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眼中的魯迅
前言
20世紀的中國文壇，魯迅、李敖都是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人物。他們分別站在世紀舞臺的前場和後場，呼嘯叫戰，特立獨行，在生死之間、浮沉之際、莊諧之中、顯隱之內，完成了一個知識分子以文濟世的神聖使命。可謂蕭條異代，空谷絕響。 然而，由於政治環境諸因素，在許多人眼中，李敖成為時代另類、社會異數，其放言無忌的評魯言論，在大陸更是爭端迭出、反響強烈。如何認識這種奇特的思想交鋒，一度成為文化輿論界的焦點。
一、切入魯迅，別有懷抱
撿拾李敖的評魯文字，大體可分兩個部分:一 是散見於各類文章、談話中的片斷言論;二是系統申述的專題、專文。就筆者統計，前一部分共有三十多處，後一部分有12篇，合計約六萬餘字。透 過這些翻來覆去的觀點，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李敖眼中的魯迅真相，也可悟出其別有懷抱的的弦外之音。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亦即臺灣文化史上波瀾壯闊的“文星”時代，魯迅已進入李敖的視野。雖然當時臺灣正處於泛政治化時期，談魯尚屬禁忌， 但有關魯迅的話語仍不時出現在其言談中。比如，1959年5月11日，李敖在給朋友陳彥增的壽 詩中就提到魯迅筆下的人物阿Q，這是筆者見到的李敖最早談及魯迅之處。再如1962年11月16日，李敖致戀人王尚勤信，言王崇五稱自己的 文章有“陳獨秀的氣勢，胡適之的明暢，魯迅的鋒利”。又如1966年8月，殷海光受政治迫害離開臺大，不願與當局妥協，要“義不食周粟”，李敖婉言相勸：“魯迅到死也還拿政府的錢，可是又何礙其為魯迅！ ”。還有，1980年1月，李敖接受記者龔鵬程訪談，說魯迅雜文“很糟”、“只有情緒而無內容”。1986年，李敖在《童子功加老子功》 一文中再次談到魯迅，稱其文章“空疏空洞”、“缺乏內容”。尤其是從1924年到1936年之間的作品，“實不足道”。1998年9月，李敖與大陸學者陳漱渝談話，認為魯迅的白話文不如自己的白話文“純淨”。1999年7月15日，李敖接受楊瀾採訪，說“魯迅是被過份炒作了的”。1999年8月9曰，李敖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提到：“比梁啟超、魯迅、胡適，我比他們寫得多得多。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很單純，我跟別人不來往，婚喪喜慶不喜歡，吃喝嫖賭也不參加，所以我很多時間都 在寫作……”等等等等。
除了隻言片語，李敖還有評魯的專題和專文。 1982年9月，李敖在《千秋評論》第14期（《暗殺 。大腿。抱》潑表了《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一 文垢收入臺北成陽版《李敖大全集》第37冊》 這是目前筆者所見李敖唯一一篇專題評價魯迅的文章。作者借胡適演講提供的話題，談到四方面內容:一，魯迅在特殊的政治生態中缺乏創作自由，充滿了痛苦與無耐;二，魯迅的文學成就主要在小說創作與研究上；三，魯迅的雜文“鋒利單調而冗濫”，情緒有餘，資料不足，缺少“卓越的分析 與見解”，且以“放小腳式的和東洋式的詞彙與造句”出之，表現出那個時代文人的侷限性；四，魯迅在大陸的走紅，皆因有“政治的推波助瀾”，並非“恰如其分”。這篇比較系統的“魯迅論”，在1999年《李敖大全集》大陸版問世時，未被收入， 自然也未在大陸產生影響。這種局面直到《大全集》出版五年後才發生變化。2004年3月8日， 李敖開始在鳳凰衛視主持《李敖有話說》節目。 在第78集，他把魯迅納入了 “話說”範圍。並放 話說:魯迅不敢罵日本人，風骨有問題;不支持議會政治，思想有問題；白話文彆扭，文章有問題;魯迅走紅，是政治的炒作；魯迅在今天，已是“文法上的過去式”。如果我們還抱住他不放，說明我們思想有問題（《魯迅，文法上的過去式》)。之 後，他又分別在節目的第272集、273集、369集、 370集、371 集、372集、385集、394集、395集、692 集等10集中連篇累牘地就魯迅其人其文展開了細緻而深入的剖析。到此為止，李敖對魯迅的整體評價也浮出水面。
從李敖的評魯言論可以看出，自上世紀80年代之後，他對魯迅的評價基本上以批評為主調，但前提是對魯迅歷史價值的肯定。他肯定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承認其文章語言“鋒利”，國學根底“深厚”，倡導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在小說創作與研究上頗有成就。 但這一切都非他言論重心所在，而是醉翁之意、別有懷抱。簡言之，就是要打破大陸文化界長期以來形成的種種禁忌，開創自由思想的新風尚。具 體到魯迅這個“切片”，就是要反對盲目崇拜，還原歷史真相；反對妥協退避，追求理想人格;反對語言的教條僵化，追求文章的現代性。
二、還原歷史，自我觀照
