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从专项扶贫到精准文化扶贫

贫困问题是持续困扰并严重制约人类进步的世界性难题,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是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从马尔萨斯描绘的“贫困性陷阱”到马克思的制度贫困理论, 再到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等, 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理解产生贫困的动因、内在规律和反贫困的可能性, 尤以经济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主体的反贫困理论最为突出。但是, 经济增长只是消除贫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1], 贫困主体内外部条件的差异更增加了反贫困的复杂性。在不断深化反贫困的进程中, 研究者们对贫困认知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宽, 并创立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收入贫困与权利贫困等多维理论方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 用贫困阶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贫困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圈内”交往, 揭示贫困的文化属性和遗传特性[2], 尝试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由收入贫困拓展到权利——可行能力, 提出一个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分析框架[3], 这其实是一种包含文化扶贫的多维扶贫理论, 扶贫研究的“文化相容性”问题日益凸显[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贫困指数的测度, 也增设了文化维度的评价指标, 并呈现权重增加的态势。国内学者王小强、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将非经济因素引入贫困分析, 提出落后地区资源富饶的比较优势。“真正理解贫困, 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5], 贫困的文化解释渐成贫困研究的前沿话题。贺雪峰也提出, 贫困往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不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 简单地进行帮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6]。李棉管从“瞄准偏差”的“文化结果”出发, 认为“福利污名化”的文化差异以及“福利污名化”在社会政策中的应用, 是导致贫困者被排斥和福利资源漏出的重要原因[7]。我们不能用一种道德标准或经济定论的思维范式, 将贫困地区特殊的文化简单归类为“贫困文化”或曰“落后文化”, 但这种“贫困文化论”确为讨论扶贫的脆弱性和脱贫返贫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特别是近年来, 旅游扶贫、非遗扶贫等生产性文化扶贫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中国特色文化产业联盟连续三年召开特色文化产业与文化扶贫高峰论坛, 专题讨论特色文化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学理支撑和行动方案。本文讨论的“文化扶贫”, 不限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贫困文化论”, 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如何将“贫困 (地区的) 文化”转化为“扶贫的资源”, 也可在某种层面上表述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贫困文化论”, 涵盖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扶贫与经营性的特色文化产业扶贫。

在《摆脱贫困》中提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论断, 强调“摆脱贫困, 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8], 并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中进一步明确文化扶贫的定位和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 从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 到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6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底的10.2%降至3.1%1, 为全球扶贫提供了备受瞩目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最关键的核心, 是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9], 文化扶贫则一般被视为“额外的馈赠”。但现阶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扶贫的目标也由相对单一的经济目标, 转变为更复杂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复合目标, 并呈现非经济目标超越经济目标的态势, 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新时期。文化扶贫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经济扶贫的扶贫方式, 已经由一种政府行为成长为社会关切的热点话题, 并开始逐渐引领中国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但考绎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文化扶贫内涵、意义及对策方面的讨论, 多涉及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扶贫, 也兼有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扶贫, 少见对中国文化扶贫实践进程和发展趋势的纵向研究。这不仅落后于中国贫困表现复杂化的新阶段, 也不符合中国文化扶贫再出发的实践要求。

一、引述:前史与发端

贫困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 只要有贫困就会有扶贫的实践。《周礼·地官司徒》载“ (大司徒) 以保息六养万民”, 可能是见诸记载中国最早的国家救济制度。历代官方或民间对“贫”“穷”的救济理念和实践, 不乏安贫乐道、兴办学堂的文化意向, 为后世文化扶贫提供了必要给养。

近代以来, 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为改变民愚民贫的社会现实, 以局部的、渐进的乡村建设运动探索改造中国的行动方案。当然, 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 “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 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10]。以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为指向, 乡村教育成为一种见诸行动的社会思潮。他们由教育入手, 通过教育农民实现“知识下乡”, 试图寻找一条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乡村建设道路。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 当时全国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投入乡村建设, 设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11]。这场中国农村社会史上“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重量级社会运动, 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多维交织碰撞, 因日本侵华等原因而被迫中断。后世对其评价争议不休甚至截然两歧, 但它确为今日乡村建设与扶贫实践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受其影响, 有识之士对如何消除贫困、振兴农村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未停歇。

