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雲致秋是個樂天派，凡事看得開，生死榮辱都不太往心裡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個歲數。
我認識致秋時，他差不多已經死過一次。肺病。很嚴重了。醫院通知了劇團，劇團的辦公室主任上他家給他送了一百塊錢。雲致秋明白啦：這是讓我想叫點什麼吃點什麼呀！——吃！涮牛肉，一天涮二斤。那陣牛肉便宜，也好買。賣牛肉的和致秋是老街坊，“發孩”，又是個戲迷，致秋常給他找票看戲。他知道致秋得的這個病，就每天給他留二斤嫩的，切得跟紙片兒似的，拿荷葉包著，等著致秋來拿。致秋把一百塊錢牛肉涮完了，上醫院一檢查，你猜怎麼著：好啦！大夫直納悶：這是怎麼回事呢？致秋說：“我的火爐子好！”他說的“火爐子”指的是消化器官。當然他的病也不完全是涮牛肉涮好了的，組織上還讓他上小湯山療養了一陣。致秋說：“還是共產黨好啊！要不，就憑我，一個唱戲的，上小湯山，療養——姥姥！”肺病是好了，但是肺活量小了。他說：“我這肺裡好些地方都是死膛兒，存不了多少氣！”上一趟四樓，到了二樓，他總得停下來，擺擺手，意思是告訴和他一起走的人先走，他緩一緩，一會就來。就是這樣，他還照樣到樓梓莊參加勞動，到番字牌搞四清，上井岡山去體驗生活，什麼也沒有落下。
除了肺不好，他還有個“犯肝陽”的毛病。“肝陽”一上來，兩眼一黑，什麼都看不見了。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幹辣椒（他口袋裡隨時都帶幾個幹辣椒）放到嘴裡嚼嚼，閉閉眼，一會就好了。他說他平時不吃辣，“肝陽”一犯，多辣的辣椒嚼起來也不辣。這病我沒聽說過，不知是一種什麼怪病。說來就來，一會兒又沒事了。原來在起草一個什麼材料，戴上花鏡接碴兒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地寫下去；原來在給人拉胡琴說戲，把合上的弓子抽開，定定弦，接茬兒說；原來在聊天，接碴兒往下聊。海聊窮逗，談笑風生，一點不像剛剛犯過病。
致秋家貧，少孤。他家原先開一個小雜貨鋪，不是唱戲的，是外行。——梨園行把本行以外的人和人家都稱為“外行”。“外行”就是不是唱戲的，並無褒貶之意。誰家說了一門親事，倆老太太遇見了，聊起來。一個問：“姑娘家裡是幹什麼的？”另一個回答是幹嘛幹嘛的，完了還得找補一句：“是外行。”為什麼要找補一句呢？因為梨園行的嫁娶，大都在本行之內選擇。門當戶對，知根知底。因此劇團的演員大都沾點親，“論”得上，“私底下”都按親戚輩分稱呼。這自然會影響到劇團內部人跟人的關係。劇團領導曾召開大會反過這種習氣，但是到了還是沒有改過來。
致秋上過學，讀到初中，還在青年會學了兩年英文。他文筆通順，字也寫得很清秀，而且寫得很快。照戲班裡的說法是寫得很“溜”。他有一樁本事，聽報告的時候能把報告人講的話一字不落地記下來。他曾在郵局當過一年練習生，後來才改了學戲。因此他和一般出身於梨園世家的演員有些不同，有點“書卷氣”。
原先在致興成科班。致興成散了，他拜了於連萱。於先生原先也是“好角”，後來塌了中，就不再登臺，在家教戲為生。
那陣拜師學戲，有三種。一種是按月致送束脩的。先生按時到學生家去，或隔日一次，或一個月去個十來次。一種本來已經坐了科，能唱了，拜師是圖個名，借先生一點“仙氣”，到哪兒搭班，一說是誰誰誰的徒弟，“那沒錯！”臺上臺下都有個照應。這就說不上固定報酬了，只是三節兩壽——五月節，八月節，年下，師父、師孃生日，送一筆禮。另一種，是“寫”結先生的。拜師時立了字據。教戲期間，分文不取。學成之後，給先生效幾年力。搭了班，唱戲了，頭天晚上開了戲份——那陣都是當天開份，戲沒有打住，後臺管事都把各人的戲份封好了，第二天，原封交給先生。先生留下若干，剩下的給學生。也有的時候，班裡為了照顧學生，會單開一個“小份”，另外封一封，這就不必交先生了。先生教這樣的學生，是實授的，真教給東西。這種學生叫做“把手”的徒弟。師徒之間，情義很深。學生在先生家早晚出入，如一家人。
雲致秋很聰明，摹仿能力很強，他又有文化，能抄本子，這比口傳心授自然學得快得多，於先生很喜歡他。沒學幾年，就搭班了。他是學“二旦”的，但是他能唱青衣，——一般二旦都只會花旦戲，而且文的武的都能來，《得意緣》的郎霞玉，《銀空山》的代戰公主，都行。《四郎探母》，他的太后。——那陣班裡派戲，都有規矩。比如《探母》，班裡的旦角，除了鐵鏡公主，下來便是蕭太后，再下來是四夫人，再下來才是八姐、九妹。誰來什麼，都有一定。所開戲份，自有差別。致秋唱了幾年戲，不管搭什麼班，只要唱《探母》，太后都是他的。
致秋有一條好嗓子。據說年輕時扮相不錯，——我有點懷疑。他是一副窄長臉，眼睛不大，鼻子挺長，鼻子尖還有點翹。我認識他時，他已經是幹部，除了主演忙？或領導上安排佈置，他不再粉墨登場了。我一共看過他兩出戏：《得意緣》和《探母》。他那很多地方是死膛肺裡的氧氣實在不夠使，我看他扮著郎霞玉，拿著大槍在臺上一通折騰，不停地呼嗤呼嗤喘氣，真夠他一嗆！不過他還是把一出《得意緣》唱下來了。《探母》那回是“大合作”，在京的有名的鬚生、青衣都參加了，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那麼多的“好角”，可是他的蕭太后還真能壓得住，一出場就來個碰頭好。觀眾也有點起鬨。一來，他確實有個太后的氣派，“身上”，穿著花盆底那兩步走，都是樣兒；再則，他那扮相實在太絕了。京劇演員扮戲，早就改了用油彩。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後來都是用油彩。他可還是用粉彩，鵝蛋粉、胭脂，眉毛描得筆直，櫻桃小口一點紅，活脫是一幅“同光十三絕”，儼然陳德霖再世。
