊成員的成長進步可謂傾注心力無微不至，年輕醫生從手術每一個動作開始訓練，鏡子的擺放，鉗子的角度，所有的手術動作全部標準化。
在蘇向前看來，微創治療是一種理念，能通過先進的醫學科學技術和手段、器械、藥物，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儘可能為病人減少痛苦增加獲益，這是醫者的目標和追求。
腹腔鏡技術與傳統的開腹手術面對的病人、疾病種類、治療原則一致。“目的地和起點都沒有改變，只是實現的過程和手段有所不同，讓病人經歷的痛苦小、創傷小、身體打擊小、恢復快，這些益處是顯著的。”蘇向前說。
技術更多的是個體化訓練，流程則是將個體化零為整成為一個團隊。通過流程的設計和優化來提高團隊的醫療水平和整體素質。
（蘇向前教授查房後前往手術室。攝／牛宏超）
蘇向前管理之細，從他的門診可見一斑，他會要求診室裡每一把椅子都安排有序，甚至地上的水杯是哪名患者落下的，他都能記得清清楚楚。
有一天查房，蘇向前發現患者的輸液管和胃腸沖洗管道混放在病床的同一側，很嚴厲地批評了護士。他反覆強調過，輸液的管道和胃腸沖洗的管道一定要分放在病床的兩側，一邊是血管體系，一邊是胃腸管道，以避免忙亂出現差錯。
“這不是吹毛求疵，我們設計的每一個制度和流程背後，都是基於患者安全的考慮。”蘇向前說。尤其對於這個如此年輕的科室，在一切還未定型和流程化之時，他必須事必躬親，甚至包括年輕醫生護士的髮型、衣著、廁所異味兒等等，都要盯住改正。
技術要快速提高不容易，需要時間週期和高強度的訓練，而更不容易的，是讓年輕人學會擔當。
邢加迪說：“他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是‘如果你就是最高年資大夫，你怎麼辦？’這是讓我們從小大夫開始就不要養成依賴的習慣，認為出事了有上級大夫扛著，年輕大夫也要有很強的責任心和擔當。”
蘇向前說，以前不懂什麼叫動車，後來才知道動車是每節車廂都有獨立的動力系統，就算沒有火車頭或者中間拔掉幾節，車廂也能單跑。他希望自己的團隊的每個人也像動車車廂一樣，能一起向前飛奔，也能獨立工作。
“在美國，住院醫培訓結束後就可以獨立行醫了，每個人對自己醫療行為負責，我們的國情不同。對年輕大夫，上級大夫不投入心力培養的話，他們就成長不了，也擔不起責任。我們是一級帶一級，這就導致越到小大夫容易依賴性越強。”但他希望，每個醫生都要有擔當，努力提高自己的醫療水平，對待病人，也要有獨立的分析，獨立的思考。
（蘇向前教授在手術中。攝／牛宏超）
2
蘇向前用近乎苛刻的培訓和細節管理，逼著團隊裡的年輕醫生快速成長，長成醫生應有的樣子——責任和擔當。
要改變一個人，氛圍很重要，就像培養孩子需要把他們放在利於他成長的環境和氛圍中，“我們的年輕醫生的成長，缺乏這樣的環境，很多年輕醫生覺得很痛苦。”他說。
在美國學習了兩年，給他帶來的改變是巨大的。“最大的收穫是人性，懂得了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尤其作為一名醫生如何去尊重患者，如何去醫治病人，這是一種從心底改變的東西。”他說。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蘇向前一位在美國的同學，把學醫的女兒送到國內醫院來實習，在蘇向前科室和同齡的中國醫生一起工作了一個月。這位在美國當醫生的華人女孩，給所有人很大觸動。
“我們年輕醫生總說累死了，天天回不了家，一聽這個女孩兒說美國的住院醫一週工作90個小時時，大家全‘啞’了，原來美國年輕醫生比我們還辛苦，但他們比我們Happy。”蘇向前說。
女孩在北京住在舅舅家，第一天實習舅舅開車把她送來，晚上回家的時候，蘇向前問她怎麼走，她說自己打車。“為什麼不讓舅舅來接？”她說：“為什麼讓他接啊？我是成年人了。”
一件小事，讓蘇向前感慨萬分：“國外的孩子很多都能很平靜地對待自己生活中的艱辛和困苦，而我們的孩子，很多人恨不得什麼都要別人照顧，否則就覺得落差特別大。”
女孩跟著蘇向前出門診時，會很有耐心地清晰解釋疾病，回應病人感到痛苦的各類問題。蘇向前觀察了很久，能感覺到她從事醫療工作時是發自內心的愉悅。
女孩回美國後，蘇向前和科裡年輕人聊天，問他們這個女孩和他們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有人說視角不同、高度不同、見識的病人不同、經驗積累不同、環境不同、體制不同、國情不同……洋洋灑灑總結了很多不同。