扶贫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和既定方针[12], 开展了包括扫除文盲、文化宣传等在内的诸多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国家行动。早在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即开展了文化扶贫的实践探索, 对缺乏科学文化的人民群众进行多面向的文化改造2。新中国甫一成立, 中国政府就从“消除和缓解普遍的贫困”入手, 延续和发展根据地、解放区的减贫扶贫工作, 并开展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这些政策和活动本身, 便包含了反贫困的理念和目标。我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约80%到1982年的22.81% (未见1978年的数据) , 贫困发生率由1949年前后的普遍贫困到1978年的30.7%[13], 两者呈现数据上的共振关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文化艺术活动作为一种高效的动员力量, 国家高度重视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艺活动的意识形态宣传, 倡导成立业余文工团/宣传队、业余剧团等群众文化活动组织, 基本达到了文化宣传活动的全国覆盖。它们不仅宣传了党的政策, 也丰富了贫困群众的业余生活, 可以说是国家扶贫工作的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 这段时期国家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 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济式生存保障;扶贫工作的重点, 是扶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与再生产, 文化扶贫尚处于萌动期。

二、从不自觉到自觉: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实践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因应国家扶贫的实践进程, 中国文化扶贫的重点和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由早期专项扶贫的乡村科教与智力投资, 到常规化的公共文化扶贫供给, 再到超越文化扶贫的福利性, 进入公共文化扶贫与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并重的新阶段, 国家对文化扶贫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文化扶贫也由部门的专项行动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精准文化扶贫行动。

(一) 乡村科教与智力投资:文化扶贫的早期探索与尝试 (1979—1993年)

改革开放之初, “摆脱饥饿和贫困”3仍然是国家扶贫的最主要内容, 但在国家层面逐步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文化命题, 主要集中在乡村科教与智力投资上。20世纪80年代初, 国家就明确“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4, 文化事业作为国家扶贫之一种首次被正式提出。1986年5月16日, 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1993年12月28日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 专门负责扶贫开发的调查研究、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 即涵盖了文化教育的内容。是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专列“增加智力投资”条, 并要求文教在内的国家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次年, 文化部等18个部委、团体共同发起“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计划, 在广西、云南、西藏等边疆省市推动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这些边疆省市基本是贫困省市, 其实是具有扶贫性质的文化专项行动。同期, 社会学家辛秋水通过安徽贫困调查, 提出“扶贫扶人, 扶智扶文”的文化扶贫, 并以大别山腹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试验文化扶贫, 践行由“输血”到“造血”再到“树人”的扶贫新思路, 《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高端媒体先后进行了专题报道。1992年, 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六个地市选点扩大试验, 是国内最早进行文化扶贫探索试验与推广的省份之一5。其他省市也开展了类似的文化扶贫实践探索。1993年12月, 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 并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任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 专门负责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14]。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提出文化扶贫概念, 并为下一步文化扶贫专项活动的开展设置了专门的跨部委协调部门。这些都为推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文化扶贫行动做了经验、思想和组织等方面的多重准备。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主要侧重乡村科教、实用技术推广等专项行动, 强调通过技术教育增强国家扶贫的“造血”功能, 对贫困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则比较缺乏。但随着文化扶贫的试点探索, “扶贫扶人, 扶智扶文”已明确提出且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并在此后的文化扶贫中继续深化。

(二) 常规化的文化扶贫供给:开发式扶贫中的文化扶贫 (1994—2000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国家对常规化的文化扶贫供给提出明确要求, 专项文化扶贫逐步进入制度化轨道。1994年3月,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明确提出“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的扶贫任务, 并对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进行具体部署, 文化扶贫专项行动开始常规化。特别是文化扶贫委员会成立后, 会同宣传、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万村书库、电视扶贫、送戏下乡、报刊下乡和城乡小朋友手拉手等文化扶贫专项工程, 进行全国文化扶贫的专题实践。1996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肯定“希望工程”“智力支边”“文化扶贫”等送科技、送人才、送文化专项扶贫工作。同年, 提出东部发达省市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开展扶贫协作6, 文化援疆、文化援藏、文化援蒙等东西部文化扶贫协作有了制度性安排。1999年11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具有扶贫意义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科技、教育、文化等大文化扶贫位列重点工作之一。同期, 国际扶贫机构的积极介入, 也让参与式扶贫、多部门综合扶贫、社区主导型扶贫等理念进入文化扶贫领域, 中国文化扶贫开始与国际接轨。