雲致秋到底為什麼要用粉彩化妝，這是出於一種什麼心理，我一直沒有捉摸透。問他，他說：“粉彩好看！油彩哪有粉彩精神呀！”這是真話麼？這是標新（舊）立異？玩世不恭？都不太像。致秋說：“粉彩怎麼啦，公安局管嗎？”公安局不管，領導上不提意見，就許他用粉彩扮戲。致秋是個凡事從眾隨俗的人，有的時候，在無害於人，無損於事的情況下，也應該容許他發一點小小的狂。這會使他得到一點快樂，一點滿足：“這就是我——雲致秋！”
致秋有個習慣，說著說著話，會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縱”在一起，嘴唇緊閉；然後又用力把嘴張開，把眼睛鼻子掙回原處。這是用粉彩落下的毛病。小時在科班裡，化妝，哪兒給你準備蜜呀，用一大塊冰糖，拿開水一沏，師父給你抹一臉冰糖水，就往上撲粉。冰糖水乾了，臉上繃得難受，老想活動活動肌肉，好鬆快些，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幾十年也改不了。看慣了，不覺得。生人見面，一定很奇怪。我曾跟致秋說過：“你當不了外交部長！——接見外賓，正說著世界大事，你來這麼一下，那怎麼行？”致秋說：“對對對，我當不了外交部長！——我會當外交部長嗎？”
致秋一輩子走南闖北，跑了不少碼頭，搭過不少班，“傍”過不少名角。他給金少山、葉盛章、唐韻笙都挎過刀。他會的戲多，見過的也多，記性又好，甭管是誰家的私房秘本，什麼四大名旦，哪叫麒派、馬派，什麼戲缺人，他都來頂一角，而且不用對戲，拿起來就唱。他很有戲德，在臺上保管能把主角傍得嚴嚴實實，不撒湯，不漏水，叫你唱得舒舒服服。該你得好的地方，他事前給你墊足了，主角略微一使勁，“好兒”就下來了；主角今天嗓音有點失潤，他也能想法幫你“遮”過去，不特別“卯上”，存心“啃”你一下。臨時有個演員，或是病了，或是家裡出了點事，上不去，戲都開了，後臺管事急得亂轉：“雲老闆，您來一個！”“救場如救火”，甭管什麼大小角色，致秋二話不說，包上頭就扮戲。他好說話。後臺囑咐“馬前”，他就可以掐掉幾句；“馬後”，他能在臺上多“繃”一會。有一次唱《桑園會》，老生誤了場，他的羅敷，愣在臺上多唱出四句大慢板！——臨時旋編詞兒。一邊唱，一邊想，唱了上句，想下句。打鼓佬和拉胡琴的直納悶：他怎還唱呀！下來了，問他：“您這是哪一派？”——“雲派！”他聰明，腦子快，能“鑽鍋”，沒唱過的戲，說說，就上去了，還保管不會出錯。他臺下人緣也好。從來不“拿糖”、“吊腰子”。為了戲份、包銀不合適，臨時把戲“砍”下啦，這種事他從來沒幹過。戲班裡的事，也挺複雜，三叔二大爺，師兄，師弟，你厚啦，我薄啦，你鼓啦，我癟啦，仨一群，倆一夥，你踩和我，我擠兌你，又合啦，又“咧”啦……經常鬧紛紛。常言說：“寧帶千軍，不帶一班。”這種事，致秋從來不往裡摻和。戲班裡流傳兩句“名賢集”式的處世格言，一是“小心幹活，大膽拿錢”，一是“不多說，不少道”，致秋是身體力行的。他愛說，但都是海聊窮逗，從不勾心鬥角，播弄是非。因此，從南到北，都願意用他，來約的人不少，他在家賦閒當“散仙”的時候不多。
他給言菊朋掛過二牌，有時在頭裡唱一出，也有時陪著言菊朋唱唱《汾河灣》一類的“對兒戲”。這大概是雲致秋的藝術生涯登峰造極的時候了。
我曾問過致秋：“你為什麼不自己挑班？”致秋說：“有人攛掇過我。我也想過。不成，我就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樑，我不夠。不要小雞吃綠豆，強努。挑班，來錢多，事兒還多哪。挑班，約人，處好了，火爐子，熱烘烘的，處不好，‘蝨子皮襖’，還得穿它，又咬得慌。還得到處請客、應酬、拜門子，我淘不了這份神。這樣多好，我一個唱二旦的，不招風，不惹事。黃金榮、杜月笙、袁良、日本憲兵隊，都找尋不到我頭上。得，有碗醋滷麵吃就行啦！”
致秋在外碼頭搭班唱戲了，所得包銀，就歸自己了。不過到哪兒，回北京，總得給於先生帶回點什麼。於先生病故，他出錢買了口好棺材，披麻戴孝，致禮盡哀。
攢了點錢，成了家。媳婦相貌平常，但是性情溫厚，待致秋很好，淨變法子給他做點好吃的，好讓他的“火爐子”燒得旺旺的。
跟雲致秋在一起，呆一天，你也不會悶得慌。他愛聊天，也會聊。他的聊天沒有什麼目的。聊天還有什麼目的？——有。有人愛聊，是在顯示他的多知多懂。劇團有一位就是這樣，他聊完了一段，往往要來這麼幾句：“這種事你們哪知道啊！爺們，學著點吧！”致秋的愛聊，只是反映出他對生活，對人，充滿了近於童心的興趣。致秋聊天，極少臧否人物。“閒談莫論人非”，他從不發人陰私，傳播別人一點不大見得人的秘聞，以博大家一笑。有時說到某人某事，也會發一點善意的嘲笑，但都很有分寸，決不流於挖苦刻薄。他的嘴不損。他的語言很生動，但不裝腔作勢，故弄玄虛。有些話說得很逗，但不是“隔肢”人，不“貧”。他走南闖北，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每個細節都記得非常清楚，——這真是一種少有的才能，一個小說家必備的才能！這事發生在哪一年，那年洋麵多少錢一袋；是櫻桃、桑椹下來的時候，還是九花開的時候，一點錯不了。我寫過一個關於裘盛戎的劇本，把初稿送給他看過，為了核對一些事實，主要是盛戎到底跟楊小樓合唱過《陽平關》沒有。他那時正在生病，給我寫了一個字條：