蘇向前說：“你們說得很對，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她工作很快樂、開心，而你們快樂嗎？我們常常很容易沉浸在對艱辛、困難、挫折甚至等待的怨天尤人裡，導致心理失衡怨天尤人。”
讓每個人感到快樂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但快樂的感受是一樣的。比如，春節時女兒得到爸爸送的一輛法拉利跑車很高興，而楊白勞給喜兒送一根紅頭繩兒，她就很快樂，紅頭繩帶來的快樂不亞於法拉利。
醫生很累，但累不等於不開心。醫生最大的快樂取決於是不是能夠通過你的努力使病人真正康復，或者通過你的努力讓他達到近期或者中期比較滿意的結果，這應該是醫生最感到開心的事情。
蘇向前還是年輕醫生時，妻子經常會抱怨他“又耷拉著臉回來”。“其實我不是不開心，而是腦子裡一直在想某個病人的治療接下來該怎麼辦，腦子根本停不下來，總不自主地在思慮這些事情。”如今已經是老大夫的蘇向前，依然經常為病人的事停不下思考，甚至把女兒都忘了，好幾天都想不起給她打個電話。
“人的成就感和快樂是一致的，與具體帶來快樂的東西無關。”蘇向前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帶來一些改變，好的環境和氛圍才更利於人才和團隊的培養和成長。
“塑造一個醫生應該是全方位的，積累臨床經驗，學習新的醫學技術，提高診治能力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還是要讓他從內心發生改變，讓他在成長進步中體驗到快樂和成就感。”蘇向前說。
（蘇向前教授在門診中）
3
微創中心剛剛成立不久，蘇向前曾和一名患者有十年之約。
患者老劉是敦煌的一名幹部，胃癌很晚期，化療後找到蘇向前做手術。手術恢復得很好，之後又打化療，幾度打擊下，老劉的身體合併感染出血，一直住在蘇向前的病房。
在這個過程中，老劉家裡也發生了很多故事，老伴兒在陪他的過程中抑鬱了，只能回蘭州老家由兒子照顧，兒媳婦即將臨產，兒子一人兩頭跑忙得焦頭爛額。老劉在做完手術後，對蘇向前說的第一句話是：“蘇大夫，我一定要請你去敦煌看壁畫。”蘇向前說：“好，十年以後，我等著。”
和腫瘤醫生的這個十年約定，老劉終究還是爽約了。2010年的春節前大年29，住在ICU的老劉病情惡化，但神志一直很清楚，他對每天都來看自己的蘇向前教授說：“蘇大夫，你去忙別人吧，我這兒沒什麼事兒要忙了。”說完這句話之後兩三個小時，他就走了。
等到父親後事完善以後，老劉的兒子找到蘇向前，說：“蘇教授，我十年後替我爸還願請您去敦煌。”
“只是一個口頭約定，是患者和家人表示感謝所說的話，但也是在治療過程中我們給予的醫護和關心，讓患者感受到我們盡力了。只有是得到了足夠的關懷和照護後，才能在最後平靜地說出那番話”蘇向前說，“醫學不能治癒每一種疾病，不能治癒每一個病人，醫生要做到的是有時治癒,常常關懷,總是安慰。”
對醫學的侷限，醫患之間的認知常常出現偏差，這也是造成目前醫患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患者“來看病”，默認的目標就是“治好病”，但醫生知道很多病是治不好的，“比如癌症，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可以治癒，一小部分可以改善，大部分只能是緩解。”蘇向前說。
“現在醫生稍微做不好一點都會讓人質疑‘你為什麼弄不好’，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手術檯上不夠努力，而是醫生沒讓病人明白，這樣的結果對這種病來說，已經是最好的了。可是患者容易盲目期待，這個過程中，就需要醫生投入時間和心力去溝通，讓病人充分知情、科學決策。”他說。
所以，談到醫患關係，蘇向前認為更多的主動權是在醫生，但醫生常常忽略了這些。“醫生從年輕到成熟，醫療水平和能力會有差別，但是服務能力和思想覺悟不分年齡，在我還是小大夫的時候，很多同事就羨慕我很會管病人。”他說。
