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扶貧四十年:從專項扶貧到精準文化扶貧

貧困問題是持續困擾並嚴重製約人類進步的世界性難題, “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是聯合國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從馬爾薩斯描繪的“貧困性陷阱”到馬克思的制度貧困理論, 再到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等, 研究者們試圖從不同視角理解產生貧困的動因、內在規律和反貧困的可能性, 尤以經濟學領域發展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為主體的反貧困理論最為突出。但是, 經濟增長只是消除貧困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1], 貧困主體內外部條件的差異更增加了反貧困的複雜性。在不斷深化反貧困的進程中, 研究者們對貧困認知的視野也進一步拓寬, 並創立了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收入貧困與權利貧困等多維理論方法。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 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 (Oscar Lewis) 提出“貧困文化”的概念, 用貧困階層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貧困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圈內”交往, 揭示貧困的文化屬性和遺傳特性[2], 嘗試從文化的角度解釋貧困;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 由收入貧困拓展到權利——可行能力, 提出一個可行能力和主觀福利感受的分析框架[3], 這其實是一種包含文化扶貧的多維扶貧理論, 扶貧研究的“文化相容性”問題日益凸顯[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貧困指數的測度, 也增設了文化維度的評價指標, 並呈現權重增加的態勢。國內學者王小強、白南風的《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將非經濟因素引入貧困分析, 提出落後地區資源富饒的比較優勢。“真正理解貧困, 需要文化與結構解釋的結合”[5], 貧困的文化解釋漸成貧困研究的前沿話題。賀雪峰也提出, 貧困往往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不考慮貧困地區的文化, 簡單地進行幫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6]。李棉管從“瞄準偏差”的“文化結果”出發, 認為“福利汙名化”的文化差異以及“福利汙名化”在社會政策中的應用, 是導致貧困者被排斥和福利資源漏出的重要原因[7]。我們不能用一種道德標準或經濟定論的思維範式, 將貧困地區特殊的文化簡單歸類為“貧困文化”或曰“落後文化”, 但這種“貧困文化論”確為討論扶貧的脆弱性和脫貧返貧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路徑。特別是近年來, 旅遊扶貧、非遺扶貧等生產性文化扶貧開始進入研究視野, 中國特色文化產業聯盟連續三年召開特色文化產業與文化扶貧高峰論壇, 專題討論特色文化產業助力脫貧攻堅的學理支撐和行動方案。本文討論的“文化扶貧”, 不限於人類學意義上的“貧困文化論”, 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如何將“貧困 (地區的) 文化”轉化為“扶貧的資源”, 也可在某種層面上表述為方法論意義上的“貧困文化論”, 涵蓋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扶貧與經營性的特色文化產業扶貧。

在《擺脫貧困》中提出“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等論斷, 強調“擺脫貧困, 其意義首先在於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8], 並在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戰略中進一步明確文化扶貧的定位和作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 中國實現“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規模減貧”, 從世界上絕對貧困人口數量最大的國家, 到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蹟”。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 中國60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穩定脫貧, 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底的10.2%降至3.1%1, 為全球扶貧提供了備受矚目的“中國方案”。“中國方案”最關鍵的核心, 是以經濟扶貧為中心的開發式扶貧[9], 文化扶貧則一般被視為“額外的饋贈”。但現階段,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扶貧的目標也由相對單一的經濟目標, 轉變為更復雜的經濟與非經濟的複合目標, 並呈現非經濟目標超越經濟目標的態勢, 脫貧攻堅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新時期。文化扶貧作為一種超越傳統經濟扶貧的扶貧方式, 已經由一種政府行為成長為社會關切的熱點話題, 並開始逐漸引領中國扶貧脫貧的歷史進程。但考繹現有研究, 主要集中於對文化扶貧內涵、意義及對策方面的討論, 多涉及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扶貧, 也兼有經營性的文化產業扶貧, 少見對中國文化扶貧實踐進程和發展趨勢的縱向研究。這不僅落後於中國貧困表現複雜化的新階段, 也不符合中國文化扶貧再出發的實踐要求。

