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時遇難

“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時遇難

在濟南慘案中,中國外交官蔡公時烈士在日軍屠刀下英勇獻身,保持了民族氣節,維護了民族尊嚴,被時人譽為“外交史上第一人”。

濟南慘案揭開了中日兩國長期戰爭的序幕,是日軍全面侵華的一次預演和試探。而在此次慘案中,中國外交官蔡公時烈士在日軍屠刀下英勇獻身,保持了民族氣節,維護了民族尊嚴,被時人譽為“外交史上第一人”。

蔡公時,1881年5月1日生於江西九江市一個市民家庭,自幼好學多才,聞名鄉里。1902年年僅18歲的蔡公時慨於國事險危,民生疾苦,與同鄉志士組成“慎所染齋”,以講學掩護反清鬥爭,推行革命思想。不久,“慎所染齋”被清府官吏查封,蔡公時東渡日本,就讀於日本弘文學校,加入了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蔡公時在九江率先響應,趕赴南昌發動新軍起義,促成了江西全省光復,任江西省交通司司長。1913年,蔡公時積極參加討袁的“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再亡命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讀書。畢業後回國,在孫中山身邊歷任軍政要職。1924年,孫中山抱病北上商談國是,蔡公時亦隨行在側。在中山先生病重期間,蔡公時是國民黨中極少數在一代偉人身邊侍湯藥、候起居的人之一。孫總理逝世,他又參加料理喪事。

由於蔡公時精通日語,諳熟日本國情,且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所以在蔣介石第二次北伐出師前,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處主任、山東特派交涉員,主要職責是代表國民政府外交部處理戰區的外交事宜。

蔡公時是5月2日晚上9時到達濟南車站的。3日早上,身著國民革命軍灰布軍裝、頭戴大沿帽、腰扎寬皮帶的蔡公時,率領18名署員來到位於濟南市經四路的山東交涉署開始辦公。

10時許,聽到外面槍炮聲大作,隨行人員頗顯驚慌。蔡公時安慰大家:“此乃日兵示威,不要緊,請大家安心辦事。”他自己則給日本領事館打電話,對日軍的非法行為提出質問,可電話線很快被日軍切斷了。蔡公時意識到問題嚴重,急作三函,一封給十王殿戰地委員會張斡夫秘書轉呈蔣介石;一封給外交部長黃郛;還有一封給戰地委員會主席。但他派出的外交信使,因日軍的武裝阻攔,三封公函一封也沒有傳遞到。

下午4時,日軍20餘人衝進署內,無理要求在公署三樓架設小鋼炮,轟擊馬路對面基督教醫院內的北伐軍,被蔡公時斷然拒絕。從下午6時起,北伐軍已根據蔣介石“暫時隱忍”的命令相繼撤離濟南商埠地區,而與外界隔絕的交涉署人員仍餓著肚子,飢腸轆轆地堅持辦公至晚間9時。

到了晚上10時,槍聲更密,蔡公時命部下歸寢。10時半,突聞搗門之聲,勢極兇猛。門房傳達進來報告,說有武裝的日本兵在叫門,從門縫裡看他們,氣勢洶洶,似尋事模樣。蔡公時嚴令他們堅守門戶,切勿放入。未待蔡公時部署完畢,二十多名佩刀持槍的日軍已破門而入,其中有兩名軍官,一名翻譯。軍官即指揮士兵剪斷電燈線,頓時全署陷入一片黑暗,而日軍皆攜有手提探照燈和手電筒,交涉署人員被強光刺得睜不開眼,動彈不得。翻譯用中文傳話,說日軍是為搜查槍械而來,因為上午有兩名日兵在交涉署門口被打死,一定是交涉人員所為。日軍軍官也在一旁凶神惡煞般地吼叫。

蔡公時挺身而出,表明白天兩個日本兵在交涉署門前系中流彈身亡,與本署無關。我們是外交官不帶武器,沒有搜查的必要。本人是交涉員,此事可由貴國領事館約晤洽商。

日本兵毫不理睬,聲嘶力竭地喊著:“你不配講這些,不必多說,有槍械快拿出來!”

確實,交涉署皆文職人員,除蔡公時有一枝自衛手槍,其他人員皆不佩武器。日軍官當然知道自衛手槍的射程是達不到大門口的,但還是沒收了蔡公時的手槍,仍蠻橫地要求非收不可。

蔡公時怒道:“若諸位定要搜查,就請便,如果收不出,即應退出交涉署!”

日軍繼而又提出更無理的要求,要將交涉署人員先行捆綁,蔡公時認為此舉有辱國體,拒不接受。

日兵不由分說將蔡公時等人捆綁起來,並脫下上衣,有的連褲子也被脫去,然後用繩子將四人系在一起,集中在一個房間裡。

日軍官坐在中間,命令蔡公時跪下認罪。蔡公時不從,並斥責日軍:“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

“你是說不願跪下?”日本兵邊說邊將蔡公時旁邊的庶務張麟書拖出來,殘酷地割去耳鼻,問蔡公時:“怎麼樣?”

