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海經》中是這樣描述大禹治水的，遠在上古帝堯時期，天地間洪水肆虐，大禹在父親鯀治水失敗後，扛起了治水重任，攜帶先民翻山越嶺疏通九州河道，最終消除了洪災，並以治水之功贏得擁戴開創了夏朝，沒有大禹，就沒有夏朝。
然而這一段歷史長久以來，都以頗具神話色彩的傳說形式出現在人們的口中，甚至乾脆被當成了傳說。大禹是否確有其人，夏朝是否存在？這種種的疑問都在很長一段時間飽受質疑。那大禹治水是否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呢？
這一切的質疑，隨著一件3000年前的青銅器的現身，被徹底擊碎。在2002年的時候，有文物專家在考古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遂公盨”，這件橢方直口重2.5千克的文物。當時這件文物被發現的時候，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專家學者們十分高興，因為在這件文物裡包含著大禹治水的第一手資料。
盨的內底上清晰銘刻著98個銘文，經過釋讀發現，竟然是對大禹治水的全面記述，包括具體疏通河道的方式，這是國內最早的大禹治水的文獻記錄，意義極為重大。
銘文開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這與古籍《尚書·禹貢》中“禹敷土，別九州，隨山浚川”的記載完全吻合，側證了古文獻的可信度。
試想一下，周人自稱夏朝的後裔，而且西周距離夏朝並不遙遠，足以顯見大禹真實存在，他的治水事蹟在3000年前就廣受先民傳頌，在西周時期已經深入人心。如此一段詳實的銘文，將一段真實存在卻不被相信的歷史重現。
到了2016年8月，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的一篇題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的文章則第一次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科學證據。
研究者們認為，這一史前巨大洪水的發現，為中國古代文獻所記錄的大洪水傳說提供了科學上的支持，表明這些傳說是基於真實的自然事件。這些發現同時還為夏王朝本身的歷史真實性提供了支持。
此次的最新研究推測出，夏朝開始的時間約為公元前1900年。這比現在普遍認為的夏朝建立時間晚了200到300年。這一年代不僅與黃河流域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重大過渡時間吻合，且與二里頭文化開始的時間吻合。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器早期的主要文化，因此研究人員推測，二里頭文化很可能就是夏朝的考古遺蹟。
據《科學》文章作者之一，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吳慶龍吳慶龍介紹，2007年4月，在參加一次野外考察時，他在積石峽和循化盆地中偶然地看到了一套連續分佈的湖相沉積。他們推測這裡曾經由於山崩落石形成堰塞湖，如果決堤，就會造成洪水。“我們想到，這可能和下游25公里處喇家遺址的毀滅廢棄有關。但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
2002年，中國國務院公佈了當年考古十大發現，其中之一是青海省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的喇家遺址。
喇家遺址位於黃河上游的青海省民和縣官亭鎮喇家村，遺址主要為齊家文化中晚期遺存，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個遙遠的城邦古國。尤其以發掘出非自然性死亡人體遺骸，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唯一一處大型災難遺址。
據BBC報道，2008年吳慶龍突然想到，當時在喇家遺址發現的一種泥土，可能就是這場洪水的沉積物。隨後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猜想。論文中稱，毀滅喇家的地震可能和造成山崩的地震是同一場地震。作者之一、美國普渡大學地質學教授德瑞爾·格蘭格爾（Darryl E. Granger）稱：“地震和洪水一定是在同一年發生的”。
該研究組發現，在積石峽西段的大拐彎處曾存在一個大型的滑坡壩，由一場強烈地震引發的山體滑坡形成。調查表明，該殘餘壩體的高度超過現在的河流水位240米，並沿著積石峽延伸1300米。格蘭格爾教授形容，當時堰塞湖壩的高度大概在三峽大壩和胡佛大壩的高度之間。
據推測，該堰塞湖完全堵塞了黃河長達6-9個月，最終因湖水漫溢而潰決。研究者認為該災難性決口的深度達110-135米，在很短的時間內釋放了110-160億立方米的湖水，形成了巨大的潰決洪水。
通過對採自於潰決洪水沉積中的大量碳屑樣品的碳十四加速器質譜法（AMS）測定，研究者們將這場洪水的發生時間限定在了公元前2130-1770之間。通過對同樣一場地震中喪生的喇家遺址中的3名兒童遺骸的骨骼樣品的碳十四定年，研究者將這場洪水的發生時間確定在大約1920 BC，屬於齊家文化時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科學家們計算得出的洪峰流量大約為40萬立方米每秒，相當於積石峽黃河平均流量的500倍。應該是距今一萬年以來，地球上發生的最大的洪水之一。
由於先秦時代許多典籍都記載有“大禹治水”的故事，而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們的不懈研究已經確定了一場足以毀滅華夏大部分聚落的大洪水的存在。那麼，“大禹治水”就有可能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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