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普遍现象，就是每个朝代刚刚建国的时候，无不是“轻徭薄赋、与民休养、恢复生产”这样词汇，而当一个朝代灭亡的时候，总会伴随着“苛捐杂税、徭役繁重”这样的现象。
这背后所涉及到的，是两千多年来让无数王朝陷入死循环的税收制度，确切的说，是税收制度的操作不当，才是让多个王朝陷入死循环的本因。
古代的税种形式多样，主要有赋、税、捐、租、课、调、算、庸、粮、榷布、钱等等。对于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来说，这么多花样的税种，在帝国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收税就是为国聚财，帝国财务状况糟糕时，不过是多了一种掠夺百姓财富的方式而已。
古代耕种的农民
所有王朝的开篇永远都是轻徭薄赋
这实在是没办法，一个王朝往往建立在多年惨烈的战役中，天下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刚刚熬到不打仗了，你告诉我立刻交税，那不可能，不是不交，没钱。
比如汉朝
汉初的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创立了备受推崇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他们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
之前的秦朝以横征暴敛的苛政来无限制的压榨和透支民力，所以才那么短命。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在文景时期一直都是减免赋税。
地租方面
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原来百姓种官府分发的土地，之后要缴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文帝改为缴纳三十分之一，直接百姓少交了一半，这个减税的力度是很大的。在文帝十三年的时候，甚至直接把全部田租都免了。
算赋方面
汉朝有种人头税，刘邦时期凡年龄15岁到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觉得太多，直接改成每人交40钱。
实际上减免赋税在唐宋明清等朝代建国之初都是既定国策。
备战中的士兵
加税派和减税派的千年争论
在古代两千多年的税收制度演变过程中，一直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派别，一个主张减少税赋种类同时减少征税额度，另一派则主张不断增加税赋的种类，用繁多的名目来让更多的财富从民间集中到中央国库。
明代的一条鞭法
我们知道百姓赋税繁重，主要原因在于赋、税、捐、租、课、调、算、庸等税收项目是同时存在的，这里面还夹杂着贪官污吏的欺上瞒下雁过拔毛等等。于是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更具革命性的是，之前的老百姓除了要交赋税，还要服徭役，赋役并存哪个都不能逃避。张居正直接将两件事合并成一件事，简化了税收制度，减少了官吏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操作空间，降低了农民的负担。
到了清代，康熙和雍正父子二人直接废除了上千年的人头税，雍正施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同时，雍正年间还废除了古代税制中的另一大弊政，火耗。施行了火耗归公，将这项各级官吏可以自由暗箱操作的潜规则，变成了国家法定征收的法定制度。
虽然这些减税政策在设计施行之初，百姓确实减轻了负担。但在国情艰难或奸臣当道时，统治者又会对各种榨取百姓财富的巧立名目，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加税死，不加税亦难活的死结
很多朝代在统治末期，基本都是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内有民变四起，外有强敌环伺。国库空虚，可百业萧条，老百姓也没那么多钱给你交税。
那么问题来了，不向老百姓增加征税比例，国库就没钱给军队将士发军饷，采购军备，运输军需物资。军队没有军费，士兵就会哗变甚至反叛，就算不哗变，也无力继续抵御外侮。这样一来外敌就会大举入侵，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
可如果上调征税比例，势必会让积贫积弱的百姓民怨沸腾，要么为逃税跑到深山老林藏起来，要么直接揭竿而起，搞农民起义和朝廷对着干。这个时候国家就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地，一方面要对付农民起义，一方面又要防止外敌突破边境。
最典型的明末危局
崇祯帝朱由检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增加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合成“三饷”。
先是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之后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而后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后世学界对此崇祯帝最为人诟病的三饷弊政颇有争议，认为按照比例换算，增加的赋税其实没有多少。
可问题在于，当时明末的经济和农业状况都非常糟糕的情况下，百姓能勉强缴纳正常赋税已经十分吃力。一方面，百姓要养活不断增加的明朝皇室朱姓贵族，而这些人恰恰又不用纳税。另一方面，当时的农业主要看天吃饭，崇祯时期自然灾害严重，旱灾、洪灾、蝗灾、瘟疫轮番肆虐，人口大量非自然死亡，庄家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下，百姓自己能活下去都不错了，怎么可能在缴纳正常赋税的情况下，再增加哪怕一厘钱的税钱呢？
可面对北方皇太极带领的八旗劲旅，以及闯王李自成号称百万之众的农民军，崇祯要组织军队打仗，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
李自成很聪明，看出崇祯的死穴就在田赋上，采纳谋士李岩的建议，响亮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口号。瞬间一呼百应，从者百万之众。
如何解决症结
如果我们站在局外来看待明末以及其它王朝的末日危局，能得到什么教训呢？要避免危局的出现，就要注意税收政策的时效性，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当利用税收杠杆来进行调节，为国聚财的同时，又避免伤及民力。还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重农抑商绝对是错误的，这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单一，经济发展不均衡。其次是皇帝决不能好大喜功，要注意谨慎用兵，在没有明确入侵之外敌时，一般不主动对外用兵，毕竟劳师远征的结局大多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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