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将文化扶贫专项工程或行动制度化、常态化, 文化扶贫成为国家扶贫的必要组成。可是, 该阶段中国扶贫始终坚持经济本位的视角, 文化扶贫脱胎于既往行政主导文化管理体制下的文化福利分配, 侧重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供给, 且政府对贫困群体临时性的文化福利供给乃至包办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 贫困群体在文化扶贫实践中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三) 超越文化扶贫的福利性:综合扶贫中的文化扶贫 (2001—2010年)

进入21世纪, 文化扶贫开始超越公共文化扶贫供给的福利性, 逐渐成为国家综合扶贫中的一个维度, 成为推进贫困地区全面脱贫、走向小康的重要手段。2001年, 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 明确提出“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的奋斗目标, 并将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作为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 文化扶贫对增加经济收入的功能开始被关注, 文化扶贫被赋予了脱贫致富的新内涵。2006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首次提出“坚持城乡、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方针, 并继而产生诸如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 (2007—2009年) 、农家书屋工程 (2007年至今) 等一批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系列成果[15], 文化扶贫逐步进入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的政策视野。2008年,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启动包括文化扶贫开发研究、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文化技术人才培训等十个工程在内的文化扶贫工程, 由专项文化扶贫开始探索文化扶贫的系统性安排。

概言之, 该阶段是中国文化扶贫全面展开的十年, 文化扶贫成为国家扶贫标准之一种, 初步实现其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变, 并具有了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但是, 综合扶贫中的文化扶贫重点还在于公共文化扶贫供给的专项扶贫, 其造血式扶贫也基本沿袭传统粗放式的“招商引资模式”, 未能超越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传统窠臼, 仍处于经济扶贫附属品的尴尬地位。贫困与富饶、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等纷繁交织的矛盾冲突, 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四) 公共文化扶贫与特色文化产业扶贫:精准扶贫中的文化扶贫 (2011年至今)

历经前三个阶段专项文化扶贫的探索与积累, 中国文化扶贫逐渐走向纵深, 进入公共文化扶贫与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并重的新阶段, 精准文化扶贫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标志着我国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绝对扶贫, 转向更高标准的脱贫致富与全面小康。2013年11月, 正式提出“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 “文化精准扶贫”渐成热点并导向文化扶贫新阶段。同年,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调整,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聂辰席加入领导小组7, 文化部门正式进入国家扶贫议事协调机构并成为惯例延续至今。2014年3月, 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 规划涉及川、黔、滇、藏、陕、甘、青七省区, 其核心区域也是国家扶贫的重点区域, 凸显以精准文化扶贫带动国家扶贫的战略意图。2015年12月, 文化部等七部委颁布《“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中央层面首次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作出规划安排。次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为公共文化扶贫提供法律保障, 政策性规定、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共同构成我国精准文化扶贫的政策体系。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 更让“旅游+扶贫”精准扶贫模式备受瞩目, 必将推动以文旅融合为核心的精准文化扶贫进入新阶段。

由此可见, 文化扶贫由部门的专项行动, 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精准文化扶贫行动, 呈现公共文化扶贫与特色文化产业扶贫并重的新局面。作为脱贫攻坚提质增效的新战略, 国家将精准文化扶贫放在贫困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 深度渗透和关联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之中, 贫困人口在精准文化扶贫中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

三、双重驱动:中国文化扶贫的逻辑与趋势

在政策与实践的双重驱动下, 中国文化扶贫由“额外的馈赠”, 到经济扶贫的伴生物, 再到综合扶贫的重要维度, 逐渐成长为国家扶贫的新动能。精准文化扶贫可以有效满足复杂的扶贫价值, 构建完整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 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精准文化扶贫行动, 并凸显新的逻辑与趋势。

