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國語的形成和使用

著手寫這個稿子的時候，1月14日，周有光老先生過了112歲生日去逝。周有光老先生參加制訂了1958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他曾經回憶：“到了50年代，我們要重新設計拼音方案，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的拼音方案就參考了國語羅馬字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再走了一步。” （《周有光口述》，李健亞採寫，《新京報》2007年1月23日）。老先生說的是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第二年，當時的政府公佈了一套注音字母方案，這套方案由黎錦熙主持，趙元任參加，是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第一套方案，國語羅馬字是第二套方案，我們現在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是第三套，1958年公佈，至今已經使用59年，並於1982年通過ISO國際標準組織認定，成為漢語拼音的世界標準。這是漢語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全球通用發音標準，也是漢語作為通用語言第一次擁有的通用發音標準，周有光老先生功不可沒，趙元任先生有開拓之功，這個稿子也算對老先生們的一份紀念。

中華大地上距今7000年前已經有疑似漢語文字的圖畫、符號出現（河姆渡遺址、半坡遺址出土的113個符號），距今5000年前，系統完全的漢語文字出現（甲骨文），距今3000年前，完整的漢語書面文出現（先秦古籍），公元前217年，秦王朝頒佈“書同文”法令，2200多年以來，漢語書面文從古文到駢文到文言文到白話文，同漢語口語相對獨立地實現著自我發展變化，同時，漢語口語則始終保持著自身的語言發展規律，以地域、方言為特徵實行著世代傳承，直到1923年“國語一籌備會”開始著手推行漢語通用語言“國語”，中華大地上才開始出現一種統一通用的漢語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到1957年公佈“漢語拼音方案”，漢語通用語言“普通話”才開始普遍推廣使用，60年來，普通話已經基本形成了漢語通用語言，但是，普通話的口語和書面語並不完全一致，漢語書面文也並沒有完全同普通話保持一致。

更值得思考的是，在趙元任先生之前，有關漢語言的學術研究始終侷限在文字、文字音韻、文字釋義的範圍內打轉轉，而且主要的眼光是緊緊盯著幾百幾千年前出現和使用的文字，兩千多年時間裡的中國語言學，實際上不過《爾雅》、《方言》、《說文解字》的顛來倒去，沒玩沒了地談論他們關於古文字，古音韻的解讀，談論漢語言的基本面貌特別是古漢語的表現狀態，就是不去研究漢語的現在和未來如何發展，更不談論漢語如何成為全民通用的語言，連漢語口語和文字的關係也或者避而不談，或者淺嘗輒止，似乎漢語就是那些早已經成為歷史的古代文字，也就是胡適所說的死文字。

公元1914年夏天，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幫中國留學生閒談起當時的中國嚴重缺乏科學知識的問題，談出了一箇中國科學社，並在上海出版了一份《科學》雜誌，直到1949年，中國科學社成為當時中國科學知識傳播、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趙元任先生作為中國科學社的主要創辦人和《科學》雜誌的主要創辦人，1921年之後，他的學術研究逐漸轉向了漢語言，並利用《科學》雜誌為學術陣地，在《中國語言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了“科學的研究漢語”，他的《官話字母譯音法》、《中國言語字調的實驗研究法》、《再論注音字母譯法》、《電信號碼根本改良的根本探討》、《語音的物理成素》、《符號學大綱》等語言研究成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形成與發展，開創出了一條全新的科學道路。趙元任先生也因此成為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漢語言學家，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創性進行的漢語聲調研究課題，後來由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完成為《漢語拼音方案》的四聲標準；他創制的五度制漢語聲調記調符號，恰如他設計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精確性強，但普及使用的難度大，加之他並未直接參與《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漢語聲調最終被定型為四聲，即與傳統音韻存在關聯，又符合當代漢語通用語言的發音習慣，“趙氏調符”儘管未被《漢語拼音方案》直接使用，卻奠定了漢語聲調的理論基礎；他曾出任“國語一籌備會統委員”，編寫錄製了《國語留聲片》課本，推動了現代中國社會通用語言的形成和使用，設若沒有“國語”的形成和使用，我們難以想象漢語通用語言“普通話”是否能夠順利推廣使用。