“盛戎和楊老闆合演《陽平關》實有其事。那是1935年，盛戎二十，我十七。在華樂。那天楊老闆的三出。頭裡一出是朱琴心的《採花趕府》（我的丫環）。盛戎那時就有觀眾，一個引子滿堂好。……”
這大概是致秋留在我這裡的唯一的一張“遺墨”了。頭些日子我翻出來看過，不勝感慨。
致秋是北京解放後戲曲界第一批入黨的黨員。在第一屆戲曲演員講習會的時候就入黨了。他在講習會表現好，他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許多聞所末聞的革命道理，他聽來很新鮮，但是立刻就明白了，“是這麼個理兒！”許多老藝人對“猴變人”，怎麼也想不通。在學習“誰養活誰”時，很多底包演員一死兒認定了是“角兒”養活了底包。他就掰開揉碎地給他們講，他成了一個實際上的學習輔導員，——雖然講了半天，很多老藝人還是似通不通。解放，對於雲致秋，真正是一次解放，他的翻身感是很強烈的。唱戲的不再是“唱戲低”了，不是下九流了。他一輩子傍角兒。他和挑班的角兒關係處得不錯，但他畢竟是個唱二旦的，不能和角兒平起平坐。“是龍有性”，角兒都有角兒的脾氣。角兒今天臉色不好，全班都像頂著個雷。入了黨，致秋覺得精神上長了一塊，打心眼兒裡痛快。“從今往後，我不再傍角兒！我傍領導！傍組織！”
他回劇團辦過掃盲班。這個“盲”真不好掃呀。
舞臺工作隊有個跟包打雜的，名叫趙旺。他本叫趙旺財。《荷珠配》裡有個家人，叫趙旺，專門伺候員外吃飯。員外後來窮了，還是一來就叫“趙旺！——我要吃飯了”。“趙旺”和“吃飯”變成了同義語。劇團有時開會快到中午了，有人就提出：“咱們該趙旺了吧！”這就是說：該吃飯了。大家就把趙旺財的財字省了，上上下下都叫他趙旺。趙旺出身很苦（他是個流浪孤兒，連自己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又是“工人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幾個戰鬥組爭相羅致的招牌，響噹噹的造反派。
就是這位趙旺老兄，曾經上過掃盲班。那時掃盲沒有新課本，還是沿用“人手足刀尺”。雲致秋在黑板上寫了個“足”字，叫趙旺讀。趙旺對著它相了半天面。旁邊有個演員把腳伸出來，提醒他。趙旺讀出來了：“鞋！”雲致秋搖搖頭。那位把鞋脫了，趙旺又讀出來了：“哦，襪子”。雲致秋又搖搖頭。那位把襪子也脫了，趙旺大聲地讀了出來：“腳巴丫子！”
（雲致秋想：你真行！一個字會讀成四個字！）
掃盲班結束了，除了趙旺，其餘的大都認識了不少字，後來大都能看《北京晚報》了。
後來，又辦了一期學員班。
學員班只有三個人是脫產的，都是從演員裡抽出來的，一個賈世榮，是唱裡子老生的，一個雲致秋，算是正副主任。還有一個看功的老師馬四喜。
馬四喜原是唱武花臉的，臺上不是樣兒，看功卻有經驗。他父親就是在科班裡抄功的。他有幾個特點。一是抽關東煙，聞鼻菸，絕對不抽紙菸。二是肚子裡很寬，能讀“三·列國”，《永慶昇平》、《三俠劍》，倒背如流。另一個特點是講話愛用成語，又把成語的最後一個字甚至幾個字“歇”掉。他在學員練功前總要講幾句話：
“同志們，你們可都是含荷待，大家都有綿繡前！這練功，一定要硬砍實，可不能偷工減！千萬不要少壯不，將來可就要老大徒啦！踢腿，走！”
賈世榮是個慢性子，什麼都慢。臺上一場戲，他一上去，總要比別人長出三五分鐘。他說話又喜歡咬文嚼字，引經據典。所據經典，都是戲。他跟一個學員談話，告誡他不要驕傲：“可記得關雲長敗走麥城之故耳？……”下面就講開了《走麥城》。從科班到戲班，除此以外，他哪兒也沒去過。不知道誰的主意，學員班要軍事化。他帶操，“立正！報數！齊步走！”這都不錯。隊伍走到牆根了，他不叫“左轉彎走”或“右轉彎走”，也不知道叫“立定”，一下子慌子，就大聲叫：“籲！……”雲致秋和馬四喜也跟在隊後面走。馬四喜炸了：“怎麼碴！把我們全當成牲口啦！”
賈世榮和馬四喜各執其事，不負全面責任，學員班的一切行政事務，全面由雲致秋一個人操持。借房子，招生，考試，政審，請教員。誰的五音不全，誰的上下身不合。誰正在倒倉，能倒過來不能。誰的半月板扭傷了，誰撕裂了韌帶，請大夫，上醫院。男生幹架，女生鬥嘴……事無鉅細，都得要管。每天還要說戲。凡是小嗓的，他全包了，青衣、花旦、刀馬，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地教。
學員班結業，舉行了彙報演出。劇團的負責人，主要演員都到場看了，——一半是衝著雲致秋的面子去的。“咱們捧捧致秋！辦個學員班，不易”——“捧捧！”黨委書記講話，說學員班辦得很有成績，為劇團輸送了新的血液。實際上是輸送了一些“院子過道”、宮女丫環。真能唱一出的，沒有兩個。當初辦學員班，目的就在招“院子過道”、宮女丫環，沒打算讓他們唱一出。這一期學員，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沒少熱鬧。
