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金瓶梅》借《水滸傳》人物西門慶為主角，表面上似取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個女人的名字為書名，實際上卻以西門慶一生的經歷作為全書的骨幹和脈胳。全書開始時他二十七歲，寫到第七十九回嗚呼哀哉，則是三十三歲。
西門慶，複姓西門，號四泉，山東清河人，生在破落戶財主家庭。父母雙亡，兄弟俱無，“不甚讀書，終日閒遊浪蕩”，在縣衙門前開一家生藥鋪。那人“專一飄風戲月，調佔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她”。“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
西門慶初娶陳氏早逝，旋娶吳千戶女兒月娘為繼室。因家道日落，出多進少，先娶從良妓女李嬌兒，帶來嫁妝三千兩銀子，又娶富孀孟玉樓，更發了大財。接著又娶李瓶兒，陪嫁的金銀財物更多，“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
他還毒死潘金蓮的丈夫武大，並娶她為妾，又收用前妻婢女孫雪娥，總共是一妻（吳月娘）五妾（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李瓶兒）。
期間還收用吳月娘的丫環春梅，奸佔宋惠蓮、玉宵、王六兒、賁四嫂、林太太等人，又在妓院包妓李桂姐、李桂卿、鄭愛月……
《金瓶梅》全書共一百回，第七十九回峰迴路轉：西門慶因淫慾無度，暴病而亡。從第八十回起漸次收場。到第一百回吳月娘生遺腹子孝哥出家為僧，西門家只剩下吳月娘及其養子玳安。短短六年間，西門一家走完了從發跡、斂財、暴富，直至衰敗的全過程。
“腐敗的政治，黑暗的社會，竟把這樣的一個無賴，一帆風順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縣的要人，社會的柱石，這個國家如何會不整個的崩壞？”（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第三十回有一段話：“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道起，天下騷然。”這段話明說宋朝，暗指明朝。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謂此書“寄意於時俗”。明人沈德符稱其“指斥實事”（《萬曆野獲編》）都印證了這一點。
魯迅先生也說：“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以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又說：“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中國小說史略》）
《金瓶梅》第一回：“話說宗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
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罪，謂之‘六賊’，請誅之。”（《宋史·欽宗本紀》）時有“六賊”之稱，為何《金瓶梅》改稱“四個奸臣”呢？
原來明朝末年，朝中也有嚴嵩、張瓚、郭勳、胡守中四個奸臣，人稱“四凶”。把宋朝的“六賊”故意改寫為“四個奸臣”，說明作者藉此影射當朝政事，意在借古諷今。沈德符一眼就看穿了《金瓶梅》作者的用意：“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嚴嵩為江西分宜人，嚴嵩父子的劣跡與蔡京父子有許多相似之處。
《金瓶梅》多處寫到東京蔡太師壽誕，文武百官紛紛進京慶賀，進生辰扛（綱）的不計其數。西門慶進獻的壽禮有二十多扛。高官做壽百僚送禮，本是歷朝常見的陋習，明朝亦然。據記載，嚴嵩當國時行賄送禮之風最盛。後來嚴嵩籍沒抄家，有一本書專記抄沒的物資清單。其中就有與西門慶進獻的禮品名稱相符之處。如西門慶送的壽禮中，有四陽捧壽的銀人，每座高尺餘，壽字壺兩把，而嚴嵩抄沒的贓物中則有水晶嵌寶廂銀美人一座，金福字壺一把。
這就是《金瓶梅》作者著手營造的“典型環境”，而西門一家則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最早覺察到這一點的不是今人，而是古人張竹坡。他生於清康熙九年（1670年），卒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年僅29歲。張於1695年完成對《金瓶梅》的評點。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奇書，而不是淫書。這部書“獨罪財色”，乃洩憤之作。
他在評論中寫道：“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這段話說明張竹坡的目光已觸及文藝創作中的“典型”問題，所以他說：“《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幾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家，何千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算，夥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幾家，大約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
《金瓶梅》也寫了許多地方上的貪官汚吏、市井惡霸，張竹坡認為“無非襯西門慶也”。普天之下“何止百千西門，而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為何如也”？
魯迅所述“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也是這個意思。張竹坡通過這種寫作方法，把矛頭指向整個舊社會：“即千古算來，天之禍淫福善，顛倒權奸處，確乎如此”。
