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流轉，“五四”一百年了。
談到“五四”，我們常談的是“五四青年節”。“五四”為什麼叫“青年節”？這是因為一百年前，發生了“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
魯迅先生回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稱讚新文化運動把原來的中國——“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前一年，胡適之“來嘗試”了，提倡“文學革命”：“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
歷史是一條不間斷的長河，魯迅先生回顧時，意識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通常說的“五四”，在學界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指的是從1917年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輿論陣地，以北京大學為思想場域掀起的思想文化運動。
正如魯迅所回顧的，新文化運動最初集中在語言問題，是用白話文還是用古文寫作的問題。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為信號，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應運而生。但是新文化的倡導者很快意識到語言革新的侷限，因為“新瓶可以裝舊酒”，所以開始進行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引發社會變革，隨後爆發五四運動則是勢所必然。
我們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鋪墊，五四運動則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沒有新文化運動的鋪墊，就不可能有後邊五四運動高潮。因此，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需要我們用“整體”的視角來看待。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偉大，在於喚醒了廣大青年，特別是知識青年，為國家命運而憂慮，為國家命運而奮鬥。因為有了他們的奮鬥，整個國家的命運出現了重要轉機和轉折。
中國進入“現代”是被動的，鴉片戰爭後，不只是洋槍洋炮，電燈電話汽車等現代發明也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甚至還有了股票股市。清朝同治十一年九月即1872年10月，由輪船招商局發行了中國第一張股票。
西風東漸，影響是全方位的，如果西方能夠善待後起的中國，也許中國可以按部就班地繼續向他們學習下去，但是，西方列強讓中國失望了。
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英法美等列強無視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不顧中國民眾呼聲，竟然決定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激起了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無疑，這是在向西方學習。在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熱血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向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思想猛烈開火，但同時還亮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標語，這個標語具有革新性。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頭四個字“外爭國權”是震撼性的，它宣示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青年看透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虛偽，表達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望，中國知識青年的愛國情在此標語中躍然而出。
當然，誰要以為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望是從1919年巴黎和會開始的，那也是低估了中國人的感知力、觀察力和判斷力。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依仗船堅炮利打開中國的大門，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南侵北犯，直至火燒圓明園，再到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中國人一方面感覺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性。正如法國著名作家雨果評價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所用詞語：這是兩個“強盜”。
中國人受儒家學說影響，特別重視道義二字，而西方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和中國打交道的方式卻有損於道義，中國人對此的感受是敏銳的，也是敏感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喊出“外爭國權”，並非一時一事之感，而是對西方長期以來“非道義”行為的一種“總抗議”。
所以，辯證法不是躺在書本里的學問，中國人在和西方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就“深刻地”掌握了辯證法：既要向西方學習，又認識到這個老師道義上是有問題的，你落後，它就打你。
一百年過去了，今天回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我們能夠深刻感知其中蘊藏了改變中國未來的磅礴力量。一群活力四射的知識青年，他們棄故如敝履，納新若飢似渴，視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思想如仇讎，懷抱“民主”和“科學”欲挽大廈之將傾。他們心繫國家和民族危亡，對西方列強有正確的認識，內革弊政，外爭國權，希望之火在東方大地上點燃。
所以，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很正常的，這是先進的知識青年對西方辯證認識後的理性選擇。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洗禮的知識青年，雖然未來有所分化，但一種人間正氣始終在知識青年中屹立不倒，救亡圖存、愛國強國成為一代代青年的主動抉擇。
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二者之間存在剪不斷的歷史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知識青年中的一批精英成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就像土壤，中國共產黨是這片土壤中所孕育出的種子；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由此，我們就能明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國家歷史文化座標中的重要位置。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引導一大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最終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今天，我們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的關鍵節點，青年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富活力的群體，他們選擇什麼道路，依然深刻影響著中國這艘巨輪的航向。
“青年奮鬥決定國家命運”，這是五四運動帶給我們的永遠啟示。
閱讀更多 大眾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