儘管至今的中國各地的大多數人們都更習慣使用自己從小就學會的地方語言進行口頭交流，儘管普通話已經基本上能夠全社會通用，按照趙元任先生的《語言問題》關於語言的描述，至今的漢語通用語並沒有形成一種完整的語言體系。趙元任先生在語言問題中介紹：“一種通用語言，如果已經使用文字，它的口語詞彙、文字詞彙的表意一一對應，文字詞彙的發音同口語一致，口頭表達和文字表達共同構成這種通用語言的兩種表達形式，兩種表達形式為同一個語言系統。”

漢語普通話作為當代中國通用語言與趙元任先生對於通用語言的描述還存在較大差距。一方面，普通話的語言描述不夠科學（詳見附文：《不倫不類的普通話》），這種不夠科學的語言規定導致了普通話作為通用語言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中國當代的語言教育和語言運用長期厚古薄今，使得漢語通用語的運用標準表現得比較混亂。

在語言教育中，以2016年人教版9年級語文課本為例：25篇課文，超過100年前的古文9篇，超過50年的6篇（其中一篇註明為1999年發表，但實際寫作時間為50年前，而且也主要寫100年前的內容），外國作品5篇半，當代的4篇半（兩篇詩歌）。以篇數計量，當代的佔18%，外國的佔22%，超過50年的準古文佔24%，超過100年的古文佔36%。也就是古文和準古文佔60%，當代文佔40%。

古文和準古文中的一些詞彙與當前的普通話詞彙不一致，它們因此與當前使用的普通話並不屬於同一個語言體系，它們屬於漢語通用語言實行之前的漢語書面語體系，當前的普通話屬於漢語通用語言體系，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但兩個語言體系並不一致，古文和準古文所使用的語言體系不僅同普通話大相庭徑，其文字也與當代通用的漢語言文字存在千差萬別。在當代漢語通用語言的教學中使用非當代漢語通用語言體系的語言教育課本，語言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很不便於人們完整、準確地學習使用漢語通用語言，使得漢語通用語言的使用出現混亂。

在書寫方面，當代漢語書面文表現為互不相容的四大語言系統：中小學基礎教育中的作文、不同的學術專業文章、官方公文、文學作品，由於各自的語言系統互不相容，各自書寫而成的文章也就主要表現為本領域內通用。舉例來說，中小學作文只流通於中小學，一旦高考完成，作文的使命也終止；學術專業文章只在各自的學術專業範圍流通，非本專業或非學術人士難以閱讀寫作；官方公文為官方流通，在其他社會領域如讀天書；文學作品相對於其他系統，基本上能夠做到全社會流通，但一旦屬於那種“純文學”，也往往只在文學專業人士範圍流通，其他社會領域難以問津。

早在1915年，胡適產生推廣使用白話文的構想之初，趙元任先生也對白話文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大膽嘗試，當時，胡適的文章往往夾雜著“文言”，常常需要趙元任先生幫忙修改，“你的白話文不夠白”。趙元任先生取笑胡適的這句話背後，顯示出他深厚的語言文字功底，更展示出趙元任先生的白話文水平在當時已經無人匹敵。最有力的證據是1922年用地道的白話文翻譯出版的《愛麗絲漫遊奇景記》，1922年出版的《國語留聲片課本》。在趙元任先生的作品和課本里，白話成為唯一的語言標準，文字所表達的每個字每個詞每句話都與當時人們通用的“國語”相對應，無論是發音還是表意，都嚴格保持與當時的“國語”為同一個語言系統。事實上，我們現在使用的漢語言通用語即普通話，儘管與趙元任先生當初設置的“國語”有明顯區別，但我們無法否認，普通話的確大量承襲了“國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