一、引述:前史與發端

貧困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存在, 只要有貧困就會有扶貧的實踐。《周禮·地官司徒》載“ (大司徒) 以保息六養萬民”, 可能是見諸記載中國最早的國家救濟制度。歷代官方或民間對“貧”“窮”的救濟理念和實踐, 不乏安貧樂道、興辦學堂的文化意向, 為後世文化扶貧提供了必要給養。

近代以來, 特別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 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為改變民愚民貧的社會現實, 以局部的、漸進的鄉村建設運動探索改造中國的行動方案。當然, 救濟鄉村只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 “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 更要緊的還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10]。以救濟農村、改造農村為指向, 鄉村教育成為一種見諸行動的社會思潮。他們由教育入手, 通過教育農民實現“知識下鄉”, 試圖尋找一條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度的鄉村建設道路。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統計, 當時全國先後有600多個團體和機構投入鄉村建設, 設立各種試驗區1000多處[11]。這場中國農村社會史上“到鄉村去”“到民間去”的重量級社會運動, 東方和西方、傳統與現代、民間與官方多維交織碰撞, 因日本侵華等原因而被迫中斷。後世對其評價爭議不休甚至截然兩歧, 但它確為今日鄉村建設與扶貧實踐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可以說受其影響, 有識之士對如何消除貧困、振興農村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從未停歇。

扶貧是新中國的一貫政策和既定方針[12], 開展了包括掃除文盲、文化宣傳等在內的諸多具有文化扶貧性質的國家行動。早在中央蘇區, 中國共產黨即開展了文化扶貧的實踐探索, 對缺乏科學文化的人民群眾進行多面向的文化改造2。新中國甫一成立, 中國政府就從“消除和緩解普遍的貧困”入手, 延續和發展根據地、解放區的減貧扶貧工作, 並開展大規模的掃除文盲運動。這些政策和活動本身, 便包含了反貧困的理念和目標。我國文盲率由1949年的約80%到1982年的22.81% (未見1978年的數據) , 貧困發生率由1949年前後的普遍貧困到1978年的30.7%[13], 兩者呈現數據上的共振關係。尤為值得關注的是, 文化藝術活動作為一種高效的動員力量, 國家高度重視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文藝活動的意識形態宣傳, 倡導成立業餘文工團/宣傳隊、業餘劇團等群眾文化活動組織, 基本達到了文化宣傳活動的全國覆蓋。它們不僅宣傳了黨的政策, 也豐富了貧困群眾的業餘生活, 可以說是國家扶貧工作的組成部分。但總體而言, 這段時期國家扶貧工作的首要任務, 是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救濟式生存保障;扶貧工作的重點, 是扶持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農業生產與再生產, 文化扶貧尚處於萌動期。

二、從不自覺到自覺:中國文化扶貧四十年實踐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 因應國家扶貧的實踐進程, 中國文化扶貧的重點和方式也不斷髮生變化。由早期專項扶貧的鄉村科教與智力投資, 到常規化的公共文化扶貧供給, 再到超越文化扶貧的福利性, 進入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並重的新階段, 國家對文化扶貧的認識在不斷深化, 文化扶貧也由部門的專項行動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精準文化扶貧行動。

(一) 鄉村科教與智力投資:文化扶貧的早期探索與嘗試 (1979—1993年)

改革開放之初, “擺脫飢餓和貧困”3仍然是國家扶貧的最主要內容, 但在國家層面逐步提出了扶貧開發的文化命題, 主要集中在鄉村科教與智力投資上。20世紀80年代初, 國家就明確“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經濟文化事業”4, 文化事業作為國家扶貧之一種首次被正式提出。1986年5月16日, 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 (1993年12月28日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 專門負責扶貧開發的調查研究、政策制定和統籌協調, 即涵蓋了文化教育的內容。是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幫助貧困地區儘快改變面貌的通知》, 專列“增加智力投資”條, 並要求文教在內的國家有關部門指定專人負責。次年, 文化部等18個部委、團體共同發起“全國萬里邊疆文化長廊建設工程”計劃, 在廣西、雲南、西藏等邊疆省市推動文化建設和群眾文化活動。這些邊疆省市基本是貧困省市, 其實是具有扶貧性質的文化專項行動。同期, 社會學家辛秋水通過安徽貧困調查, 提出“扶貧扶人, 扶智扶文”的文化扶貧, 並以大別山腹地嶽西縣蓮雲鄉蹲點試驗文化扶貧, 踐行由“輸血”到“造血”再到“樹人”的扶貧新思路, 《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等高端媒體先後進行了專題報道。1992年, 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六個地市選點擴大試驗, 是國內最早進行文化扶貧探索試驗與推廣的省份之一5。其他省市也開展了類似的文化扶貧實踐探索。1993年12月, 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貧委員會, 並由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徐惟誠任文化扶貧委員會主任, 專門負責貧困地區的文化扶貧工作[14]。這是國家層面首次提出文化扶貧概念, 併為下一步文化扶貧專項活動的開展設置了專門的跨部委協調部門。這些都為推動更大規模的全國性文化扶貧行動做了經驗、思想和組織等方面的多重準備。

