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山东大汉，豪爽热情，而又温文尔雅，
杨振声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在监狱中收到家书：儿子出生了
刘宜庆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
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队伍，正向东交民巷进发，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口号喊得格外响亮。这个心中燃烧着一团怒火的青年人，就是杨振声。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29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五四运动过去35年后，杨振声在《回忆五四》文中写道。
1918年，这是一个酝酿着新思潮的季节。1918年12月3日，“新潮”社成立。《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三人组成，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杨振声担任书记。据俞平伯回忆说：“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参加新潮社的有：法科同学汪敬熙、何思源；文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每月大洋四百）。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英文名Renaissance是‘文艺复兴’的意思。”
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学子创办《新潮》杂志，校长蔡元培特批2000元。
《新潮》创刊号问世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以至于连印三版，销售3万多册，比现在的纯文学杂志销量还大。青年学子们奔走相告，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
1919年5月4日，杨振声和《新潮》杂志的同仁们一起冲破军警重围，冲进紧闭的曹汝霖家的大门，痛打陆宗舆，火烧赵家楼。“火烧赵家楼”这是五四运动中惊险的一幕，细节是怎样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在《关于我的父亲——杨振声》文中勾勒出翔实的历史场景。杨振声在紧闭的赵家楼大门前凭身材高大与另几个高个子同学率先攀进曹宅，打开大门。随后，大群学生一拥而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大队军警赶到，武力驱散群众，随即以“学生杀人放火”罪名捕人。其时，大批学生已经撤离，杨振声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在回忆《回忆五四》文中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五四运动中，军警抓捕学生。
5月6日，蔡元培亲自到警察厅以身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次日，被捕学生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广场迎接，蔡元培和被捕归来的学生合影。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3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5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请注意，杨振声和被捕释放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与师生见面。杨振声是高人中的高人。同学们都很崇拜地望着他们。北大师生对被抓捕的学生，如此礼遇，可谓英雄凯旋，勇士归来。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杨振声《回忆五四》写道：“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杨振声（前排，中）与罗家伦等在美国留学时合影。
杨振声又被捕了，在监狱中，与世隔绝，但他放心不下外面的运动。他闭上眼睛，“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热烈的发言，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一个星期之后，杨振声被释放出来。
就在杨振声被捕期间，他的儿子杨起出生了。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书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书中，他鼓励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为国效力，给国家争气……
新文化运动期间，杨振声凭借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玉君》，扬名文坛。1930年4月，杨振声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他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现在成了教育家，他为国立青大聘请了大批的文科、理科方面的教授，赵太侔、张道藩、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黄际遇、黄敬思、汤腾汉、曾省等，师资阵容强大，大师云集。杨振声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办学，因地制宜，奠定了山大在人文学科和海洋科学方面的根基，这也成为青岛的文化命脉。杨振声是蓬莱人，山东大汉，一米八六，身材魁梧，豪爽正直，但他又温文尔雅，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写一手漂亮的书法，作的近体诗很有情味和韵味，长于书画鉴定，曾被故宫博物院聘请为字画方面的鉴定专家。杨振声豪于酒，在国立青大期间，酒中八仙的聚餐、会饮，闻名遐迩，成为一段文人诗酒风流的佳话。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杨振声是代表教育部的秘书主任，是临时大学除了三位校长之外，最重要的行政领导。杨振声在西南联大，担任了多个要职，曾任联大叙永分校的负责人，但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坚定不移地把新文学带入联大课堂，他主编的联大语文教科书，吸收了鲁迅、徐志摩、林徽因等作家的新文学名作。
抗战胜利后，杨振声为学生诸友琼证婚，婚宴后合影。诸友琼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得到了恩师杨振声的赠诗。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1956年，杨振声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杨去世前，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书还在人间，人已经逝世六十年。纵观杨振声的一生，他的身上留下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身体里涌动着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带着五四运动的风云。他是作家，学者，教育家，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者对这位豪爽而又文雅的山东人，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不知小伙伴们对他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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