致秋後來又當了一任排練科長。排練科是劇團最敏感的部門。演員們說，劇團只有兩件事是“過真格”的。一是“拿頂”。“拿頂”就是領工資，——劇團叫“開支”。過去領工資不興簽字，都要蓋戳。戳子都是字朝下，如拿頂，故名“戳子拿頂”。一簡化，就光剩下“拿頂”了。“嗨，快去，拿頂來！”另一件，是排戲。一個演員接連排出幾齣戲，觀眾認可了，噌噌噌，就許能紅了。幾年不演戲，本來有兩下子的，就許窩了回去。給誰排啦，不給誰排啦；派誰什麼角色啦，討俏不討俏，費力不費力，廣告上登不登，戲單上有沒有名字……劇團到處嘁嘁喳喳，交頭接耳，咬牙跺腳，兩眼發直，整天就是這些事兒。排練科長，官不大，權不小。權這個東西是個古怪東西，人手裡有它，就要變人性。說話調門兒也高啦，用的字眼兒也不同啦，神氣也變啦。誰跟我不錯，“好，有在那裡！”誰得罪過我，“小子，你等著吧，只要我當一天科長，你就甭打算痛快！”因此，兩任排練科長，沒有不招恨的。有人甚至在死後還捱罵：“×××，真他媽不是個東西！”雲致秋當了兩年排練科長，風平浪靜。他排出來的戲碼，定下的“人位”（戲班把分派角色叫做“定人位”），一碗水端平，誰也挑不出什麼來。有人給他家裝了一條好煙，提了兩瓶酒，幾斤蘋果，致秋一概婉詞拒絕：“哥們！咱們不興這個！我要不想抽您那條大中華，喝您那兩瓶西鳳，我是孫子！可我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不能讓人戳我的脊樑骨。您拿回去！咱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當沒有這回事！”
後來致秋調任了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是賈世榮。
他這個副主任沒地兒辦公。辦公室裡會計、出納、總務、打字員，還有賈主任獨據一張演《林則徐》時候特製的維多利亞時代硬木雕花的大寫字檯（劇團很多傢俱都是舞臺上撤下來的大道具），都滿了。黨委辦公室還有一張空桌子，“得來，我就這兒就乎就乎吧！”我們很歡迎他來，他來了熱鬧。他不把我們看成“外行”，對於從老解放區來的，部隊下來的，老郭、老吳、小馮、小梁，還有像我這樣的“秀才”，天生來有一種好感。我們很談得來。他事實上成了黨委會的一名秘書。黨委和辦公室的工作原也不大劃得清。在黨委會工作的幾個人，沒有十分明確的分工。有了事，大家一齊動手；沒事，也可以瞎聊。致秋給自己的工作概括成為四句話：跑跑顛顛，上傳下達，送往迎來，喜慶堂會。
黨委會經常要派人出去開會。有的會，誰也不願去，就說：“嗨，致秋，你去吧！”“好，我去！”市裡或區里布置春季衛生運動大檢查、植樹、“交通安全宣傳週”，以及參加刑事殺人犯公審（公審後立即槍決）……這都是他的事。回來，傳達。他的筆記記得非常詳細，有聞必錄。讓他念念筆記，他開始唸了：“張主任主持會議。張主任說：‘老王，你的糖尿病好了一點沒有？’……”問他會議的主要精神是什麼，什麼是張主任講話的要點，答曰：“不知道。”他經常起草一些向上面彙報的材料，翻翻筆記本，攤開橫格紙就寫，一寫就是十來張。寫到後來，寫不下去了，就叫我：“老汪，你給我瞧瞧，我這寫的是什麼呀？”我一看：邐邐拉拉，嚕囌重複，不知所云。他寫東西還有個特點，不分段，從第一個字到末一個句號，一氣到底，一大篇！經常得由我給他“歸置歸置”，重新整理一遍。他看了說：“行！你真有兩下。”我說：“你寫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寫呀。李笠翁說，要袖手於前，才能疾書於後哪！”——“對對對！我這是疾書於前，袖手於後！寫到後來，沒了轍了！”
他的主要任務，實際是兩件。一是做上層演員的統戰工作。劇團的黨委書記曾有一句名言：劇團的工作，只要把幾大頭牌的工作做好，就算搞好了一半（這句話不能算是全無道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群眾演員最為痛恨的一條罪狀）。雲致秋就是搞這種工作的工具。另一件，是搞保衛工作。
致秋經常出入於頭牌之門，所要解決的都是些難題。主要演員彼此常為一些事情爭，爭劇場（誰都願上工人俱樂部、長安、吉祥，誰也不願去海淀，去圓恩寺……），爭日子口（爭節假日，爭星期六、星期天），爭配角，爭胡琴，爭打鼓的。致秋得去說服其中的一個顧全大局，讓一讓。最近“業務”不好，希望哪位頭牌把本來預訂的“歇工戲”改成重頭戲；為了提拔後進，要請哪位頭牌“捧捧”一個青年演員，跟她合唱一出“對兒戲”；領導上決定，讓哪幾個青年演員“拜”哪幾位頭牌，希望頭牌能“收”他們……這些等等，都得致秋去說。致秋的工作方法是進門先不說正事，三叔二舅地叫一氣，插科打諢，嘻嘻哈哈，然後才說：“我今兒來，一來是瞧瞧您，再，還有這麼檔事……”他還有一個偏方，是走內線。不找團長（頭牌都是團長、副團長），卻找“團太”。——這是戲班裡興出來的特殊稱呼，管團長的太太叫“團太”。團太知道他無事不登三寶殿，有時繃著臉：“三嬸今兒不高興，給三嬸學一個！”致秋有一手絕活：學人。甭管是臺上、臺下，幾個動作，神情畢肖。凡熟悉梨園行的，一看就知道是誰。他經常學的是四大鬚生出場報名，四人的臺步各有特色，音色各異，對比鮮明。“漾（楊）抱（寶）森”（聲音渾厚，有氣無力）；“譚富音（英）”（又高又急又快，“英”字抵顎不穿鼻，讀成“鬼音”）；“奚嘯伯”（嗓音很細，“奚、嘯”皆讀尖字，“伯”字讀為入聲）；“馬——連——良呃！”（吊兒郎當，滿不在乎）。逗得三嬸哈哈一樂：“什麼事？說吧！”致秋把事情一說。“就這麼點事兒呀？瞎！沒什麼大不了的！行了，等老頭子回來，我跟他說說！”事情就算辦成了。
黨委會的同志對他這種作法很有意見。有時小馮或小梁跟他一同去，出了門就跟他發作：“雲致秋！你這是幹什麼！——小丑！”——“是小丑！咱們不是為把這點事辦圓全了嗎？這是黨委交給我的任務，我有什麼辦法？你當我願意哪！”
