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蔡元培。
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吃沒吃苦頭？
劉宜慶
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國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愛國群眾運動，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文化和思想上的啟蒙，也是偉大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這次愛國學生運動的策源地。經歷五月三日的不眠之夜，北京各學府的學生上街遊行，抗議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時代宣言，“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勿忘國恥，抵制日貨，救亡圖存深入人心，五四運動最初由北京的學生開啟，隨即，蔓延全國，形成浩浩蕩蕩的愛國熱潮，席捲神州大地。
1919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是當天抗議活動的高潮，二十多名學生被捕。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被逮捕的北大學生。
1919年5月6日的《晨報》的報道，刊有《學生界事件昨聞》，共分九個小標題：昨日各校之罷課、被捕學生之姓名、學生被捕後之況狀、各校長之會議、北京社會之不平、汪王林等請保釋、教育廳長之辭職、六國飯店之會議，章宗祥之傷勢。其中“學生被捕後之況狀”一則，對我們瞭解被捕學生在獄中的生活狀況，有直接的幫助：
各學生被捕入警廳後，前夕即由該廳略加訊問，未有結果。聞廳中對於學生尚不苛待，前夕共騰出房子三間，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學生則不願分居，仍在一處住。昨日由該廳備飯，每餐分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視者，學生皆告以我輩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問題如何則極為關鍵。中有託人帶信，勉勖同學仍以國家為重者，並謂在廳閱報等尚頗自由雲。
學生剛被捕時，難免吃點苦頭。對被捕學生施虐的是步軍統領衙門，而警察廳的警察則寬容，甚至“優待”被捕學生。警察總監吳炳湘之所以主張“優待”被捕學生，是因深知“事體重大”，被捕學生“與尋常罪犯不同”。這一點，從1919年5月11日的《每週評論》記者綜述稿《一週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可得到印證。筆名為“億萬”的記者，這樣述及被捕學生在獄中的遭遇：
遊緝隊捕幾個人到步軍統領衙門去，很虐待的，曾把他們放在站籠裡登了幾點鐘。當晚十二點鐘送到警察廳去了。巡警、憲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時，也不免捱幾下打。到警察廳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動言語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吳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裡自由活動。第三天給了一份《益世報》。
在廣大愛國師生堅決鬥爭和全國報刊社會輿論的壓力下，5月6日，當蔡元培到警廳以身家作保，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時，當局才不得不勉強同意。校長們與警察總監打交道，出現這樣一個細節。北大校長蔡元培、醫專校長湯爾和等人要求吳炳湘放人，吳要求學生先復課。校長們問，如果學生復課了，警察不放人怎麼辦？吳炳湘發誓說：“如果復課不放學生，我吳炳湘就是你們終身的兒子。”
吳炳湘。
5月7日，被捕學生被釋放，北大全體學生在紅樓北面廣場迎接，蔡元培和被捕歸來的學生合影。據被捕的學生回憶：“我們分別坐著3輛小汽車回到學校。廣場放著5張方桌，我們被捕的同學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學們見面。蔡校長也在場。大家的情緒都萬分激動，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蔡元培校長講了幾句安慰並勉勵的話，大家激動得熱淚交流。”請注意，被捕釋放的北大同學，站在方桌上與師生見面。同學們都很崇拜地望著他們。北大師生對被抓捕的學生，如此禮遇，可謂英雄凱旋，勇士歸來。
5月8日的《晨報》上，有一則小文，題為《北京警察之愛國》，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學生一事，警廳舉動極為文明，待遇亦佳，逮諸人釋放後，北京全體學生聯合會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謝。”事實上，參加遊行的13所學校中，還包括內務部直屬的高等警官學校的學生。
被捕學生回校，各校同時復課，至此，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按說，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了，章宗祥被打得死去活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燒了，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山東問題沒有解決，北大校長蔡元培秘密出京南下了。而北洋政府不僅不聽取民言、民意，而且倒行逆施，採取高壓政策，引起更大風潮。有“屠夫”之稱的王懷慶取代李長泰為步軍統領，意圖對學生罷課、遊行進行鎮壓。5月24日，北洋政府“封閉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學生為保釋被拘者往警廳，則並保人而拘之”。為了鉗制新聞報道和言論，北洋政府封閉北京《益世報》，“並派兵監視在京有力之各報館，凡新聞非經政府許可登載者不得登載”。
五四運動中，學生走向街頭，向公眾演講，宣傳救亡圖存。
5月24日之後，北京學生上街演講，以喚醒國人。在楊亮功的記憶中，仍然記得前門外某校講演學生情動警察的感人一幕：
正講至興會淋漓之際，忽來警察一隊驅逐聽講者，學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國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國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修蓄非皆中國國民之血汁乎？汝不見吾國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無聊乎？汝不見朝鮮亡國後全國軍警盡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輩為救汝中國而講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驅逐聽講者乎？嗚呼！我最親愛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縱不為國家謀生存，汝獨不為汝自身謀生存與汝所仰事、所俯蓄謀生存乎？”學生辭猶未畢，警察皆感激泣下，聽講者亦泣。（《五四》）
這大概是五四運動中最感人的一幕。學生痛哭流涕地演講，前來驅逐學生的警察，被學生的演講感動，以致泣下。這種愛國激情、熱忱，經歷百年而不磨滅。隔著一百年的時光，我們仍能感受到這一場景的歷史溫度。
五四運動中，各界遊行示威。
這一幕在北洋政府的軍閥和政客看來，學生策反警察。
隨後，風雲突變。6月3日，因對北洋政府為曹、章、陸辯護不滿，北京的學生大規模上街演講，軍警包圍北大三院（法學院），將其作為臨時監獄——“狂風怒號”、“黑雲遮天”之類的描述見諸報端。
在北大教授、教職員會書記馬敘倫的回憶文章《我在六十歲之前》中，詳細記錄了這一次學生被捕的情形。總統徐世昌聽信三個賣國賊裡面陸宗輿的慫恿，“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學生（那時中學生也響應了）捉來，……把他們囚犯似的關著，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圍著，校舍門外排列了帳篷，真有‘連營七百里’的樣子”。這一次被捕學生沒有得到“優待”，整日水不到口，飯不入肚。“教聯會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設法送茶送飯，都不許進去。直到第三日輿論有了反響，學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起來了，一輩軍閥政府的官僚，還讀過些四書五經，輿論倒還很注意的，所以茶飯也送得進去了”。
軍警包圍北大三院。
從馬敘倫先生的回憶中，我們可知，北洋新聞的管制大約沒有起到什麼效用。顯然，北洋政府對局面開始失去控制力。而輿論照常報道，對北洋政府的高壓措施施加壓力。耐人尋味的是，“一輩軍閥政府的官僚，還讀過些四書五經，輿論倒還很注意的”，這種與眾不同的聲音提醒我們，這幫軍閥裡面，也不全是武夫當國的大老粗。在這些人頭腦中，學生是讀書的種子，國家的未來。
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再加上輿論的壓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1919年6月12日之後，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遠在巴黎的中國全權代表接到國內“果敢籤者，請公不必生還”的專電。6月28日，中國外交官拒絕出席簽字儀式。五四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五四運動的成功，與全國報刊的報道、輿論的支持分不開的。
北京女校學生五四運動中游行。
提示：百年五四運動紀念系列這是第五篇。之前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請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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