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曾经有过辉煌的康乾盛世，也有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国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一个政权出现如此大的衰退往往与其吏治问题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分析满清科举取士的方法，相会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
故借此活动，我们从满清乾隆时期的尹嘉铨案入手，分析满清科举制度的弊端之所在，以及其对统治的影响。
引言
满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其末年确实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诸国，让中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在其王朝早期，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以及人口的稳定增长确实让其有过古代中国的最后盛世——康乾盛世。一个王朝如何在短时间内从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成为最落后的国家一直是大家好奇的问题。
乾隆皇帝像
今天我将从清朝黄金时期的一桩公案入手，分析清王朝衰退的真正原因，这件公案便是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尹嘉铨案。
尹嘉铨为直隶博野人士，尹会一之子，在乾隆年纪那官至大理寺正卿，稽查觉罗学主管。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时候，尹嘉铨向乾隆呈上奏章，希望为其父亲尹会一请谥及从祀于孔子庙，得到了乾隆“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逭也。”的朱批，但是他依然坚持上表，引得乾隆勃然大怒，终于降旨对其处以极刑。
尹嘉铨临刑前
在治罪的过程中，当时的官员在其著作中找到了许多“谋反”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其所著《名臣言行录》一书的指摘，只因在书中尹嘉铨称呼大学士为“相国”，便被认为这与废相的清官制不符，是有谋反之心，其严苛程度可想而知。
清史稿记载,乾隆评价《名臣言行录》称：‘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
由此可见朝廷当局对于当时科举采用的程朱理学的理解，已经与其本来面目不同了，清廷对于文人的真正期待只是希望他们听话，而不是期待他们能够真的做到“格物致知”，然后有所作为。下面我就将分析清朝科举的真正目的及其弊端。
康乾盛世的学风
康乾盛世之时，是中国自南宋以来经济最为富庶的时段，尤其在江浙一带，优秀的经济情况让那里成为了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但是因为满清是外来的政权，所以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浙一带也有最激烈的反抗满清政权的思想氛围。
位于南京市的江南贡院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造成当时的江南学子对于清廷的科举制度有排斥的心理。当时的读书人有的不参与科举，有的即使中举也不为清廷做官，在这些学者之中，有着非常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风气，但是由于清廷严苛的“文字狱”政策，因此这种风气并不明显。
但是儒生们已经不谈时事，而倾向于做一些纯粹的学术性工作，江浙一带的考证汉学便在这段时间兴盛了起来，一开始这是一种带有反抗性质的学术方向，只是由于学者们爱好本国文化，不愿意为外来者做官，后来则演变为书生钻入故纸堆，不问世事的消极行为，造成这种演变的行为主要有两点。
清代学子准备进行科举考试
其一便是清代的书院全部变为官办性质，有着以廪饩收买士气的趋势，由于当时在书院执掌教务的大儒们不愿教学生们八股文，就只好向学生们传授笃故博雅的考证学。
袁枚在《书院议》中称：“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事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
其二便是江浙一带的经济状况十分繁荣，以至于可以供给大批学者脱离实务来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而且自印刷术流行之后，本来就产生了对于古代经书的考究风尚。
清代木刻本《四书章句辨读》
据史料记载：“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清廷取士的标准
在这样的学风之下，清廷表面提倡儒生们继续采纳程朱理学治经的严谨观点，但是其对于程朱理学中鼓励天下读书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内核则极端排斥。清廷更需要听话的“奴才”，而不是有自己观点，会与朝廷作对的官员。
《乾陵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记载：“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对于程朱理学的理解，清朝的皇帝们也有过自己的见解，雍正年间，谢济世注大学，他并没有按照程朱的版本来进行注解，引起了雍正的不满，最终将其发配边疆，而引起不满的原因正是其在注《大学》时有希望君主任用贤能的说法，让雍正感觉其有“反抗”之心。
雍正批谕曰：“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由此可见当时的皇帝们嘴上说着尊崇程朱理学，但更多的是用理学作为唯一标准来打压异端。即使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在书中抨击理学，也是抨击其进步的一面，颂扬其治学严谨的一面，对圣意曲意逢迎。
馆藏本《四库全书》
这导致当时要有人提出对于君主的意见，或者认为读书人要有自己的思考，都会被按照曲解理学，有谋反之心论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心怀天下的读书人几乎消失不见，参加科举之人多数都变成了只为做官，不求为国为民的宵小之辈，这些人不求为国为民，只为自己的前途和“钱途”着想，满清的吏治至此已毫无改善可能。
士大夫与人民的脱节
在清朝采用严苛的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标准的同时，清廷的考试范围也多以当时学风中流行的考据学为主，忽视了儒生对于社会时事的认知能力。加上参与考试的多是只为求得一官半职的人，并非为国为民的大儒，因此满清的官员与人民的脱节日益严重。
一方面是读书人为求功名只得钻入故纸堆，而且迫于时代背景只能对皇帝歌功颂德，不得有自己意见，所以缺乏对于当今社会的认知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这些人多没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只要自己的生活与仕途不受影响，大多人都对百姓遭遇的疾苦视而不见。自古以来，作为为民伸张正义的士大夫一级在满清逐渐成为朝廷的鹰犬，让百姓的问题难以得到伸张，官府与人民沟通减少，怨念加深。
清末白莲教起义
清朝后期为了改善国库空虚的情况，清廷又出台了捐官的政策，这让本就十分糟糕的吏治变得更加乌烟瘴气，这些捐官的人多来自地主阶层，习惯于剥削农民的他们在上任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加上满清虽然在入关之后许诺对农民“永不加赋”，但是从雍正一朝开始，就对农民加以“火耗”、“平余”、“折扣”、“浮收”等不同名目的苛捐杂税，让本就生活困苦的民众更加民不聊生。因此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导致晚清时期农民起义的爆发。
蒋攸铦曾上疏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
评价
满清政府作为中央集权最发达的政权，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权，推行皇权至上的原则，利用文字狱等手段束缚读书人的思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科举取士。这样自私的行为终于在后期反噬其身。国家部委发展，只求稳定，虽然能够产生康乾盛世，但那也不过是古老制度的落日余晖罢了。
儒生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条，那么他们就将从国家的治理者转变为统治者的鹰犬。长此以往，民众势必生出不良情绪，最终导致国家发展停滞甚至退步，也会导致起义等暴力对抗运动的产生。
国家的进步，必先正其吏治，欲正吏治，必先明其本心，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家国情怀，国家方能走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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