李敖認為，魯迅在大陸走紅，是“政治的推波助瀾”，“被過份炒作了”，並非“恰如其分”。魯迅並不像人們給他的稱號那樣，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光環背後，還有著諸多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認為，在人格風骨上，魯迅並不是一個處事寬厚的人，他的“橫眉冷對”更不是一 種快樂的人生觀。魯迅在批判對象上有其“世故”“圓滑”的一面，常常採取“躲閃”態度。比如他從不罵日本人，對黑暗的譴責沒有實指對象，常止於“中國人”。從“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可以感覺到這一點，他的“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更非革命家語氣，而是“有點酸溜溜的文人的語氣”。這一點他不如胡適。 此時的胡適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正在與國民黨對幹，而魯迅從未寫過像《人權與約法》那樣與壞政府對乾的文章。在第385集《魯迅是這樣煉成的》中，李敖又指出，“魯迅是一個被過分捧出來的人物”，像滾雪球一樣，越捧越大。魯迅的勇敢是來自租界的保護。他受蔡元培的幫助，連續四年拿國民黨乾薪，並非如人們所說那樣與國民黨政府“勢不兩立”、“高風亮節”。風骨之外，李敖又談到魯迅的民主思想問題，認為魯迅反對議會政治，對民主政治完全陌生，“基本的政治學常識都不及格”，因此，魯迅缺少民主思想的基礎，稱他為“偉大的思想家”實在名不符實。
在《李敖有話說》中，李敖花了大量篇幅對魯迅的作品展開解剖，實際上是將《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一文的觀點作了系統鋪展和放大。他認為，在白話文體上，魯迅的“可議之處、可檢討之處、可批評之處”實在太多，尤其是魯迅的雜文， “很糟”、“窩囊”、不夠“純淨”，“情緒有餘，資料不足”，“空疏空洞”，且以“放小腳式的和東洋式的詞彙與造句”出之。他用許多魯迅雜文和譯文 中句子為例，比如數詞“一”的使用、“們”字句及長句的分析，來說明其文章“在文法上無法被 接受”，糟糕部分比例之大。並指出，魯迅主要是受到中國文言的影響、日本文法的影響、德國文法的影響，加上他要“變花樣”，要根據外國文字創造中國的新文體，於是，在不能“脫胎換骨”之下， 搞得文章不通了。因此，魯迅在大陸被稱為“偉大的文學家”，完全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實並不夠資格”。如果我們今天還在肯定魯迅的語言， 表明我們沒有進步。
李敖明白，對深受魯迅影響達半個多世紀的大陸觀眾，僅靠十多集節目來“洗腦”談何容易。 故他自稱所談只是“縱跡大綱”，是“大刀闊斧地做一個規模性的批評”，並非細部求證。這類工作有老志鈞等人在做。但就他翻來覆去、舊話重提的評魯內容看，他的中心目的是要揭示魯迅少為人知的另一面，並以此樹立一種觀念，即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文學理念。
我們知道，李敖少年時代就欣賞和崇拜那些 “秉奇氣、有奇能、具奇才、懷奇情” 的偉人，魯迅就是其中一位。在他眼中，不知何時，魯迅（包括胡適、梁啟超、陳獨秀等等）實際上已成為他處事做人的一個歷史參照系。正是在這位文化巨匠的為文處事中，他處處臨摹，揚長避短，並試圖超越，來勾畫自己的人生軌跡。他欣賞魯迅“橫眉 冷對千夫指”的氣魄，並引以自喻，但同時又指出魯迅情緒上的偏執，稱只有像自己這種笑面虎式 態度，才能保證與對手作長期鬥爭。他稱道魯迅的為人有“世故”、“圓滑”的一面，並引以自喻，但他並不贊成魯迅的“食周粟”行為，雖然他在規勸殷海光時還以此為例，認可“同流而不合汙”的做法，但他認為這並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最高氣節， 他為自己能在困厄中“不食周粟”、自食其力而自 豪。他讚賞魯迅文章“鋒利”，並引以自喻，但同時又指出魯迅雜文缺少資料、流於情緒，而自己的文章則在兩方面兼而有之。他肯定魯迅的小說和學術成就，但又指出魯迅的雜文和譯文文法“很糟”，並不失時機地拿出自己的文章來現身說 “法”。他讚賞魯迅的《阿Q正傳》，卻又指責魯迅沒有長篇，有長篇作品才稱得上文學家。當然，他自己已有四部長篇，其自我誇耀之意不言自明。 包括魯迅的創作量也成為他參照對比的對象，他拿魯迅的嗜煙、嗜酒，梁啟超、胡適的忙於應酬，來解釋他們創作量之低少，而自己正好相反，沒有這些毛病和嗜好，因此在創作量上能超越前賢。這種毫不掩飾的自誇和自贊，讓習慣了溫良恭儉讓 的大陸人難免有哭笑不得之感。但在哭笑不得之外，有誰去思考過在這些狂言傲語背後，究竟有多少真實的成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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