蘇向前剛當醫生的時候收到過一個小禮物，現在還珍藏著，是特別舊的一個小的半導體。那名患者的家境不好，生病後每天陪伴他的只有這個小半導體，走了之後，他兒子拿來這個東西找到蘇向前，說：“我爸爸生前反覆囑咐我，要把他最的這個心愛之物送給您。”
“會管病人”就是能得到患者的信任，常常與醫療水平高低不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醫生的投入和付出。
（蘇向前教授在手術中。攝／牛宏超）
4
“醫學從來不是100%，很多的結果不由醫生決定的，所以如果醫生完全靠結果導向來回答病人，註定會出現承受不了結果的情況。”蘇向前說，這就是溝通的重要性。
早些年，蘇向前就堅持在患者中進行調查，收集患者最想知道的問題，然後根據這些內容制定出醫生的溝通規範，總原則就是要第一時間回答病人最關心的問題。
溝通，是蘇向前認為醫療服務中最重要的內容，不僅要溝，最重要是通。
“我們不缺優秀的手術技術、先進的設備，這些都是相對好搞定的，更缺的是服務他人的心，這意識的養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蘇向前說。
為此，他在科裡實施了患者滿意度反饋制度。“我反覆跟醫生、護士講，病人不是我們的親人，你可以讓你父母不滿意，他們也依然是你的親人，但我們要讓病人滿意，因為病人信任我們將性命相托於我們。”
蘇向前——
有些觀念一定要改過來，患者來醫院是希望得到醫療服務。 病人來醫院總說：“我要求不高，能治好病就行了。”把癌症治好？這本身就是一個難以甚至不可能完成的目標，“醫生要做好服務，這種服務包括溝通、解釋、交流，然後給予安慰或者關愛。”
在這服務中，關愛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溝通。
什麼叫溝通？我經常問年輕大夫：“你跟那個患者說了嗎？明天給他做手術。”回答：說了，沒問題了。第二天我讓病人說說，昨天醫生怎麼和他說的，我一聽，年輕醫生的確是說了，但溝了沒通。
再舉一個例子，同樣是一會兒去藍軒（作者注：北大腫瘤醫院西門內的咖啡廳）吃午飯，我對你說和對加迪說，我要付出的解釋是不一樣的。你沒去過藍軒，會一腦門子的問號，藍軒是什麼？在哪裡？怎麼走？吃什麼飯？貴嗎？而加迪是本院的職工，不需要再說什麼，他自己就去了。這就是為什麼同樣一個事兒，告訴不同人，你要付出的解釋和溝通是完全不一樣的。而如果你帶著這麼多的問號沒人給你回答，或者其中一個環節沒講清楚，你可能就跑到北門去找了，或者進去吃完之後覺得太貴了，你是什麼感受，你能滿意嗎？
但如果我提前主動告訴你，藍軒是我們醫院西門邊的一個食堂，今天中午的工作餐就湊合在這兒吃一點兒，是自助餐，30多塊錢一個人，你可以吃自助也可以單點，可以刷卡也可以交現金，我一會兒帶你去，或者告訴你怎麼走。你的感受怎麼樣？應該會非常舒服。
再回到去藍軒吃飯的事，藍軒能做出什麼飯來，這是我們不能改變的，也就是說醫生能給病人什麼真正的醫療服務是固有的，但聊或不聊，對方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缺的就是這種溝通、交流。
我設計的滿意度就是希望回答病人特別想關心的問題。病人住進來以後，家屬最關心的問題是爸爸病重不重？能好嗎？有危險嗎？我們要第一時間就把他最關心的問題回答了，否則病人和家屬滿腦子問號，之後也容易出現糾紛。
醫學本身和醫療行為沒有改變，能改變的是我們如何去溝通。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科室提供）
（感謝志願者黃錦花對文章進行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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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戴（戴志悅）
曾任人民日報《健康時報》編輯部副主任
曾任騰訊健康頻道副主編
現為獨立醫學人文記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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