(一) 价值延伸:由单一价值到复杂价值

扶贫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综合过程, 文化扶贫可有效满足扶贫复杂价值并降低这种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是中国实现大规模减贫的最重要动力。但这种以经济增长为重心推动国家扶贫的方式, 其实并不适应复杂的扶贫战略,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也在减弱[16]。文化扶贫超越传统意义上“额外的馈赠”或经济扶贫伴生物的单一价值, 开始走向改造贫困地区的“落后文化”并探索建构适应时代变迁的合理内核, 从根本上更新迭代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简单扶贫拼贴。更可借由贫困群体的参与式发掘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异质性资源禀赋, 在贫困地区自有的文化圈层中找到一种社会发展新的自我适应, 推动贫困地区社会空间与产业结构的双重转型, 实现贫困群体历史记忆和文化再造的互动。这种扶贫方式适应我国消费结构向文化消费转变的趋势, 既改变了传统扶贫“唯产业性”或“唯公共性”的两种极端, 也释放了贫困地区特色文化资源的扶贫潜能。它有助于贫困地区形成新的文化积累和产业积累, 并有助于凸显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张力, 形成深层次破解贫困难题的内生动力, 真正从实质上解决贫困地区“文化的失落”。

贫困文化是贫困产生、延续进程中的一种独立存在。在没有外力干预或影响的情况下, 这种存在往往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经过20世纪末中国市场经济的自我探索与自我否认,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积累与理论自觉, 中国开始回归属于其自身的文化根基[17], 开始超越传统的经济学扶贫, 并转向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扶贫。精准文化扶贫通过加强贫困文化圈内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 促进贫困地区文化转型和再生的自主能力, 进而激发贫困群体对原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这为贫困群体寻找精神归属和身份认同的介质提供了新的可能, 也有助于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实现兼具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维的复杂扶贫目标。

(二) 功能拓展:由伴生辅助到综合系统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扶贫, 主要侧重教育、科技、场馆等单打独斗式和功能辅助性的文化帮扶, 并制定了就学保障、广播电视普及、公共活动场所建设等可量化的脱贫标准。这或是最简单、最直接、最见成效的扶贫方法, 但常常忽视文化扶贫生产主体的重构问题, 难脱改造愚昧、帮扶落后的“施舍”心态。当贫困地区相互依赖的、相互构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变迁时, 如果各部分变迁存在不平衡或错位, 极有可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种功能辅助性的文化帮扶, 易让贫困地区或群体陷入“消费社会”的怪圈, 造成对自我文化特性和定位的迷茫与困惑。“它极其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 并不断破坏着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18], 或对贫困地区或群体产生负面的影响, 造成经济脱贫后又陷入“文化贫困”甚至加剧贫困的陷阱[19], 最终形成“脱贫又返贫”的突出问题。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返贫率通常在20%以上, 有些年份甚至达到60%以上, 其中2009年贫困人口中超过62%为返贫人口[20]。这个问题对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构成了重大挑战, 必须引起应有的重视。

精准文化扶贫不是国家扶贫的附属品或衍生物, 而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功能辅助性的文化帮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主要侧重公共领域的基本保障;内容层面的文化帮扶则是精准文化扶贫的内核支撑, 它通过对贫困地区自有文化的创意研发, 形成具有精神和经济双重价值的社会效益, 并倡导贫困群体形成一种具有文化自信与自觉的生产、生活方式;最终, 精准文化扶贫要建构对接贫困地区文化供给与消费的常态化通道, 形成一种物质层面的文化帮扶和内容层面的文化帮扶自循环的生态系统, 实现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和真正脱贫。直言之, 功能辅助性的文化帮扶、内容层面的文化帮扶, 以及文化供给与消费通道的建立, 是精准文化扶贫体系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精准文化扶贫需有效释放贫困地区的自我文化生产能力, 推动由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单一维度向综合大扶贫的转变, 形成贫困地区新的文化圈层并与当地社会系统形成良性的共生关系, 最终实现可持续的扶贫效应。