《金瓶梅》通過西門慶社會活動的脈絡，描述了上自皇帝身邊的宦官和權傾朝野的太師，下至市井幫閒、地痞流氓等形形式式人物的卑鄙行為與罪惡活動，從而勾勒出一幅鬼蜮世界的場景。這個鬼蜮世界正是作者所生活的時代的寫照，亦即當時的真情實況。
“在《金瓶梅》裡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要在文學裡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
“它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而這個充滿了罪惡的畸形的社會，雖經過了好幾次的血潮的洗盪，至今還是象陳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懨懨一息的掙扎著生存在那裡呢。”（同上）
張氏在《竹坡閒話》中高度評價《金瓶梅》的結構：“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針萬線，同出一絲，又千曲萬折，不露一線。”又說：“其書之細如牛毛，乃千萬根共具一體，血脈貫通，藏針伏線，千里相牽，少有所見。”
張竹坡把《金瓶梅》與《史記》相提並論，說這部書就是一部《史記》。《史記》有獨傳，也有合傳，都是分開寫的，“而《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卻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
《金瓶梅》涉及的人物據統計有853人。如此眾多的人“總合一傳”，豈不頭緒紛繁，讓人摸不著腦袋？張竹坡認為說來也簡單：“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
在張竹坡看來，第一回是《金瓶梅》全書的總綱：“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如一縷頭髮，千絲萬絲，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又說：《金瓶梅》“開講處幾句話頭，乃一百回的主意。”
《金瓶梅》的“主意”可以用書中一段話來概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著綺穿羅，再不能施朱傅粉。靜而思之，著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哄產業，驚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佔用？死於何人之手？正是：說時華嶽山峰歪，道破黃河水逆流。”
張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的回評中指出：“此書單重財色，故卷首一詩，上解悲財，下解悲色。一部炎涼書，乃開首一詩，並無熱氣，信乎作者注意下半部，而看官益當知看下半部也。”（《張竹坡評點〈金瓶梅〉》）
又指出：“《金瓶梅》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同上）
張竹坡把冷熱說歸結為破解《金瓶梅》的一把金鑰匙：
“其起頭熱得可笑，後文一冷便冷到徹底，再不能熱也”。“作者直欲使此清河縣之西門氏冷到徹底並無一人，雖屬寓言，然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後永不復望一復燃之灰。”（同上）
一部《金瓶梅》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描寫得淋漓盡致；把官場權術、商界陰謀，描寫得細緻入微；把人心險惡、社會醜態，描寫得無不畢露。正如魯迅所言，“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
“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又說：“故就文詞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中國小說史略》）
“張竹坡在他的評語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這個概念，並且準確無誤地直接用在對《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門慶、陳經濟身上”。
“首先，張作坡看到了典型形象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應能反映出社會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來”。其次，“並沒有僅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上面”，“還看到了典型人物的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陳昌恆《論張竹坡關於文學典型的摹神說》）
陳昌恆還認為，“張竹坡在他對《金瓶梅》的全部批評中，充分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並且就典型性格的個性化，提出了很好的理論見解。”
接著他具體分析了三種塑造個性化典型的手法，並指出張竹坡把這三種手法歸結為一句話：“為眾腳色摹神”。據此，陳昌恆認為，張作坡關於“並惡及出身之處”的見解，指的是典型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而這種環境與人物性格是一致的，是同時存在的，也是再現典型性格的客觀條件，這就觸及了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如何“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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