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不妨借用後冷戰時期的一句話說，武周克殷（即千古傳頌的“武王伐紂”、“武王伐商”，史上正義對非正義的經典戰爭）是一場以岐周為首的西方部落聯盟長期滲透殷商帝國的有組織有預謀的和平演變陰謀。代表著西方社會勢力的岐周集團垂涎殷商的大好江山和國民財富久矣，做夢都想據為己有，把水深火熱的殷商人民拖回石器時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甭管是帝辛當政還是別的什麼人當政，也甭管帝辛腐化墮落還是勤政廉潔，武王、文王、文王之爹王季歷、王季歷之爹古公亶父四代岐周部落家族領導人的百年大計都是非實施不可的，“得之我幸，使之我命”。這股唯恐天下不亂一心火中取栗的西方顛覆勢力胎裡帶著另一股子小確幸和“小資情調”，自從西岐的周太王（諡號）古公亶父上臺以來，岐周政府就在諸侯國際舞臺宣揚“殷商威脅論”、“殷商崩潰論”，而殷商這頭也有與之不遑多讓的“西周陰謀論”、“西周演變論”。
這場以爭奪亞太中心大中原地區領導權為訴求的“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的意識形態之戰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殷帝辛和周武王這對親表兄弟更是撕破臉皮，隔空對罵，也不管對方的祖宗是誰了。後經王季歷、文王姬昌、武王姬發三代家族領導人的努力，岐周部落政府養精蓄銳，見機行事，有所為有所不為，終於在公元前1048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的武周克殷年份）成功地推翻了殷商帝國政府，接管了軒轅黃帝的道統，繼續奉祀炎黃子孫的列祖列宗，自命為華夏正宗，反過來過河拆橋，指責那些四方蠻夷才是顛覆殷商社稷的罪魁禍首。西周以後，後繼有人的外族侵略勢力都按周武王的這個套路出牌，把自己打扮成華夏正宗道統的樣子，到處罵別人是野狐禪，如三國、南北朝、北洋時期，可見“華夏正宗道統”這個金字招牌在歷朝歷代的各路篡位者心目中都是沉甸甸的，含金量十足。
武周克殷的歷史意義不在於手段，而在於目的；不在於道德，而在於政治；不在於強弱，而在於策略；不在於過程，而在於結果。武周克殷事件象徵著“普天華夏”告別了“公天下”、“共天下”和禪讓制（首腦推選制、薦舉制）時代，轉向“私天下”、“家天下”的宗法制封建制。以微子啟的後裔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史官們秉承“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基本篡改方針，大力抹黑失敗一方的殷帝辛，將殷帝辛的政績歸零，專挑他的人身下三路進行攻擊，這一簡單易行的辦法在後世的儒家史官手裡發揚光大，凡是失去統治的王朝領導人都被貼上了生活作風敗壞的標籤，以致於連累女方也成了“紅顏禍水”的代名詞，導致源起於殷商的亞洲女權主義運動被扼殺在儒家史官的如椽巨筆之下。
在這場摻雜著意識形態的總體戰中，殷商末期的帝辛-比干改革聯盟佔據的位勢一開始遙遙領先，一號人物帝辛和二號人物比干自有殺伐決斷的權力，殷商的綜合國力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但他們時時面對岐周集團、東夷集團、神棍集團三股勢力的頑固敵視敵對和層出不窮參差不齊的使絆子、摻沙子、撒釘子，各種蠱惑人心，各種造謠惑眾，各種下三路的偽善招數。代表既得利益陣營的舊貴族、舊官僚，代表神權勢力挑戰王權權威的巫師，代表外部侵略勢力覬覦最高統治權的“四方蠻夷”，這三股敵視敵對勢力在帝辛主管軍事和外交、比干主管內政的殷商改革大格局中失去了往日的話語權和參與決策權，心理落差很大，因而武周的反商大旗甫一打出，即應者雲集，人心向背昭然若揭。這不能不說是帝辛-比干改革聯盟的頂層設計漏洞，他們在對外宣傳工作上的戰略失誤導致海內外輿論出現嚴重的一邊倒，先就輸在了這場保家衛國的自衛反擊戰起跑線上。
武周克殷，標誌著帝辛-比干改革聯盟的黯然退場和中途夭折，然而，他們開啟的改革路線和方針政策還是被冒名頂替的西周統治者部分繼承下來，有的地方還有所創新發展。周武王們汲取帝辛和比干的教訓，比如寬恤民生、仁德治國、重視王道宣傳、強化輿論控制，等等，殷商廢墟之上的帝國重建工作搞得也是有聲有色，這種打倒前任再繼承前任的套路從此成了歷代新王朝統治者的秘傳專利和“打倒皇帝坐皇帝”的獨家知識產權，也就是隻要套路不變，誰幹還不都是幹。
有人認為，從看地圖“上北下南、左西右東”角度，來自西方和內陸地區的岐周部落政府在意識形態宣傳配合下，以少勝多，幹掉了立足中原、面向東方和大海的殷商帝國政府，似乎也框定了後世中國人“寧左勿右”的思維慣性和價值取向。
在今人眼裡，武周克殷或可視為草根人士“逆襲”和“勵志”的頂級典範，“小邦周”、“偏邦周”輕鬆直取“大邑商”、“天邑商”，舉國若狂的同時也種下了“皇帝輪流做，明天輪到我”的隱患和禍殃。這是周武王和姜子牙難以言齒秘而不宣的難言之隱：殷商名正言順地推翻了夏朝，岐周名正言順地推翻了殷商，誰人將來也名正言順地推翻周朝？
在周武王的不自信和憂懼惶恐之中，中國歷史的“超穩定結構”和“週期性動盪”在西周正式拉開了帷幕。為了避免周朝重蹈殷商的覆轍，終東西周一朝八百年，閉關鎖國是基本國策，華夏文明陷入了一個以排斥科技發明創新及其可能給道德中心主義帶來危害的內陸圈子，直到腐朽衰敗的東周王朝被後西方的秦國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國社會的改革才得以重啟，由此循環往復。
