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號沒了，與青春作別，撤編固然是一件充滿傷感與懷念的事，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也意味著人生新的轉機。
特約撰稿 鄭宇鈞
2018年8月，湖北孝感，空寂許久的排練廳熱鬧起來。空降兵部隊戰神演出隊的隊員們從各處趕來老營房，為即將退伍的戰友送別。
“誰都不許煽情，誰都不許流淚。”召集者鄭金鳳回憶，此前一天，她這樣在微信群裡跟大家定下規矩，她是戰神演出隊最後一任教導員。
叫來外賣，隊員們盤腿坐在木地板上。昔日，他們在這個排練廳拉筋、踢腿、騰躍，如今，代替腳尖撞擊地面的“咚咚”聲的，是最後一次聚餐的碰杯聲。即將各奔東西的他們，放肆地說笑、盡情地瘋鬧，把生活中、排練場、舞臺上的糗事一一抖摟出來。
演出隊最不缺才藝，昏黃的燈光裡，大夥兒輪流表演小節目，逗得一手拿鴨脖、一手捧著飲料的鄭金鳳笑得前仰後翻。這讓她想起那些在連隊、在訓練場巡演的時光：場地條件簡陋，跳廣場舞用的移動小音箱，是僅有的演出設備，大巴車上拉緊簾子，男女兵輪流上車換演出服......這樣的日子，她過了21年。
誕生於中國軍隊建軍時期的文工團，見證了這支軍隊從弱小到強大的全歷程。但它的歷史使命漸漸望到了頭，爭議之下，每次裁軍改革的政策出臺，文工團都會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2013年，原總政宣傳部藝術局和總政幹部部聯合下發軍令，對軍隊文藝單位人員私自商演走穴、軍紀散漫、醜聞炒作纏身等現象，作出12條限制，要求文藝兵令行禁止。“深度和廣度都前所未有”的一場軍隊文工團改革，在這一年拉開序幕。兩年後，2015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九三”閱兵式上宣佈：中國將裁減軍隊員額30萬；自那時起，鄭金鳳和戰友們就清楚，作為非戰鬥力量，部隊文藝團體將成為首先被裁減的對象。
撤編命令在2017年10月突然而至，鄭金鳳也只提前兩天知情，演出隊甚至來不及進行最後一場演出。近一年之後，這場漫長的告別已接近尾聲，演出隊的第一批戰友即將進入退伍程序。聚會進行到晚上八點多，演出隊兩位骨幹向她報告：教導員，我們得回連隊參加晚點名了。撤編後，幹部原地待命，戰士則回到基層連隊，每晚九時，準時點名。最後的相聚，戛然而止。
一個多月後，2018年9月17日，與40名同時轉業的幹部一起，鄭金鳳中校最後一次向八一軍旗舉起右手。部隊留給她最後的紀念，是一個印有空降兵標誌的水杯，和一支印有她名字的鋼筆。
撤編固然讓人傷感與懷念，但對於很多人來說，撤編也意味著新的轉機。原南部戰區陸軍戰士雜技團和西部戰區陸軍戰旗雜技團的一班戰友，從山溝裡的貴州小縣城，輾轉海濱城市大連，終於站穩腳跟；原東部戰區陸軍前線文工團副團長郭廣平，成立工作室，開闢了另一份與部隊與文藝都關聯的事業；而對於在巔峰時期不得不與文工團解約的國內首支軍旅偶像組合“一排一班”，文工團的撤編，為他們提供了復出的可能......