蔡公時怒不可遏地向日軍提出嚴重抗議:“此係中國政府的外交機關,非軍事戰鬥單位。諸位既不明瞭外交手續,一味蠻橫無禮,實非文明國所應有之為。如果你們還有什麼疑問,可一起到日本領事館去談判。”最後,他號召全體署員:“大家沒法,赴死可也!”

張庶務滿臉是血,悲憤萬狀,破口大罵日本人。日本人朝他開了一槍。接著又用同樣的手段殺死了另一箇中國人,再問:“現在怎麼樣?會跪下了吧?”

蔡公時站在那裡,仍斷然拒絕下跪。幾名日軍士兵衝上來,死死地按住他的背部,割他的鼻子,割他的耳朵,又用槍托將他的腿骨打斷,蔡公時這才倒在地上。但他仍然掙扎著,大罵日本軍閥,日軍士兵就撬開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頭,頓時蔡公時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就在日兵捆綁署員時,蔡公時的勤務兵張漢儒身後靠著的辦公桌上忽有東西墜地,張以足撥之,方知是辦公用的剪刀。由於4人捆作一排,張乃撞旁人肩膀,示意蹲下,於是用反縛著的手將剪刀拾起,互相剪斷繩索。看守日軍未開手電故未發覺。待日軍來拖第二組時,張仍佯裝雙手被縛。趁日本兵尚未意識到時,張漢儒一躍扒上矮院牆逃跑,日軍連連開槍,其餘幾個皆應聲倒下。子彈從張漢儒腰旁飛過,卻均未擊中。之後,他連翻四牆,隱身於一個空水桶中。天色微明時,在一個送水的苦力幫助和掩護下,騙過日本哨兵,直奔北伐軍總司令部,報告蔡公時等被害情形,方使這一慘案大白於天下:

“日軍把蔡公時及庶務張麟書、參議姚成義、辦事員周惠和等編為一組,將5人衣服全部剝下,蔡主任惟左腳尚留一襪。日軍將他們拖到院外,橫加鞭笞。

當時我也血流滿面,雖痛至徹骨,猶念及蔡主任不知已作何形狀。借日軍手電得見諸人大半有耳無鼻或有鼻無耳,其狀之慘幾至令我昏厥。蔡主任被割去雙耳挖下雙目後在極度痛楚中仍大聲斥敵:‘日人決意槍殺我等矣,惟此國恥,何時可雪?!’他用九江口音喃喃地說:‘不料我輩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中,而竟死於強暴倭奴之手!’同人聞言均悲憤不已,怒罵日軍。日軍瘋狂幾如野獸,用刺刀割出蔡公時的舌頭,用槍托打斷蔡的雙腿。俄而槍聲突起,餘知蔡主任等已英勇就義。”

蔣介石聽完了張漢儒口述事情的經過後,就叫戰地政務委員羅家倫立即起草抗議書,向日軍提出抗議,宣佈日軍此種野蠻暴行的罪狀。日軍對北伐軍總司令部的抗議根本不予理會,於5日下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進攻,飛機大炮輪番轟擊。

鑑於濟南城內形勢進一步惡化,當天晚上,蔣介石與外交部長黃郛、前敵總司令朱培德、總參謀長楊傑、高參熊式輝等便由濟南城內撤至濟南以南的黨家莊車站,總司令部也遷到黨家莊。

5月3日夜,交涉署18名署員除張漢儒外,全部被日軍殺害,交涉署亦被日軍焚燬。從5月4日至11日,日軍在濟南進行大搜捕、大屠殺。據國際紅十字會濟南分會統計,濟南慘案中中國軍民死亡6123人,傷1770餘人,財產損失約24008萬餘元。因為這次大屠殺始於5月3日,故史稱濟南“五三慘案”。

蔣介石在黨家莊車站專列上與馮玉祥會晤,最後商定繞過濟南,繼續北伐,命令已駐進濟南的國民革命軍一律撤出,避免與日軍衝突,其他問題由兩國政府遵循外交途徑解決。

5月8日,日軍重炮轟城,5月11日,濟南失陷。

1928年6月初,黃郛因為辦理對日外交不力,引咎辭職,國民政府任命王正廷為外交部長。王就職不久,即與日方就濟南慘案開始非正式談判。談判地點時而上海時而南京。雙方爭執焦點始終放在日方撤兵問題上。國民政府方面要求日方先撤兵再談其他,日方則企圖先談妥其他再談撤兵,以便有兵好挾制中國。因此雙方雖舉行了三次會談,皆無結果。此時,在國民黨方面,因為北伐軍已攻下北京,奉軍也退至關外,蔣介石的勢力已擴展到華北,濟南問題已經不是他最關心的事了,所以國民政府並不十分急於解決。