雲致秋上班有兩個專用的包。一個是普通雙梁人造革黑提包，一個是帶拉鍊、有一把小鎖的公文包。他一出門，只要看他的自行車把上掛的是什麼包，就知道大概是上哪裡去。如果是雙梁提包，就不外是到區裡去，到文化局或是市委宣傳部去。如果是接鎖公文包，就一定是到公安局去。大家還知道公文包裡有一個藍皮的筆記本。這筆記本是編了號的，並且每一頁都用打號機打了頁碼。這裡記的都是有關治安保衛的材料。材料有的是公安局傳達的，有的是他向公安局彙報的。這些筆記本是絕對保密的。他從公安局開完會，立刻回家，把筆記本鎖在一口小皮箱裡。雲致秋那麼愛說，可是這些筆記本里的材料，他絕對守口如瓶，沒有跟任何人談過。誰也不知道這裡面寫的是什麼，不少人都很想知道。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材料關係到很多人的命運。出國或赴港演出；誰能去，誰不能去；誰不能進人民大會堂，誰不能到小禮堂演出；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戲，名單是怎麼定的……這些等等，雲致秋的小本本都起著作用。因為那隻拉鎖公文包和包裡的藍皮筆記本，使很多人暗暗地對雲致秋另眼相看，一看見他登上車，車把上掛著那個包，就彼此努努嘴，暗使眼色。這些筆記本，在雲致秋心裡，是很有分量的。他感到黨對自己的信任，也為此覺得驕傲，有時甚至有點心潮澎湃，壯懷激烈。
因為工作關係，致秋不但和黨委書記、團長隨時聯繫，和文化局的幾位局長也都常有聯繫。主管戲曲的、主管演出的和主管外事的副局長，經常來電話找他。這幾位局長的辦公室，家裡，他都是推門就進。找他，有時是談工作，有時是託他辦點私事，——在全聚德訂兩隻烤鴨，到前門飯店買點好煙、好酒……有時甚至什麼也不為，只是找他來瞎聊，解解悶（少不得要喝兩盅）。他和局長們雖未到了稱兄道弟的程度，但也可以說是“忘形到爾汝”了。他對局長，從來不稱官銜，人前人後，都是直呼其名。他在局長們面前這種自由隨便的態度很為劇團許多演員所羨慕，甚至嫉妒。他們很納悶：雲致秋怎麼能和頭兒們混得這樣熟呢？
致秋自己說的“四大任務”之一的“喜慶堂會”，不是真的張羅唱堂會——現在還有誰家唱堂會呢？第一是張羅拜師。有一陣戲曲界大興拜師之風。領導上提倡，劇團出錢。只要是看來有點出息的演員，劇團都會由一個老演員把他（她）們帶著，到北京來拜一個名師。名演員哪有工夫教戲呀？他們大都有一個沒有嗓子可是戲很熟的大徒弟當助教。外地的青年演員來了，在北京住個把月，跟著大師哥學一兩出本門的戲，由名演員的琴師說說唱腔，臨了，走給老師看看，老師略加指點，說是“不錯！”這就高高興興地回去，在海報上印上“×××老師親授”字樣，頓時身價十倍，提級加薪。到北京來，必須有人“引見”。劇團的老演員很多都是先投雲致秋，因為北京的名演員的家裡，致秋哪家都能推門就進。拜師照例要請客。文化局的局長、科長，劇團的主要演員、琴師、鼓師，都得請到。雲致秋自然少不了。致秋這輩子經手操辦過的拜師儀式，真是不計其數了。如果你願意聽，他可以給你報一筆總帳，保管落不下一筆。
致秋忙乎的另一件事是幫著名角辦生日。辦生日不過是借名請一次客。致秋是每請必到，大都是頭一個。他既是客人，也一半是主人，——負責招待。他是不會忘記去吃這一頓的，名角們的生辰他都記得爛熟。誰今年多大，屬什麼的，問他，張口就能給你報出來。
我們對致秋這種到處吃喝的作風提過意見。他說：“他們願意請，不吃白不吃！”
致秋火爐子好，愛吃喝，但平常家裡的飯食也很簡單。有一小包天福的醬肘子，一碟炒麻豆腐，就酒菜、飯菜全齊了。他特別愛吃醋滷麵。跟我吹過幾次，他一做醋滷，半條衚衕都聞見香。直到他死後，我才弄清楚醋滷麵是一種什麼面。這是山西“吃兒”（致秋原籍山西）。我問過山西人，山西人告訴我：“嗐！茄子打滷，擱上醋！”這能吃到哪裡去麼？然而我沒能吃上致秋親手做的醋滷麵，想想還是有些悵然，因為他是誠心請我的。
“文化大革命”一來，什麼全亂了。
京劇團是個凡事落後的地方，這回可是跑到前面去了。一夜之間，劇團變了模樣。成立了各色各樣，名稱奇奇怪怪的戰鬥組。所有的辦公室、練功廳、會議室、傳達室、甚至堆煤的屋子、燒暖氣的鍋爐間、做刀槍靶子的作坊……全都給瓜分佔領了。不管是什麼人，找一個地方，打掃一番，搬來一些箱箱櫃櫃，都貼了封條，在門口掛出一塊牌子，這就是他們的領地了。——只有會計辦公室留下了，因為大家知道每個月月初還得“拿頂”，得有個地方讓會計算帳。大標語，大字報，高音喇叭，語錄歌，五顏六色，亂七八糟。所有的人都變了人性。“小心幹活，大膽拿錢”，“不多說，不少道”，全都不時興了。平常挺斯文的小姑娘，會站在板凳上跳著腳跟人辯論，口沫橫飛，滿嘴髒字，完全成了一個潑婦。連賈世榮也上臺發言搞大批判了。不過他批遠不批近，不批團領導、局領導，他批劉少奇，批彭真。他說的都是報上的話，但到了他嘴裡都有點“上韻”的味道。他批判這些大頭頭，不用“反革命修正主義”之類的帽子，他一律稱之為“××老兒！”雲致秋在下面聽著，心想：真有你的！大家聽著他滿口“××老兒”，都繃著。一個從音樂學院附中調來的彈琵琶的女孩終於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了。有一回，他又批了半天“××老兒”，下面忽然有人大聲嚷嚷：“去你的‘××老兒’吧！你給他們捧的臭腳還少哇！——下去啵你！”這是馬四喜。從此，賈世榮就不再出頭露面。他自動地走進了牛棚。進來跟“黑幫”們抱拳打招呼，說：“我還是這兒好。”