走出體制
看著熟悉的“廣州軍區戰士雜技團”(下文簡稱“戰雜”)白底黑字門牌被抬入倉庫，傷感之餘，張權卻也豁然開朗。那是2016年2月，原七大軍區番號撤銷，取而代之的是五大戰區，“撤編”成了文藝兵間私聊的高頻詞。
不同於一些戰友對前途的惴惴不安，張權很快就作出轉業的決定。“換種活法，去看看另外一番世界”。他甚至覺得，這使他實現更大的理想有了可能，“如果在部隊，我這輩子都做不成太陽馬戲團的事”。
在中國創辦一個像太陽馬戲團的團體，是張權為自己立下的新目標。那是實際上發展最快、收益最高、最受歡迎的文藝團體，“當時戰友都說我吹牛，異想天開”。
在戰雜時，身為教師隊長的張權就挺特別。“不喜歡按部就班”的他，自己開發新節目、物色新搭檔，不走團裡的流程製作道具，而是自掏腰包做道具，“圖的是可以自由地做些事”。
轉業後，張權本被安置到公安部門，但他無法擺脫“做一個太陽馬戲團”的夢想，還是辭去編制，選擇了創業。
跟隨張權的，還有戰雜的“臺柱子”李童，粉絲給他貼的標籤是“完美的男體藝術”“身材華麗麗”。雜技界本偏愛矮身材，這有利於騰空翻轉等高難度動作的重心控制。 但李童偏偏打破了這個封印，身高達1米90。李童19歲時就登上過《天天向上》，在部隊雜技演員中，他是名頭最響的一個。
李童對張權就像親兄弟一樣。得知張權交了轉業報告，李童就下決心要跟著張權幹。他曾立過兩次二等功，但由於軍齡不夠，為了能追隨張權，李童放棄幹部身份，按戰士復員，一切關係打回原籍。當時，他只想著要和戰友共進退，不知道創業還要面對那麼多的波折。
原前線文工團編劇張燕燕的想法不同。她本期待，哪怕“高職低配”，也要爭取留在部隊。2013年她從空政文工團調到前線文工團時，很多人勸她“出京容易進京難”。 當時，關於各軍區文工團將解散的小道消息不絕於耳，可她還是選擇了回南京、去“前線”。“前線”對她有特殊的召喚力，既因為回到南京，她可以回到家人身邊；也因為，那是她少時夢開始的地方。
從歌手轉型編劇，張燕燕首次“觸電”參演的《DA師》是一個楔子，那時她剛剛提幹，沒想到自己後來會走上編劇的道路，但自此打上深深的“前線”烙印。後來，已調入空軍某科研單位的她，又以宣傳統籌、文學編輯等身份，走進“前線製造”的《我是特種兵》等劇目。她因此一心想調回“前線”，不料卻進了她“原本想都不敢想”的空軍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空軍十年，張燕燕完成了《奠基者》等本職任務之外，也陸續參與陸軍序列的“前線”團隊的創作， 從《我是特種兵》第一部時的“文學編輯”，到《特種兵之火鳳凰》時的合作編劇，刻畫的都是陸軍部隊樸素、向上又充滿挑戰與勇氣的生活，她曾遇到不少女特種兵，是受“火鳳凰”一片激勵參軍。這些和“前線”有關的創作都被她歸在一個叫“回家的路”的文件夾裡，“前線”，成了她嚮往的歸屬。
3年後，從沒向組織打過轉業報告的張燕燕，被通知轉業。她沒想到，自己被動到失去了選擇的可能，只有被“安排轉業”一條路可走。“我多希望有一個選項，是讓我們可以回到基層部隊，去繼續為部隊文化工作發熱。”轉業前的摸底談話時，張燕燕直言。她認為，軍裝是融入血脈的另一層皮膚，他們這些從一級作戰部隊基層成長起來的文藝戰士，是不會拒絕“回到兵中去”的，她難忘基層官兵那“紅紅的臉龐”和“憨憨的笑容”。
1996年10月，張燕燕在福建漳州參加軍慶演出，表演相聲《軍史迷》/ 受訪者供圖
轉業前的最後一個“八一”，從歌手到編劇，經歷了從陸軍到空軍、又回陸軍的22年軍旅生涯後，張燕燕回到她軍旅生涯的起點。2016年8月1日，她去漳州慰問老部隊， 又一次唱起軍旅生涯最愛的《邊關軍魂》。1995年她第一 次登上這個舞臺時，還是一名列兵，唱的正是同一首歌。更早前，她自己也是因聽了毛阿敏演唱、前線文工團創作的這首歌，在16歲時放棄大學、從戎當兵。
