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而此時，在大陸摧枯拉朽的摧毀國民黨政權，臺灣地區熱情高漲，很多中共人員和進步分子幾乎是半公開狀態，發生了中共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被捕叛變，引發臺灣中共組織全面崩塌。
1949年4月6日，臺灣工委發動了反美、反蔣的學潮。三個月後，有人在臺北臺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特務人員將一份《光明報》呈給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數日之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陽明山官邸召開會議，當面痛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臺灣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緝。
國民黨情治機構隨即成立專案組，便是著名的‘光明案’組，由谷正文領銜偵辦。
谷正文，原中共北平學運書記，八路軍115師偵察大隊大隊長（目前有文章對此存疑），後被捕叛變。後軍統時期即保密局時期，國防部情報局，軍事情報局時期最為狠毒，能力也是最為強悍的情報官員之一。其心思縝密、學識很高、手段毒辣，組織偵破和策劃的事件便有‘中共北平諜案’（中共情報組織歷史上最慘痛的損失之一），‘刺殺楊傑’，‘克什米爾公主號’（主要目標周恩來未登機）。還有便是清剿‘臺共’。
谷正文
陽明山緊急會議後三天，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臺灣大學校園散發觥明報》的四個學生。一個叫戴傳李的學生供稱，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8月14日凌晨3點半鐘，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觥明報》的器材，及大量有關宣傳資料。
鍾浩東歷經了三天三夜連番訊問，表現得十分堅強，但日以繼夜的訊問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鍾浩東忽然反問訊問他的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雖然鍾浩東之後不再吐露任何信息，老練的谷正文心裡已經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在臺灣的頭面人物。
鍾浩東被捕後，保密局陸續又抓捕了44個地下黨，輪番偵訊告一段落，每個人都像被擠光的牙膏。44個地下黨當中，鍾浩東、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被槍決，其他人按情節輕重分別被判處徒刑。鍾浩東夫人蔣碧玉（亦是中共臺灣黨員）則被押解到綠島開始了漫長的服刑歲月。八十年代回到了大陸。
10月間，中共地下組織高雄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後，被保密局特務抓住。李汾的對外身份是高雄鐵廠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接頭時，對陳澤民實施了抓捕。從陳的口袋裡翻出了記事本，上面又出現了‘老鄭’。
經過輪番的嚴刑手段，谷正文終於得到了‘老鄭’的地址：臺北市泉州街26號。但當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
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的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繫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臺灣工委副書記張志忠。張志忠視死如歸，特務們用盡酷刑一無所獲，只好另想辦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回家的一個40多歲的男子。此人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關押期間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憶說，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並指定要到臺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買。吃完牛排後，此人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特務讓他帶路，結果此人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突然跑掉了。
“老鄭”逃走後，谷正文發現他正是中共臺灣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因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吳姓者只有吳石一人，谷正文認定吳石在向中共提供情報。蔡孝乾叛變後出賣了吳石，驗證了谷正文的判斷。
上了鉤的“大魚”跑了，國民黨特務豈肯罷休。谷正文得到“老鄭”逃走的消息後，火速從高雄趕回臺北。毛人鳳威脅谷正文，怪他督導不周，處分記大過兩次，如果抓回“老鄭”歸案，這兩次大過可免。谷正文開始部署再抓“老鄭”。
兩個月後，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臺共”時的一些關係。通過追查拷問，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
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他們感到在鄉村穿西裝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在鄉下躲藏兩個月後，感到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著裝上的大忌了。
對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後，毛人鳳、谷正文想了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將他們關進一間牢房裡監聽其談話。
據谷正文回憶，張志忠天天組織同牢房的人批鬥蔡孝乾，指著鼻子罵他：“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由叛徒變為特務的谷正文曾在八路軍115師受過羅榮桓領導，很熟悉共、產黨內情況。他在回憶錄中指出：“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形跡過於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中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鬥爭史，恐怕要改寫。”
蔡孝乾叛變後在一週內就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導致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
蔡孝乾叛變後，出賣戰友、同志達到了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憶說：“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給他的自白書大綱寫著，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蔣經國的報告中指出：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多件“中共間諜案”。光是因為蔡孝乾投靠國民黨，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係人，就多達1800多人。
蔡孝乾叛變後加入國民黨，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由於作惡多端，擔心被地下黨暗殺，蔡孝乾長期被嚴加警衛，深居簡出，1982年10月在臺灣病死。
蔡孝乾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進位於臺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監獄，押解即將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綁，以軍用大卡車載往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中共華東局女特派員朱楓、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的親信隨員聶曦上校。（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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