從學員班畢業出來的這幫小爺可真是神仙一樣的快活。他們這輩子沒有這樣自由過，沒有這樣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過。他們跟社會上的造反團體掛鉤，跟“三司”，跟“西糾”，跟“全藝造”，到處拉關係。他們學得很快。社會上有什麼，劇團裡有什麼。不過什麼事到了他們手裡，就都還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就都帶上了京劇團的特點，也更加鬧劇化。京劇團真是藏龍臥虎哇！一下子出了那麼多司令、副司令，出了那麼多理論家，出了那麼多筆桿子（他們被稱為刀筆）和那麼多“漿子手”。——這稱謂是京劇團以外所沒有的，即專門刷大字報漿糊的。戲臺上有“牢子手”、“劊子手”，專刷漿子的於是被稱為“漿子手”。趙旺就是一名“漿子手”。外面興給黑幫掛牌子了，他們也掛！可是他們給黑幫掛的牌子卻是外面見不到的：《拿高登》裡的石鎖，《空城計》諸葛亮撫的瑤琴，《女起解》蘇三戴的魚枷。——這些“砌末”上自然都寫黑幫的姓名過犯。外面興遊街，他們也得讓黑幫遊遊。幾個戰鬥組開了聯席會議，會上決定，給黑幫“扮上”，給這些“敵人”勾上陰陽臉，戴上反王盔，插一根翎子，穿上各色各樣古怪戲裝，讓黑幫打著鑼，自己大聲報名，誰聲音小了，就從後腰眼狠狠地杵一鑼槌。
馬四喜跟這些小將不一樣。他一個人成立一個戰鬥組。他這個戰鬥組隨時改換名稱，這些名稱多半與“獨”字有關，一會叫“獨立寒秋戰鬥組”，一會叫“風景這邊獨好戰鬥組”。用得較久的是“不順南不順北戰士”（北京有一句俗話：“騎著城牆罵韃子，不順南不順北”）。團裡分為兩大派，他哪一派不參加，所以叫“不順南不順北”。他上午睡覺。下午寫大字報。天天寫，誰都罵，逮誰罵誰，晚上是他最來精神的時候。他自願值夜，看守黑幫。看黑幫，他並不閒著，每天找一名黑幫“單個教練”。他喝完了酒，沏上一壺釅茶，抽上關東煙，就開始“單個教練”了。所謂“單個教練”，是他給黑幫上課，講馬列主義。黑幫站著，他坐著。一教練就是兩個小時，從十二點到次日凌晨兩點，準時不誤。
（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把我叫去“教練”過，因此，我不知道他講馬列主義時是不是也是滿口的歇後成語。要是那樣，那可真受不了！）
雲致秋完全懵了。他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形成的、維持他的心理平衡的為人處世哲學徹底崩潰了。他不但不知道怎麼說話，怎麼待人，甚至也不知道怎麼思想。他習慣了依靠組織，依靠領導，現在組織砸爛了，領導都被揪了出來。他習慣於有事和同志們商量商量，現在同志們一個個都難於自保，誰也怕擔干係，誰也不給誰拿什麼主意。他想和老伴談談，老伴嚇得犯了心臟病躺在床上，他什麼也不敢跟她說。他發現他是孤孤仃仃一個人活在這個亂亂糟糟的世界上，這可真是難哪！每天都聽到熟人橫死的消息。言慧珠上吊了（他是看著她長大的）。葉盛章投了河（他和他合演過《酒丐》）。侯喜瑞一對愛如性命的翎子叫紅衛兵撅了（他知道這對翎子有多長）。裘盛戎演《姚期》的白滿叫人給鉸了（他知道那是多少塊現大洋買的。）……“今夜脫了鞋，不知明天來不來”。誰也保不齊今天會發生什麼事。過一天，算一日！雲致秋倒不太擔心被打死：他擔心被打殘廢了，那可就噁心了！每天他還得上團裡去。老伴每天都囑咐：“早點回來！”——“晚不了！”每天回家，老伴都得問一句：“回來了？——沒什麼事？”——“沒事。全須全尾——吃飯！”好像一吃飯，他今天就勝利了，這會至少不會有人把他手裡的這杯二鍋頭奪過去潑在地上！不過，他喝著喝著酒，又不禁重重地嘆氣：“唉！這亂到多會兒算一站？”
雲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三件他在平時絕不會做的事。這三件事對致秋以後的生活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一件是揭發批判劇團的黨委書記。他是書記的親信，書記有些直送某某首長“親啟”的機密信件都是由致秋用毛筆抄寫送出的。他不揭發，就成了保皇派。他揭發了半天，下面倒都沒有太強烈的反應，有一個地方，忽然爆發出鬨堂的笑聲。致秋說：“你還叫我保你！——我保你，誰保我呀！”這本來是一句大實話，這不僅是雲致秋的真實思想，也是許多人靈魂深處的秘密，很多人“造反”其實都是為了保住自己。不過這種話怎麼可以公開地，在大庭廣眾之前說出來呢？於是大家覺得可笑，就大聲地笑了，笑得非常高興。他們不是笑自己的自私，而是笑雲致秋的老實。
第二件，是他把有關治安保衛工作的材料，就是他到公安局開會時記了本團有關人事的藍皮筆記本，交出去了。那天他下班回家，正吃飯，突然來了十幾個紅衛兵：“雲致秋！你他媽的還喝酒！跪下！”紅衛兵隨即展讀了一道“勒令”，大意謂：雲致秋平日專與人民為敵，向反動的公檢法多次提供誣陷危害革命群眾的黑材料。是可忍熟（原文如此）不可忍。雲致秋必須立即將該項黑材料交出，否則後果自負。“後果自負”是具有很大威力的恐嚇性的詞句，雲致秋糊里糊塗地把放這些材料的皮箱的鑰匙交給了革命群眾。革命群眾拿到材料，點點數目，幾個人分別裝進挎包，登上自行車，呼嘯而去。
第二天上班，幾個黨員就批評他。“這種材料怎麼可以交出去？”——“他們說這是黑材料。”——“這是黑材料嗎？你太軟弱了！如果國民黨來了，你怎麼辦！你還算個黨員嗎？”——“我怕他們把我媳婦嚇死。”這也是一句實情話，可是別人是不會因此而原諒他的。當時事情也就過去了，後來到整黨時，他為這件事多次通不過，他痛哭流涕地檢查了好多回。他為這件事後悔了一輩子。他知道，以後他再也不適合於帶機要性質的工作了。