2014年2月，張燕燕重回福建老部隊採訪 / 受訪者供圖
轉業那一年的8月，替代貝雷帽的新式夏帽發放時，沒有她的；升級換髮新的軍人證件時，沒有人通知她登記錄入；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穿上軍禮服參加轉業儀式，每一點兒的變化，都讓她失落幾分......經年累月，她才能坦然說 出“我轉業了”，接受了“再沒有組織”的現實。
2018年9月，靴子落下，她之前工作過的空政文工團，也隨前線文工團一同謝幕。
原東部戰區前線文工團副團長郭廣平大校，也和張燕燕等五十多名戰友一起轉業。2016年9月，在東部戰區陸軍首次轉業幹部退役儀式後，戰友給他拍了張照片，他一身軍禮服，掛著“光榮轉業”的大紅條幅，敬最後一個軍禮。
為了起到帶頭作用，郭廣平是前線文工團最先轉業的團領導。“轉業後，他就成了‘個體戶’，只能靠自己的演技和實力發展。”郭廣平身邊的一位戰友評價道，“在文工團時，手裡有‘無形資產’，瞄準他資源、主動想合作的人很多，但這些優勢，隨著轉業，都消失了。”
兩年後，2018年9月30日，前線文工團摘牌。那一天，在江蘇衛視的一檔節目裡，他朗讀了描寫粟裕的作品《總攻前夜》。他曾於2010年7月主演建黨九十週年獻禮劇《粟裕大將》，也是在這兩年裡，他先後擔任文工團話劇隊隊長、文工團副團長。
軍營偶像團體“一排一班”的解散，則更早一些。“一排一班”組合成立於2010年12月，七人中有三名彝族、一名藏族、三名漢族。6位是戰旗文工團的簽約演員，班長王金鑫則是從部隊中海選出來的現役士兵。
部隊裡的文藝兵分三種：軍官、戰士、簽約演員。“簽約演員”是非現役，享受的待遇較低，但依然吸引了很多年 輕人，一是因為文工團的級別高、水平普遍較高；二是“簽約演員”仍有機會“轉正”。“一排一班”中，張鑫為了能夠 加入，放棄了原來在重慶歌舞團的高薪；黎奇則為了簽約，退出了剛在“快樂大本營”出道的偶像組合A-ONE。最終，經過11進6的競爭淘汰，他們成就了一個新的團體。
2019湖南衛視華人春晚，戰士紅星藝術團等表演雜技《齊天》, 飾演齊天大聖者為李童 / 受訪者供圖
7個大男孩，穿著背心、迷彩褲，戴著黑色手套，把軍中常見的正步、軍姿、軍體拳，改編成摻雜著傑克遜太空步味道的街舞，青春帥氣，活力四射，全軍找不到第二支這樣的組合。
那段日子讓人目眩神迷。2013年12月，他們在成都開了第一次系列演唱會；同月8日，擁有了第一個Fans團；2014年1月，他們取得“我要上春晚”全國總決賽第一名，雖然最終沒能登上春晚舞臺，但他們的前途一片光明，全國 巡演、出專輯都在籌劃中，“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等 綜藝欄目向他們發出了邀請函，採訪和邀約蜂擁而來。
“那是我們最好的上升期，”張鑫回憶，但由於身在部隊，他們不得不拒絕許多邀約。
除了完成組合表演與部隊慰問任務外，七個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方向。三位彝族隊員有時會以“彝組合”的身份亮相。張鑫有時也以獨唱演員的身份參加演出，表演系出身的藏族演員格桑，接拍過影視劇，如2013年的《等風來》。
但在文工團改革後，簽約演員群體最先受到衝擊，2014年，“一排一班”組合宣佈解散。