可以說, 這一時期的文化扶貧工作主要側重鄉村科教、實用技術推廣等專項行動, 強調通過技術教育增強國家扶貧的“造血”功能, 對貧困地區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關注則比較缺乏。但隨著文化扶貧的試點探索, “扶貧扶人, 扶智扶文”已明確提出且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並在此後的文化扶貧中繼續深化。

(二) 常規化的文化扶貧供給:開發式扶貧中的文化扶貧 (1994—2000年)

進入20世紀90年代, 國家對常規化的文化扶貧供給提出明確要求, 專項文化扶貧逐步進入制度化軌道。1994年3月, 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扶貧開發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就明確提出“改變教育文化衛生的落後狀況”的扶貧任務, 並對科技部門和教育部門進行具體部署, 文化扶貧專項行動開始常規化。特別是文化扶貧委員會成立後, 會同宣傳、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門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萬村書庫、電視扶貧、送戲下鄉、報刊下鄉和城鄉小朋友手拉手等文化扶貧專項工程, 進行全國文化扶貧的專題實踐。1996年9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我國曆史上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 肯定“希望工程”“智力支邊”“文化扶貧”等送科技、送人才、送文化專項扶貧工作。同年, 提出東部發達省市與西部貧困地區結對開展扶貧協作6, 文化援疆、文化援藏、文化援蒙等東西部文化扶貧協作有了制度性安排。1999年11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實施具有扶貧意義的西部大開發戰略, 科技、教育、文化等大文化扶貧位列重點工作之一。同期, 國際扶貧機構的積極介入, 也讓參與式扶貧、多部門綜合扶貧、社區主導型扶貧等理念進入文化扶貧領域, 中國文化扶貧開始與國際接軌。

總的來說, 這一時期我國已經將文化扶貧專項工程或行動制度化、常態化, 文化扶貧成為國家扶貧的必要組成。可是, 該階段中國扶貧始終堅持經濟本位的視角, 文化扶貧脫胎於既往行政主導文化管理體制下的文化福利分配, 側重於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供給, 且政府對貧困群體臨時性的文化福利供給乃至包辦造成供給與需求的錯位, 貧困群體在文化扶貧實踐中基本處於被邊緣化的地位。

(三) 超越文化扶貧的福利性:綜合扶貧中的文化扶貧 (2001—2010年)

進入21世紀, 文化扶貧開始超越公共文化扶貧供給的福利性, 逐漸成為國家綜合扶貧中的一個維度, 成為推進貧困地區全面脫貧、走向小康的重要手段。2001年, 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1—2010年) 》, 明確提出“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落後狀況”的奮鬥目標, 並將提高貧困地區群眾的科技文化素質作為增加貧困人口經濟收入的重要措施, 文化扶貧對增加經濟收入的功能開始被關注, 文化扶貧被賦予了脫貧致富的新內涵。2006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 首次提出“堅持城鄉、區域文化的協調發展”方針, 並繼而產生諸如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規劃 (2007—2009年) 、農家書屋工程 (2007年至今) 等一批具有文化扶貧性質的系列成果[15], 文化扶貧逐步進入城鄉協調、區域協調的政策視野。2008年, 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啟動包括文化扶貧開發研究、文化產業基地建設、文化技術人才培訓等十個工程在內的文化扶貧工程, 由專項文化扶貧開始探索文化扶貧的系統性安排。