第三件，是寫了不少揭發材料，關於局領導的，團領導的。這些材料大都不是什麼重大政治問題，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但是這些材料都成了鬥爭會上的炮彈，雖然打不中要害，但是經過添油加醋，對“搞臭”一個人卻有作用。被批判的人心裡明白，這些材料是雲致秋提供的，只有他能把時間、地點、事情的經過記得那樣清楚。
除了陪著黑幫遊了兩回街，聽了幾次馬四喜的“單個教練”雲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太大的罪。他是舊黨委的“黑班底”，但夠不上是走資派，他沒有進牛棚，只是由革命群眾把他和一些中層幹部集中在“幹部學習班”學習，學毛選，寫材料。後來兩派群眾熱中於打派仗，也不大管他們，他覺得心裡踏實下來，在沒人注意他們時，他又悄悄傳播一些外面的傳聞，而且又開始學人、逗樂了。幹部學習班的空氣有時相當活躍。
雲致秋“解放”得比較早。
成立了革委會。上面指示：要恢復演出。團裡的幾齣樣板戲，原來都是雲致秋領著到樣板團去“刻模子”刻出來的，他記性好，能把原劇復排出來。劇中有幾個角色有政治問題，得由別人頂替，這得有人給說。還有幾個紅五類的青年演員要培養出來接班。軍代表、工宣隊和革委會的委員們一起研究：還得把雲致秋“請”出來。說是排戲，實際上是教戲。
雲致秋愛教戲，教戲有癮，也會教。有的在北京、天津、南京已經頗有名氣的演員，有時還特意來找雲致秋請教，不管哪一齣，他都能說出個么二三，官中大路是怎樣的，梅在哪裡改了改，程在哪裡走的是什麼，簡明扼要，如數家珍。單是《長坂坡》的“抓帔”，我就見他給不下七八個演員說過。只要高盛麟來北京演出《長坂坡》，給盛麟配戲的旦角都得來找致秋。他教戲還是有教無類，什麼人都給說。連在黨委會工作的小梁，他都愣給她說了一出《玉堂春》，一出《思凡》。
不過培養這幾個紅五類接班人，可把雲致秋給累苦了。這幾個接班人完全是“小老斗”，連腳步都不會走，致秋等於給她們重新開蒙。他給她們“掰扯”嘴裡，“摳嗤”身上，得給她們說“範兒”。“要先有身上，後有手”，“勁兒在腰裡，不在肩膀上”，“先出左腳，重心在右腳，再出右腳，把重心移過來”……他幫她們找共鳴，糾正發音位置，哪些字要用丹田，哪些字“嘴裡唱”就行了。有一個演員嗓音缺乏彈性，唱不出“擻音”，聲音老是直的，他恨不得鑽進她的嗓子，提嘍著她的聲帶讓它顫動。好不容易，有一天，這個演員有了一點“擻”，雲致秋大叫了一聲：“我的媽呀，你總算找著了！”致秋一天三班，輪番給這幾位接班人說戲，每說一個“工時”，得喝一壺開水。
致秋教學生不收禮，不受學生一杯茶。劇團有這麼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老師來教戲，學生得給預備一包好茶葉。先生把保溫杯拿出來，學生立刻把茶葉折在裡面，給沏上，悶著。有的老師就有一個杯子由學生保存，由學生在提兜裡裝著，老師未到，茶已沏好。致秋從不如此，他從來是自己帶著一個“瓶杯”——玻璃水果罐頭改制的，裡面裝好了茶葉。他倒有幾個很好看的杯套，是女生用玻璃絲編了送他的。
於是雲致秋又成了受人尊敬的“雲老師”，“雲老師”長，“雲老師”短，叫得很親熱。因為他教學有功，幾齣樣板戲都已上演，有時有關部門招待外國文化名人的宴會，他也收到請柬。他的名字偶爾在報上出現，放在“知名人士”類的最後一名。“還有知名人士×××、×××、雲致秋”。幹部學習班的“同學”有時遇見他，便叫他“知名人士”，雲致秋：“別逗啦！我是‘還有’！”
在雲致秋又“走正字”的時候，他得了一次中風，口眼歪斜。他找了小孔。孔家世代給梨園行瞧病，演員們都很信服。致秋跟小孔大夫很熟。小孔說：“你去找兩丸安宮牛黃來，你這病，我包治！”兩丸安宮牛黃下去，吃了幾劑藥，真好了。致秋拄了幾天柺棍，後來柺棍也扔了，他又來上班了。
“致秋，又活啦！”
“又活啦。我尋思這回該上八寶山了，沒想到，到了五棵松，這又回來啦！”
“還喝嗎？”
“還喝！——少點。”
打倒“四人幫”，百廢俱興，政策落實，沒想到雲致秋倒成了閒人。
原來的黨委書記兼團長調走了。新由別的劇團調來一位黨委書記兼團長。辛團長（他姓辛）和雲致秋原來也是老熟人，但是他帶來了全部班底，從副書記到辦公室、政工、行政各部門的主任、會計出納、醫務室的大夫，直到掃樓道的工人、看傳達室的……他沒有給雲致秋安排工作。局裡的幾位副局長全都“起復”了，原來分工幹什麼的還幹什麼。有人勸致秋去找找他們，致秋說：“沒意思。”這幾位頭頭，原來三天不見雲致秋，就有點想他。現在，他們想不起他來了。局長們的胸懷不會那樣狹窄，他們不會因為致秋曾經揭發過他們的問題而耿耿於懷，只是他們對雲致秋的感情已經很薄了。有時有人在他們面前提起致秋，他們只是淡淡地說：“雲致秋，還是那麼愛逗嗎？”
致秋是個熱鬧慣了、忙活慣了的人，他閒不住。閒著閒著，就閒出病來了。病走熟路，他那些老毛病挨著個兒來找他，他於是就在家裡歇病假，哪兒也不去。他的工資還是團裡領，每月月初，由他的女兒來“拿頂”。他連團裡大門也不想邁。
他的老伴忽然死了，死於急性心肌梗死。這對於致秋的打擊是難以想象的。他整個的垮了。在他老伴的追悼會上，他站不起來，只是癱坐在一張椅子裡，不停地流淚。熟人走過，跟他握手，他反覆地說：“我完了！我完了！”老伴火化了，他也就被送進了醫院。