(三) 方式转变:由政府导向到内生导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文化扶贫突破自上而下的“给予”与“接受”, 由国家政策推动——地方政策响应——地方扶贫落地, 开始走向造血性的内生扶贫道路, 国家扶贫的行动逻辑也由合法性走向正当性。从长远来看, 贫困地区的农业主导产业属于“弱质产业”, 或曰“微利行业”, 贫困地区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增长的边缘地带。精准文化扶贫兼具公共性、文化性与产业性, 可改变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 提高贫困人口的扶贫获得感, 并推动功能性扶贫到结构性扶贫的转变, 是撬动贫困地区扶贫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支点。它打破原有政府主导扶贫的路径依赖, 依托贫困地区异质性的特色文化资源禀赋, 连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实现特色文化要素、特色文化资源的市场交换, 为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反贫困行动创造条件。这不仅实现了文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具体化和精准化, 也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变革提供了新契机。

当然, 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并不必然转化为精准文化扶贫的比较优势, 且比较优势也不必然转化为贫困地区的竞争优势, 其成长是文化、产业、需求和技术等多种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出于历史的原因, 贫困地区的特色文化生产, 在产业、技术等方面均处于不成熟状态, 其特色文化经济较之非贫困地区, 也必然面临产业基础、市场风险、技术应用等多重挑战。且既往文化扶贫几乎都是在国家和政府层面部署展开的, 相对缺乏社会团体、企业以及贫困人口的内生性扶贫。对贫困地区特色文化经济的精准扶贫, 不能仅停留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简单支持上, 而是要精准引入全要素、开放式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推动形成特色文化经济发展必需的多要素、多服务生态空间, 改良或改进贫困地区特色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生态, 激活贫困地区特色文化经济的发展动力, 真正推动贫困地区精准文化扶贫的内生性发展。

四、结 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扶贫环境、扶贫人口需求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中国文化扶贫必须把握这种变化并做出调整。由专项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 是国家扶贫对贫困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积极回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我们将经济扶贫作为国家扶贫的中心, 将贫困文化作为一种贫困的诱致性因素加以现代性改造, 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 也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积累, 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 必然面临新的更加复杂和严峻的贫困形势。扶贫目标由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向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目标, 扶贫标准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可以说, 扶贫的存量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 大都是边疆地区、民族地区, 也往往是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那么换一个角度, 贫困文化有没有可能成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基于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是中国特色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贫困文化或许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支撑[21]。到2020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目标是可以预期的。但由经济增长为动力推动国家扶贫的减贫效果正在下降, 开发式扶贫的潜能和效力面临挑战, 国家扶贫也面临动能转换的问题。重新认识“贫困文化”, 导向如何将“贫困 (地区的) 文化”转化为“扶贫的资源”, 如何将“贫困 (地区的) 文化资源”转化为“扶贫的资本”, 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扶贫四十年再出发新的突破口。

中国文化扶贫的下一个阶段, 必定建立在文化扶贫四十年进程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念兹在兹的牵挂和使命。文化扶贫是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 历史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文化扶贫思想。特别是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 当主流文化以扶贫的名义将贫困文化置于扶贫的边缘, 甚至在“送文化”与“受文化”的过程中遭遇“文化的撕裂”, 当主流文化的强势扶贫对贫困群体扶贫收效甚微, 甚至在扶贫与扶智中遭遇文化的冲突, 原生于贫困地区的“亚文化”或可为扶贫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扶贫观, 既倡导贫困地区开展公共性的文化帮扶并形成新的文化积累, 又反对唯公益性的被动输血;既倡导依托贫困地区异质性资源禀赋形成的特色文化经济, 又反对唯GDP的错误导向。它超越对贫困纯粹的经济或文化解释, 在两者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并培育贫困地区新的“文明生长点”。希望可以通过本文引发学界对文化扶贫的关注, 加快我国扶贫理论的再创新, 不仅激活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也为贫困群体留下记忆中“正在消失的文化”, 实现贫困人口物质脱贫与文化脱贫的双重跨越, 为全球减贫提供新的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 章军杰 (1987—) , 男, 浙江金华人, 山东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县域文化产业与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发展研究” (2017GH05471);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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