從“華夏正宗道統”的角度，武周克殷是一個地方政權取代中央政權的國家內部權力再分配；這種以弱克強、以小搏大、以野蠻落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取代先進發達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蛇吞象”式的改朝換代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又出現過幾次，如“五胡亂華”、蒙元代宋、滿清代明，這是武周克殷的消極示範意義。
武周克殷的積極意義在於，以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手段代替修修補補、首鼠兩端的改良措施，在短時間內革除沉珂舊弊，重典治亂，使得小車不倒只管推的老大殷商帝國短期內脫胎換骨，輕裝上路，為華夏統一大業再立新功，。
武周克殷也是權謀術對戰略戰術的勝利，聲東擊西、上屋抽梯、李代桃僵等“三十六計”成為一種政治文化的新常態，陰謀搞掉了陽謀，偏偏還打著仁義道德的旗幟，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即為顯例，大家都想自己撈一票，但誰都不說自己想撈一票，誰都說自己是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所謂“春秋無義戰”說的就是這意思。周武王雖然重用了那些賣身投靠的殷商王室和貴族以示回報和寬懷，內心對他們卻是不信任的，採取的是“明升暗降”方式，只授予虛職而不使其掌握實權，派自己人監督投降派，比如封微子為宋國君，微子身邊和宋國周邊都安插了老姬家的子弟。武王封帝辛的兒子武庚（祿父）為侯，在朝歌舊城奉祀殷商社稷，在武庚旁邊設立了“三監”，只是為了鎮撫殷商遺民，並非仁懷寬大，可見叛徒自古在新主子面前就是不被信任的。現代職場中，凡是簡歷中有頻繁換工作的員工通常都很難再贏得新僱主的信任，原因大致也是如此，“炒老闆”看似瀟灑走一回，炒的次數多了，自己也被炒糊了，所以跳槽有風險，倒戈需謹慎。
武周克殷的另一面消極意義是，以分封制（封建制）為槓桿的宗法制（家族制）消滅了以內外服制為基石的方國制很邦邑制（殷商的方國制似為早期形態的聯邦制或邦聯制、合眾制、共和制民主制），中國歷史沿著“私天下”、“家天下”和封建主義專制的方向一瀉千里，近三千年裡一再老戲新唱，鐵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改朝換代的劇情了無新意。直到二十世紀初葉，孫中山（有人基於“比干八姓”和“六蘭同宗”的淵源推斷孫中山也是比干後裔）領導的辛亥革命摧毀了“私天下”、“家天下”和封建主義專制的核心堡壘，初步建立“天下為公”的民主共和制，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終於擺脫了宗法制封建制的陰魂，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兩個層面奠定了現代文明國家的基石。
主流學界認為歷史的慣性導致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竊國大盜”袁世凱強佔了，該袁大盜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復辟稱帝未逞，再後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及其官僚資本和精英集團壟斷中央政權，“名左實右”，中華民族在現代文明的曙光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之間搖擺了幾十年，屢有反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得以實現了源起於上古時代的“公天下”政治理想，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則進一步把“人類共同價值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終極目標，這是華夏民族上古時代“大同世界”理想的當代表述。這一事實有力地回擊了“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淺薄謬論。
列寧曾批判過俄國孟什維克“進一步，退兩步”，武周克殷跟當年的俄國孟什維克一樣帶有濃厚的機會主義色彩，勝則勝矣，但勝之不武。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的意志卻是以歷史為轉移的，後朝罵前朝，新朝批舊朝，都是人的意志使然而非歷史使然；離自己越近，一個人越不容易心平氣和地對待得失寵辱。後人既不應可勁拔高周武王們的大德大行，也不必任意放大殷帝辛的荒淫暴虐，以平常心看待“武周克殷”這一機會主義的勝利，有助於今人跳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或形而上學思維窠臼。特立獨行的比干則另當別論，比干及其精神既不從屬於帝辛和殷商，也不從屬於姬發和武周，祂是超前的、開放的、包容的、自由的；祂是宇宙的、永恆的、持續的；祂是全民族、全人類、全世界的精神遺產，“帝辛-比干-武周”這一三角軸心可為研究殷商史和華夏文明世界史的新視角。
周武王將老對手帝辛從“皇”之下“帝”的高位上拉到與自己持平的“王”的低位，反而襯出了一種機會主義者天生的不自信，史家則認為是一種從“神意”政治走向“民意”政治的集體進步，殊不知西周一朝的鬼神迷信絲毫不遜色於殷商晚期。從帝國的豪邁轉向王朝的內斂，縱橫四海汪洋恣睢的華夏文明從此由一個上天入地、“普天之下”的世界文明、海洋文明步入了其後兩千多年封閉保守的地區文明、內陸文明、農耕文明，而被帝辛-比干聯盟搞掉的神權勢力也改頭換面，以“民意”即“天意”的面目吞噬著中華民族的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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