他出院後，我和小馮、小梁去看他。他精神還好，見了我們挺高興。
“哎呀，你們幾位還來呀！——我這兒現在沒有什麼人來了！”
我們給他帶了一點水果，一隻燒雞，還有一瓶酒。他用手把燒雞撕開，喝起來。
喝著酒，他說：“老汪，小馮，小梁，我告訴你們，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們都說：“別瞎說！你現在挺好的。”
“不騙你們！這一陣我老是做夢，夢見我媳婦。昨兒夜裡還夢見。我出外，她送我。跟真事一模一樣。那年，李世芳坐飛機摔死那年，我要上青島去。下大雨。前門火車站前面水深沒腳脖子。她淌著水送我。火車快開了。她說：‘咱們別去了！咱們不掙那份錢！’那回她是這麼說來著。一樣！清清楚楚，說話的聲音，神氣！快了，我們就要見面了。”
小馮說：“你是一個人在家裡悶的，胡思亂想！身體再好些，外邊走走，找找熟人，聊聊！”
“我原說我走在她頭裡，沒想到她倒走在我頭裡。一輩子的夫妻，沒紅過臉。現在我要換衣服，得自己找了。我女兒她們不知道在哪兒。這是怎麼話說的，就那麼走了！”
又喝了兩杯酒，他說，像是問我們，又像是自言自語：“我這也是一輩子。我算個什麼人呢？”
小馮調到戲校管人事，她和戲校的石校長說：“雲致秋為什麼老讓他閒著？他還能發揮作用。咱們還缺教員，是不是把他調過來？”
石校長一聽，立刻同意：“這個人很有用！他們不要，我們要！你就去辦這件事！”
小馮找到致秋，致秋欣然同意。他說：“過了冬天，等我身體好一點，不太喘了，就去上班。”
我因事到南方去轉了一圈，回來時，聽小梁說：“雲致秋死了。”
“什麼病？”
“他的病多了！前一陣他覺得身體好了些，想到戲校上班。別人勸他再休息休息。他弄了一架錄音機，對著錄音機說戲，想拿到戲校給學生先聽著。接連說了五天，第六天，不行了。家裡沒有人。鄰居老關發現了，趕緊叫了幾個人，弄了一輛車，把他送到醫院，到了醫院，已經沒有脈了。他在車上人還清楚，還說了一句話：‘給我一條手絹’車上人很急亂，他的聲音很小，誰也沒注意，只老關聽見了。”
這時候，他要一條手絹幹什麼？“給我一條手絹”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但是這大概不能算是“遺言”。
要給致秋開追悼會。我們幾個人算是他的老戰友了，大家都說：“去，一定去！別人的追悼會可以不去，致秋的追悼會一定得去！”
我們商量著要給致秋送一副輓聯。我想了想，擬了兩句。小梁到榮寶齋買了兩張雲南宣，粘接好了，我試了試筆，就寫起來：
跟著誰，傍著誰，立志甘當二路角；
會幾齣，教幾齣，課徒不受一杯茶。
大家看了，都說：“貼切”。
論演員，不過是二路；論職務，只是辦公室副主任和戲校教員，我們知道，致秋的追悼會的規格是不會高的，追悼會也講規格，真是叫人喪氣！但是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悽慘。來的人很少。一個小禮堂，稀稀落落地站了不滿半堂人。戲曲界的名人，致秋的“生前好友”、甚至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沒有來。來的都是劇團的一些老熟人：賈世榮、馬四喜、趙旺……花圈倒不少，把兩邊牆壁都擺滿了。這是向火葬場一總租來的。落款的人名好些是操辦追悼會的人自作主張地寫上去的，本人都未必知道。輓聯卻只有我們送的一副，孤零零的，看起來頗有點嘲笑的味道。石校長致悼詞。上面供著致秋的遺像。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這樣大。小馮入神地看著致秋的像，輕輕地說：“致秋這張像拍得很像。”小梁點點頭：“很像！”
我們到後面去向致秋的遺體告別。我參加追悼會，向來不向遺體告別，這次是破例。致秋和生前一樣，只是好像瘦小了些。頭髮發乾了，幹得像草。臉上很平靜。一個平日愛跟致秋逗的演員對著致秋的臉端詳了很久，好像在想什麼。他在想什麼呢？該不會是想：你再也不能把眉毛眼睛鼻子縱在一起了吧？
天很晴朗。
我坐在回去的汽車裡，聽見一個演員說了一句什麼笑話，車裡一半人都笑了起來。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擬輓歌辭》：“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不過，在雲致秋的追悼會後說說笑話，似乎是無可非議的，甚至是很自然的。
致秋死後，偶爾還有人談起他：“致秋人不錯。”
“致秋教戲有癮。他也會教，說的都是地方，能說到點子上。他會得多，見得也多。”
最近劇團要到香港演出，還有人唸叨：
“這會要是有云致秋這樣一個又懂業務，又能做保衛工作的黨員，就好了！”
一個人死了，還會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錯。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寫完，為紀念一位亡友而作。
（這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文中所寫，並不都是真事。）
（《汪曾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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