解散後，張鑫受成都一家部隊醫院邀請，負責文化宣傳工作。作為歌手，他在全軍頻頻拿獎，重上央視舞臺，還在醫院導演了多臺晚會，深受認可；彝族小夥子奧嘉，則回老家樂山市峨邊文化館工作，在本地電視臺藝術選秀節目任導演兼音樂導師；藏族小夥子格桑近兩年沒接戲，在家族企業當起了品牌經理，過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擅長舞蹈和服裝設計的黎奇，做起了“佛牌”生意，隔三差五就去 泰國“跑廟”，音樂夢也不曾放棄，他依舊會半年自費出首新歌，“雖然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聽到”；只有彝族小夥子吉胡阿力，還在成為創作型民謠歌手的路上努力著。他的哥哥吉胡阿川開了家工作室。2018年底投資監製的一臺本土彝族音樂劇，就由吉胡阿力擔綱男主角。
從小縣城開始的大征程
2017年2月，在貴州普定，一個不起眼的縣城，一個不知名的雜技團成立了。
下定決心轉業的張權，本來只想著，拉上十來個關係好的戰友，組成一個小分隊，能夠演一臺小晚會，就可以了。沒想到，很快就碰到了投資人，開張就是幾十人規模， 張權被任命為團長，雜技團計劃依託一個龐大的旅遊綜合體，做駐點表演。
此時張權發現，僅依靠他在戰雜的戰友已經不夠了。他把眼光放在了427公里外的昆明，那是戰旗雜技團的駐地——戰旗雜技團也面臨撤編，人心思動。
張權與李金明、李童與歷錦豔，兩對組合亮相印尼亞運會閉幕式 圖/視覺中國
原戰旗雜技團演員隊隊長帥璽，就這樣結識了張權。帥璽自小離家，在戰旗雜技團摸爬滾打快30年。2016年，對撤編和雜技都有些心灰意冷的帥璽，打了轉業報告。抱著隨便乾點什麼都行的想法，他註冊了滴滴，在昆明大街上 當起了網約車司機。“這工作蠻好，想幹活就幹，不想幹活就在家睡覺，自己給自己當老闆”。
直到戰友遊說他：貴州有個雜技團在招人，是一群轉業軍隊雜技團演員創辦的。他和張權見了一面，張權勸他: 你自己不差錢。可你帶過的人呢？他們都還得謀生。我們要把平臺建好，能讓以前帶過的兵、這些弟弟妹妹都好起來。他們年齡還小，我們為何不拉他們一把?
張權的勸說擊中了帥璽對戰友們的責任感，也讓他重燃對雜技的熱情。“你想得太大了、太瘋狂了，我不知道跟你能不能做得成”，帥璽對張權說，“但我願意跟你一起瘋。”還單身的帥璽甚至想到，以後跟兒女說自己36歲以後天天都很安逸，“多沒面子”。
張權原來的搭檔李金明，轉業後做了微商，賣賣面膜、護膚、彩妝；技巧演員甘海遙，在戰旗雜技團練了16年後，轉業後本想找一份高收入工作，穩定地生活；曾從瀋陽軍區前進雜技團按戰士復員身份退役的軍官孟雷，又傳奇地加入戰雜，二次入伍，轉業後，他在一傢俬企做市場經理。可在張權的勸說下，他們都加入了進來。“有的上過春晚，有的拿過世界大獎，都是部隊雜技團的血脈，我們有責任，把這些人都給弄回來，”張權說，“他們也有這種情懷，延續老部隊的番號。”
就在隊伍一步步壯大時，駐場演出卻遲遲無法推進。沒有演出，意味著大部分團員收入有限，也讓大家感到失去自我價值。協調多次無果後，張權再次做出決定：離開這個他一手創建的團。 再度四處聯絡投資人，進展緩慢，張權甚至做好了把隊伍拉回老家，賣房苦撐的準備。就在即將山窮水盡的時候，他想到求助“老首長”：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徐昕民少將。
“首長說：你們這一幫人，既沒有官二代，也沒有富二 代，都是苦孩子，雖然離開了部隊，但也得把部隊的一些作品、創作理念延續下去，尤其是部隊的優良傳統和敢打硬仗的作風。”張權回憶。
“老首長”開始幫忙牽線投資人，聯絡有關部門，甚至參與首演策劃。張權十分感慨，“他沒有工資，沒拿過我們一針一線，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我們這些他帶過的兵，他都在默默地幫我們找出路。他是藝術團創建的幕後功臣，對我們有知遇之恩。”
“一排一班”組合 / 受訪者供圖
