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都传，袁崇焕被乾隆定义为“民族英雄”，其实这事属子虚乌有。这也许是某些人对史料揣测后的引申。在憎恶满清统治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对之做了一些引申，也是人之常情。比如敌人所肯定的，一定属于敌人阵营的人；比如敌人曾同情过，估计一定是汉奸大拿等等。
袁崇焕身为明末的抗清将领。曾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不仅遭受了崇祯帝的猜忌，生前领受寸磔酷刑，被观刑百姓啖肉饮血，家族流放的流放，为奴的为奴；身后近四百年了，还要招致民间猜忌无数，连厘清清白的机会都没有，到现在还是个备受争议的将领。可怜！
据史料，乾隆曾对其因主昏政暗，却未能一展报国忠君之遇，深表同情。也仅赞扬袁氏忠君体国。但并无追认其为“民族英雄”。想必乾隆不傻吧？如果追认袁氏为民族英雄，满清岂不是自认异族入侵撍权，坐实了大清沽名篡朝么？
先看史料，乾隆曾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作为满清的皇帝，乾隆实在不怎么样。但能作上述的评语，即便是仅为了巩固满清的政权，而偏向敌人大明袁氏，实属大度与难能可贵。
乾隆对前朝将领的同情评价，昭示着满清国运已稳。完全不必担心，能有威胁满清国运的反清运动的存在。现在，老说满清国运衰弱，自乾隆朝始。这是事实。但那个时候，也一定是满满的康乾盛世。所以，作满清国运已稳的判断，是合乎事实的。
正是基于此，作为曾经的对手，如今同情反清较为激烈的明督师袁崇焕，再给予其比较公正、宽容的评价，甚至还曾自供，乾隆先祖曾使反间计，以离间大明君臣，不仅凸显乾隆朝超然洒脱的姿态。而且，这里面还蕴含着深刻的满清王朝君权与臣权博弈艺术的背景。
宽容无疑来源于自信，对敌人的宽容尤为如此，因为他在俯视你。
至于，乾隆朝有没有资格俯视崇祯朝，或者，大清王朝有没有资格俯视大明王朝，还是先从满清的封建统治历程说起吧。
满清自后金扰明边，至入关，再至雍正朝设下军机处始，其对国家的统御力，从氏族部落的松散无为，达到2千年来封建社会皇权制国的顶峰。虽然清承袭明制，但比起大明的控国能力，满清则更为强悍许多。
同时也证明，满清权贵对中原文化的参悟力极为惊人，运用得也是相当成功。这一点，作为今天的我们，既无庸避讳，也没法无视。才入关多少年？直接从奴隶社会，跳到封建社会的巅峰。当然，这与满清站在2千年来中原文化的肩膀上，也不无关系。
满清除通过军机处的行政架构，以削弱士绅阶层的实力外，愚民政策及培养官僚阶层忠君的价值观，当属其在治国中，不可或缺的两大特征。
对于百姓的愚民化治理（其实很残酷），满清怎么做，这里暂时不作讨论。而对于汉人主力的士绅阶层，满清故意让“文字狱”盛行，和树立“忠君观念”的培养，是一个成功的威权政府，两个互为背书、刚柔兼济的脸谱。
治国层面上的刚柔兼济，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康熙王朝的开疆拓土，和雍正王朝的励精图治，反映在国力上的提升，为乾隆朝提供了雍容优裕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然后，乾隆帝才出于施政的自信，方开始了柔性治吏的阶段。
自古以来，“治统”和“道统”，一个掌控在皇权手中，一个擎举在士绅手中，远的不说，大明的文官，曾以“道统”为武器，与各代大明皇权周旋良久，逼得各位皇帝在深宫中炼丹、开豹房、做木工。
为啥？皇上上朝太生气了，动不动言官就劝谏，动不动内阁就封驳，动不动诤臣就以“道统”对峙“治统”。一个人，怎么摆得平一大堆的大臣呢？索性就不管了。
距离既产生了美，也产生了格局。
大明皇权虽说对士绅退避三舍，但对国家控制力还是不错的。开国的几个强帝不说，象后来的嘉靖、万历、天启帝也都还可以。并无因远离了朝政，而失去对国家控制。靠得还是借助宦官和皇家间谍兼警察，来远距离控制朝政的格局。
到了末帝崇祯就不行了，崇祯帝一改远距控朝的大明成制。登基才17岁，执政经验不足，一上来就先铲除魏阉宦党（不是魏忠贤不能铲除，而应先削弱一下魏阉，要彻底扳倒魏阉，等到先把王承恩培养成强力的宦党时再说），等于变相地去扶持东林臣党。而大明文官既有下克上的传统，又有下克上的实力，更惨的是，大明又历来重文抑武，遇到皇权有事，武官想帮也帮不上忙呀。
崇祯拿着“冶统”，亲自入场与“道统”肉搏，距离和由距离所产生从容的优势就全没了，崇祯帝这不是找死么？偏偏又遇上小冰河期，农作物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内忧外患。经济和政冶的环境的护佑全没了。
贴身肉搏，没一个得力帮手，你一个高中生，怎么会是老油条们的对手呢？不偏听偏信、乱杀无辜才怪呢。
而满清的政权架构，因为军机处的设立，从运行方式来看，与大明政权的架构已全然不同。军机处是可以绕过内阁的。
而大明的内阁，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起，虽已无中书省（宰相衙门）之力，但仍易与六部及地方官结党。结党后，文官力量以内阁为支点，与皇权博弈，它的力臂，就是大明整个的文官系统，相当的长而有力。皇权非借助于宦官系统，或锦衣卫及各厂卫，不足以与之抗衡。
满清的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班子。虽为实质上的中枢，却是个临时机构，随设随撤。不仅人员由皇帝从内阁中亲选，临时入值，连机构都是临时的。面对着如此的“双临时”，文官谁敢造次？这样一来，内阁作为最高的行政机构，就被全架空了。
一旦失去了内阁的支点，以临时的军机处，来作文官系统的支点，显然又不行。那是会被皇权随时抽去支点的。所以，满清自雍正朝起，就无东林党的现象（前期，顺治、康熙朝犹有大明东林党的遗毒），也就无需宦官制衡的存在，当然也再无宦官干政的现象发生。
乾隆朝正是凭着临时军机处的缓冲，加上经济自信和政治自信，自然不需什么帮手，就敢入场与文官系统博弈。文官系统，因找不到合适的支点，根本无法对皇权发力，而皇权却可以随随便便通过军机处和内阁发力于文官系统。
另外，乾隆朝还有个八旗兵的亲兵军事集团。在文官旁边虎视眈眈。即使处于这样的优势状态，乾隆帝仍不忘用”文字狱”和“忠君价值观”，来刚柔兼济、双管齐下文官系统。以取得皇权的绝对优势。
所以，他用宽容和看似公正的态度，来评价袁崇焕的“忠君体国”，并不是随性而为的，而是有深刻的体制原因的。即便猖狂地自认了皇太极曾用过反间计，那又怎么样呢？又不会重蹈大明朝政的覆辙。
因为文官系统，早在雍正朝成立军机处伊始，就毫无机会和资格，与皇权博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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