概言之, 該階段是中國文化扶貧全面展開的十年, 文化扶貧成為國家扶貧標準之一種, 初步實現其由“輸血式”向“造血式”的轉變, 並具有了脫貧致富的重要意義。但是, 綜合扶貧中的文化扶貧重點還在於公共文化扶貧供給的專項扶貧, 其造血式扶貧也基本沿襲傳統粗放式的“招商引資模式”, 未能超越以經濟扶貧為中心的傳統窠臼, 仍處於經濟扶貧附屬品的尷尬地位。貧困與富饒、經濟與文化、城市與鄉村等紛繁交織的矛盾衝突, 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四) 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精準扶貧中的文化扶貧 (2011年至今)

歷經前三個階段專項文化扶貧的探索與積累, 中國文化扶貧逐漸走向縱深, 進入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並重的新階段, 精準文化扶貧開始上升為國家戰略。2011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年) 》, 標誌著我國由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任務的絕對扶貧, 轉向更高標準的脫貧致富與全面小康。2013年11月, 正式提出“精準扶貧”的頂層設計, “文化精準扶貧”漸成熱點並導向文化扶貧新階段。同年,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調整, 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聶辰席加入領導小組7, 文化部門正式進入國家扶貧議事協調機構併成為慣例延續至今。2014年3月, 文化部、財政部聯合印發《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總體規劃》, 規劃涉及川、黔、滇、藏、陝、甘、青七省區, 其核心區域也是國家扶貧的重點區域, 凸顯以精準文化扶貧帶動國家扶貧的戰略意圖。2015年12月, 文化部等七部委頒佈《“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 中央層面首次對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作出規劃安排。次年12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 為公共文化扶貧提供法律保障, 政策性規定、規範性文件與法律法規共同構成我國精準文化扶貧的政策體系。2018年文化和旅遊部的組建, 更讓“旅遊+扶貧”精準扶貧模式備受矚目, 必將推動以文旅融合為核心的精準文化扶貧進入新階段。

由此可見, 文化扶貧由部門的專項行動, 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精準文化扶貧行動, 呈現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並重的新局面。作為脫貧攻堅提質增效的新戰略, 國家將精準文化扶貧放在貧困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戰略高度, 深度滲透和關聯到貧困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之中, 貧困人口在精準文化扶貧中的主體性得到了彰顯。

三、雙重驅動:中國文化扶貧的邏輯與趨勢

在政策與實踐的雙重驅動下, 中國文化扶貧由“額外的饋贈”, 到經濟扶貧的伴生物, 再到綜合扶貧的重要維度, 逐漸成長為國家扶貧的新動能。精準文化扶貧可以有效滿足複雜的扶貧價值, 構建完整的意義系統和價值體系, 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精準文化扶貧行動, 並凸顯新的邏輯與趨勢。

(一) 價值延伸:由單一價值到複雜價值

扶貧是一個具有高度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綜合過程, 文化扶貧可有效滿足扶貧複雜價值並降低這種不確定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 是中國實現大規模減貧的最重要動力。但這種以經濟增長為重心推動國家扶貧的方式, 其實並不適應複雜的扶貧戰略, 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也在減弱[16]。文化扶貧超越傳統意義上“額外的饋贈”或經濟扶貧伴生物的單一價值, 開始走向改造貧困地區的“落後文化”並探索建構適應時代變遷的合理內核, 從根本上更新迭代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簡單扶貧拼貼。更可藉由貧困群體的參與式發掘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等異質性資源稟賦, 在貧困地區自有的文化圈層中找到一種社會發展新的自我適應, 推動貧困地區社會空間與產業結構的雙重轉型, 實現貧困群體歷史記憶和文化再造的互動。這種扶貧方式適應我國消費結構向文化消費轉變的趨勢, 既改變了傳統扶貧“唯產業性”或“唯公共性”的兩種極端, 也釋放了貧困地區特色文化資源的扶貧潛能。它有助於貧困地區形成新的文化積累和產業積累, 並有助於凸顯地域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張力, 形成深層次破解貧困難題的內生動力, 真正從實質上解決貧困地區“文化的失落”。