幾經周折,中日兩國才在翌年3月28日,就解決濟案問題在南京正式簽署協定:一、自簽定日起兩個月內,日軍在山東的駐軍全部撤退。二、雙方損害,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另行調查。

協定沒有追究任何一方軍事責任。中國外交官蔡公時及其隨員被殘殺,當然也不在追究之列,賠償損失問題實際也予以擱置。

一生追求革命,誓死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英豪蔡公時,在赴任山東不到一天就壯烈殉國,時年蔡公47歲。

“五三”慘案及蔡公時烈士殉國消息傳開後,國人無不悲憤萬分。1928年5月9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在一週以內所有會議開始時,全體靜默三分鐘,以向烈士致哀。中共中央於5月9日發表《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眾書》和《五三慘案後的反帝鬥爭》等文件,號召全國人民徹底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為濟南死難兵民報仇雪恨。

一時間舉國上下哀悼、祭奠烈士。蔣介石、譚延闓、李烈鈞等24位黨國要人、元老聯名撰寫並發表了《蔡公時烈士事略》。多位軍政要員也紛紛題詞。馮玉祥的題詞是“誓雪國恥”,李宗仁的題詞是“觸目驚心,長勿相忘”,于右任的題詞是“國侮侵凌,而公慘死。此耳此鼻,此仇此恥,嗚乎泰山之下血未止。公時同志不朽!”

7月15日,上海各界代表1200餘人在清涼寺舉行追悼大會,由市長張定璠代表國民政府祭奠蔡公時烈士。7月25日北平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團體代表在中山公園舉行了追悼會。蔣介石、李宗仁、吳稚暉、閻錫山等人送了輓聯和花圈。烈士故鄉九江市人民在市區蔡家祠堂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

1929年5月3日,即濟南慘案並烈士殉國一週年的時候,國民政府在南京同時召開了兩個紀念會。一個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各機關人員在中央軍校舉行紀念會,由胡漢民作報告,蔣介石講述了慘案的經過,戴季陶發表了講話;一個是在南京第一公園烈士祠舉行有2000多名代表參加的各界人士紀念會。這天,南京市下半旗致哀。隨後,新聞媒體作了廣泛的宣傳。國民政府出版了《濟南慘案畫冊》,其中有專頁介紹烈士的事蹟和遺物、遺墨。國史館編篡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等書,把5月3日作為國恥紀念日寫進史冊。

1929年,山東人民分別在濟南、泰山腳下修築了“濟南慘案紀念碑”,並把原順城街更名為“五三街”。九江市人民在甘棠公園建立了“公時亭”和烈士紀念碑。海外華僑捐資鑄塑了蔡公時烈士身著戎裝威風凜凜的銅像,立於新加坡晚晴園內。

蔡公時遇難後,其夫人郭景鸞女士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前往濟南尋找烈士遺骸。無奈,當時大敵日寇還盤踞在濟南,一時無法成行。次年(1929年)5月10日,日軍雖在中國人民強大的反日群眾運動攻勢下不得不撤出濟南,然而在此前後卻又因相繼爆發蔣桂、蔣馮閻之間的新軍閥戰爭,山東地面仍不得太平,直到1931年,郭景鸞女士才得以成行。

郭景鸞女士不遠千里由重慶來到濟南,尋找英烈遺骸。時過三年,烈士的遺骸究竟被日寇埋在何處,一直不清。蔡夫人相信這十七具遺體必被埋在濟南外交特派員公署內,因而僱工挖掘。但由於空地遼闊,一直掘了7日,才在6月24日上午至6月25日,在交涉公署後園挖出裹屍的席子、繩子、馬鞍,以及日軍棄埋的水壺、軍刀、軍衣等。後又尋得蔡公時所佩之劍鞘、武裝帶、軍用地圖及衣服,還有遇難烈士的頭蓋骨、頭髮、手骨及被燒成炭狀的肌肉、四肢骨、指骨等。原來,日軍為掩蓋罪證,將受難烈士遺體分解火焚,坑內屍骨狼藉,衣物混雜,令人不忍目睹。郭夫人從不完整的頭蓋骨、四肢骨、肉炭中,確認其中有部分為蔡公時遺骨,遂將十七位烈士忠骸裝入一大皮箱內,運往南京交國民政府外交部,存放在外交部地下室內。

1928年5月12日,國民政府著令內政、外交兩部,從優撫卹烈士遺屬,發治喪費3000元,對年方六歲的烈士遺子蔡燦璠(蔡今任)免費保送從小學至大學的學習。郭景鸞女士後來擔任了為紀念烈士而成立的上海公時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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