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同學們，大概很少聽過《中庸》這個名稱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歲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還會拿它來當笑料，甚之，還很感慨地說：中國人就是被《中庸》所誤，所以弄得國家民族百年來吃盡了苦頭。但你如向他請教什麼是“中庸”他又說不出具體的道理了，因為他們也沒有好好讀過《中庸》，更談不上徹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們所謂的中庸，大概就是馬馬虎虎，糊塗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現代人用湖南話來說，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話來說，就是搗漿糊。萬事得過且過，不必太認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較好一點來說，只要不左不右，應付得過去，自己不做任何確定的主張，做個隨波逐流的濫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這樣地理解《中庸》，這樣地用《中庸》，當然就會使人個個成為庸庸碌碌之輩，所謂國將不國，的確是誤國之學，實是不值一談。
其實，《中庸》是一本書，它是傳統五經《禮記》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時候，被當時的儒家學者們特別抽出來，和《大學》、《論語》、《孟子》合起來叫作“四書”，從此影響左右了中國千年來的民族文化。這個歷史的故事，我在講《大學》的時候，已經有比較簡略的交代，不必再說了。
《中庸》一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繼孔子學問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學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學》，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傳承孔子一系儒家學問心法的大作。
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
子思生當中國春秋時代的末期，也就是戰國七雄爭霸的開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間，比西方文化希臘上古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時期，孔子還在世，他是曾經親自受到孔子的教養，但他卻從曾子那裡接受學問教育。所以說，子思是曾子的學生，後來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學生。
子思為什麼要著《中庸》呢?我們根據孔子後人所著《孔叢子》一書的記載資料，子思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後世疑為六十歲之誤，考證難詳)，到了宋國，宋國的大夫樂朔和他談論學問之道，話不投機，樂朔對他表示不高興，就叫人去圍攻他。事情被宋國的君侯知道了，親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說：“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但《孔叢子》又記載“子思作《中庸》之書四十九篇”，這正如子思所說，讀古書要知道訓詁之學了。古文所說的“篇”字，是從竹從扁。換言之，在子思的時代，作書寫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簡上面。所以說《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後來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編成三十三章，這便變成了《大學》、《中庸》朱注章句之學的起源，並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對《中庸》原著考證起來，實在也並非容易的事，我們也只好各說各的了。
那麼《中庸》一書內涵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明白地說，是以孔穎達所引用漢儒鄭玄的解釋為最恰當平實。所謂：“名曰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用也。庸，用也。”《中庸》一書的中心要點，便是子思提出學問修養的主旨，必須先要做到“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際心性相關的道體和作用。
換言之，子思作《中庸》，他是繼承祖父孔子的心傳，闡述其師曾子著“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內明”和“外用”之學。由他提出“中和”才是“明德”、“止於至善”的境界。“君子而時中”、“不可須臾離也”，才能到達“知止而後有定”，乃至“慮而後能得”的七個學養工夫的次第。“慎獨”與“誠意”，便是“內明”、“外用”之間，兼帶身心修養的妙用。然後用之於入世的行為，必須具備智、仁、勇的三達德，才能真正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
明白了這個原則以後，就可知道《中庸》所謂的“中”，必須以中州音和魯南一帶的發音來讀，等於打靶或射箭的中了的中（音仲）發音一樣。庸呢？就是用。 換言之，學問之道，不是知識，更不是空言。它要在自己個人的心性身心的修養上，“擇善固執”，隨時隨地，處在中和“知止而後有定”的境界，養之有恆，自然而然就會由靜慮而得闡發智、仁、勇的正知正行了。
本文選自南懷瑾著《話說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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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中庸》
- 《論語別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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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要義。20世紀七八十年代，南懷瑾先生以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傳道授業精神，在臺灣、香港等地開始講述“四書”，其中他對《論語》的講述整理成《論語別裁》，於1976年出版;對《孟子》七篇的講解則經其弟子友人整理出版，陸續以《孟子旁通》(《梁惠王》篇的講授)《孟子與公孫丑》《孟子與離婁》《孟子與萬章》《孟子與盡心篇》《孟子與滕文公、告子》的名義出版，前後間隔達三十餘年;1996年南先生用講話的語氣撰寫《原本大學微言》，經周勳男整理後於1998年出版;1998年南先生寓居香港時又親自撰成《話說中庸》，本擬繼《原本大學微言》之後出版，因人事變遷和其他種種因素一拖再拖，直至2015年才由劉雨虹老師整理後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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