貧困文化是貧困產生、延續進程中的一種獨立存在。在沒有外力干預或影響的情況下, 這種存在往往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經過20世紀末中國市場經濟的自我探索與自我否認,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積累與理論自覺, 中國開始迴歸屬於其自身的文化根基[17], 開始超越傳統的經濟學扶貧, 並轉向經濟、文化、社會的全方位扶貧。精準文化扶貧通過加強貧困文化圈內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 促進貧困地區文化轉型和再生的自主能力, 進而激發貧困群體對原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覺性。這為貧困群體尋找精神歸屬和身份認同的介質提供了新的可能, 也有助於打破貧困代際傳遞的惡性循環, 實現兼具文化、經濟、社會等多維的複雜扶貧目標。

(二) 功能拓展:由伴生輔助到綜合系統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扶貧, 主要側重教育、科技、場館等單打獨鬥式和功能輔助性的文化幫扶, 並制定了就學保障、廣播電視普及、公共活動場所建設等可量化的脫貧標準。這或是最簡單、最直接、最見成效的扶貧方法, 但常常忽視文化扶貧生產主體的重構問題, 難脫改造愚昧、幫扶落後的“施捨”心態。當貧困地區相互依賴的、相互構建的社會經濟文化發生變遷時, 如果各部分變遷存在不平衡或錯位, 極有可能造成新的社會問題。這種功能輔助性的文化幫扶, 易讓貧困地區或群體陷入“消費社會”的怪圈, 造成對自我文化特性和定位的迷茫與困惑。“它極其強調花銷和佔有物質, 並不斷破壞著節約、儉樸、自我約束和譴責衝動的傳統價值體系”[18], 或對貧困地區或群體產生負面的影響, 造成經濟脫貧後又陷入“文化貧困”甚至加劇貧困的陷阱[19], 最終形成“脫貧又返貧”的突出問題。數據顯示, 我國農村返貧率通常在20%以上, 有些年份甚至達到60%以上, 其中2009年貧困人口中超過62%為返貧人口[20]。這個問題對我國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構成了重大挑戰, 必須引起應有的重視。

精準文化扶貧不是國家扶貧的附屬品或衍生物, 而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和價值體系。功能輔助性的文化幫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主要側重公共領域的基本保障;內容層面的文化幫扶則是精準文化扶貧的內核支撐, 它通過對貧困地區自有文化的創意研發, 形成具有精神和經濟雙重價值的社會效益, 並倡導貧困群體形成一種具有文化自信與自覺的生產、生活方式;最終, 精準文化扶貧要建構對接貧困地區文化供給與消費的常態化通道, 形成一種物質層面的文化幫扶和內容層面的文化幫扶自循環的生態系統, 實現貧困地區的內生髮展和真正脫貧。直言之, 功能輔助性的文化幫扶、內容層面的文化幫扶, 以及文化供給與消費通道的建立, 是精準文化扶貧體系建設的三個基本維度。精準文化扶貧需有效釋放貧困地區的自我文化生產能力, 推動由文化扶貧、教育扶貧、科技扶貧等單一維度向綜合大扶貧的轉變, 形成貧困地區新的文化圈層並與當地社會系統形成良性的共生關係, 最終實現可持續的扶貧效應。

(三) 方式轉變:由政府導向到內生導向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 中國文化扶貧突破自上而下的“給予”與“接受”, 由國家政策推動——地方政策響應——地方扶貧落地, 開始走向造血性的內生扶貧道路, 國家扶貧的行動邏輯也由合法性走向正當性。從長遠來看, 貧困地區的農業主導產業屬於“弱質產業”, 或曰“微利行業”, 貧困地區長期處於社會經濟增長的邊緣地帶。精準文化扶貧兼具公共性、文化性與產業性, 可改變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 提高貧困人口的扶貧獲得感, 並推動功能性扶貧到結構性扶貧的轉變, 是撬動貧困地區扶貧走向更高層次的戰略支點。它打破原有政府主導扶貧的路徑依賴, 依託貧困地區異質性的特色文化資源稟賦, 連接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 實現特色文化要素、特色文化資源的市場交換, 為貧困人口主動參與反貧困行動創造條件。這不僅實現了文化扶貧瞄準對象的具體化和精準化, 也為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的全方位變革提供了新契機。

當然, 貧困地區的文化資源並不必然轉化為精準文化扶貧的比較優勢, 且比較優勢也不必然轉化為貧困地區的競爭優勢, 其成長是文化、產業、需求和技術等多種邏輯綜合作用的結果。出於歷史的原因, 貧困地區的特色文化生產, 在產業、技術等方面均處於不成熟狀態, 其特色文化經濟較之非貧困地區, 也必然面臨產業基礎、市場風險、技術應用等多重挑戰。且既往文化扶貧幾乎都是在國家和政府層面部署展開的, 相對缺乏社會團體、企業以及貧困人口的內生性扶貧。對貧困地區特色文化經濟的精準扶貧, 不能僅停留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的簡單支持上, 而是要精準引入全要素、開放式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推動形成特色文化經濟發展必需的多要素、多服務生態空間, 改良或改進貧困地區特色文化經濟發展的社會生態, 激活貧困地區特色文化經濟的發展動力, 真正推動貧困地區精準文化扶貧的內生性發展。

四、結 語

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國扶貧環境、扶貧人口需求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脫貧攻堅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階段, 中國文化扶貧必須把握這種變化並做出調整。由專項扶貧到文化精準扶貧, 是國家扶貧對貧困人口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積極回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 我們將經濟扶貧作為國家扶貧的中心, 將貧困文化作為一種貧困的誘致性因素加以現代性改造, 這當然有它的合理性, 也被歷史證明是有效的。但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扶貧積累, 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在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後, 必然面臨新的更加複雜和嚴峻的貧困形勢。扶貧目標由注重數量和速度轉向更復雜的社會經濟文化目標, 扶貧標準也由消除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可以說, 扶貧的存量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 大都是邊疆地區、民族地區, 也往往是文化資源最豐富的地區。那麼換一個角度, 貧困文化有沒有可能成為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基於歷史地理原因造成的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 是中國特色文化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 貧困文化或許也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脫貧致富的根本支撐[21]。到2020年, 我國現行標準下實現全面脫貧攻堅目標是可以預期的。但由經濟增長為動力推動國家扶貧的減貧效果正在下降, 開發式扶貧的潛能和效力面臨挑戰, 國家扶貧也面臨動能轉換的問題。重新認識“貧困文化”, 導向如何將“貧困 (地區的) 文化”轉化為“扶貧的資源”, 如何將“貧困 (地區的) 文化資源”轉化為“扶貧的資本”, 或許可以成為中國扶貧四十年再出發新的突破口。

中國文化扶貧的下一個階段, 必定建立在文化扶貧四十年進程的基礎上。中共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任務,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念茲在茲的牽掛和使命。文化扶貧是國家扶貧治理體系的重要維度, 歷史的發展創造性地提出了精準文化扶貧思想。特別是深度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 當主流文化以扶貧的名義將貧困文化置於扶貧的邊緣, 甚至在“送文化”與“受文化”的過程中遭遇“文化的撕裂”, 當主流文化的強勢扶貧對貧困群體扶貧收效甚微, 甚至在扶貧與扶智中遭遇文化的衝突, 原生於貧困地區的“亞文化”或可為扶貧提供一種新的可能。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扶貧觀, 既倡導貧困地區開展公共性的文化幫扶並形成新的文化積累, 又反對唯公益性的被動輸血;既倡導依託貧困地區異質性資源稟賦形成的特色文化經濟, 又反對唯GDP的錯誤導向。它超越對貧困純粹的經濟或文化解釋, 在兩者間形成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 並培育貧困地區新的“文明生長點”。希望可以通過本文引發學界對文化扶貧的關注, 加快我國扶貧理論的再創新, 不僅激活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內生動力, 也為貧困群體留下記憶中“正在消失的文化”, 實現貧困人口物質脫貧與文化脫貧的雙重跨越, 為全球減貧提供新的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 章軍傑 (1987—) , 男, 浙江金華人, 山東大學管理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助理研究員。;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青年項目“縣域文化產業與歷史文化資源協調發展研究” (2017GH05471); 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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