幾番奔波，終於找到了對張權和這支團隊看好的投資人。本來，投資人希望把藝術團安在北京，可權衡利弊後，藝術團最終落戶大連，那是投資人的基地，“能提供力度更大的支持”。
2018年6月，在大連景耀集團的努力下，“戰士紅星藝術團”正式落戶大連，並完成了工商註冊。大多數團員隨張權從貴州來到大連，還有所擴張。原來貴州全團63人，如今藝術團成員達到了80人。
之所以不叫“雜技團”，而叫“藝術團”，是因為張權期待，未來團裡不只有雜技，還能夠吸納舞蹈、體操、武術等更多門類的藝術形式；而保留了“紅星”“戰士”等軍隊符號，則提醒著他們，身上的軍旅烙印、番號，不曾忘卻。
工商註冊信息顯示，戰士紅星藝術團（汪清）有限公司 成立於2018年6月22日，由景一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出資70%成立。對同年10月成立的戰士紅星藝術團（大連）有限公司，享有100%的股權。
“到大連來，前途是未知的，來之前我沒提過任何薪資待遇，是因為我相信只要團隊好，團長就能給我最好。”甘海遙說。
“他要是留在貴州的話，就是演出隊隊長，不僅離家近，肯定薪水比現在要高。”張權說，這就叫同甘共苦，“創業之初是最難的時候，可能有時候工資半個月、一個月發不下來，需要大家的理解”。
帥璽也來到了大連。這個決定蠻艱難。當初他願意從雲南去貴州，原因之一是這個孝子是貴州人，方便照顧老家的父親，“父親心臟不太好，我來大連前，他剛做了手術”。
張權對此非常感激，“他跟著我走，風險更大，如果我們在大連失敗了，他可能連回貴州的後路都沒有了。如果不跟我走，他在老雜技團，還可以當團長。”
變化
安家落戶後，張權繼續往投資人辦公室跑，以爭取更多的投入。投資方是一家金融公司，這是他們首次開拓文化產業，對投資回報期待得很高，而文化產業的見效卻受諸多因素影響，張權時時感受著這壓力。
但他還是反覆勸說，“一定要把人才用高工資留下來，這不是提高成本，而是節省成本。如果流失率高了，新人還得從頭培養，付出的時間成本，難以量計。”目前，戰士紅星藝術團沒有駐點演出，但演員們拿到的收入，不亞 於秀場水平。
大家也都積極為藝術團的發展出謀劃策。張權曾期待創辦中國的“太陽馬戲團”，而戰旗雜技團曾與太陽馬戲團有十年的合作史，帥璽在戰旗時，幾乎經歷了合作全程，參與過兩家聯合推出的主題晚會《龍獅》。這場晚會曾獲美國電視藝術最高獎“艾美獎”導演、演出、服裝3項大獎。
帥璽想把太陽馬戲團的經驗移植到戰士紅星藝術團上。他總結說，太陽馬戲團給演員的演出費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太陽馬戲團的收入，卻不只靠票房，還有賴於一套完整的衍生品開發制度。他建議，戰士紅星藝術團也要著手籌備一系列演出周邊，為演出增值。這個建議與張權一拍即合。
“臺柱子”李童也承擔了更多重任。以前在戰雜，作為主要演員，除了業務，李童其他事都不用管。但現在跟張權創業，情況不一樣了。他幫忙裝臺、抬道具，甚至幫其他人伴舞。“對他這種名氣的人，不做大腕兒，願意為人伴舞、當綠葉，是很不容易的。”張權說。
2013央視春晚，張權與隊友表演雜技《冰與火》 圖/視覺中國
李童如今把重點放在培養接班人上。他回憶說，過去的說法是“教會徒弟，餓死師傅”，但那是因為，在體制內的演出機會有限，如今是自己拉起一個班子，如要同時進行多場演出，人才的培養就變得關鍵起來。張權的憧憬是，以後戰士紅星藝術團至少有三支隊伍，一支負責國家任務，一支負責國外巡演，一支駐守本地秀場。如此一來，同樣的節目，就得應對不同的演出場合，如果主要演員沒有接班人，團隊擴張從何談起?
“再說了，早晚你也會有幹不動的那一天，到那時，你還能當教練，教人也是一種技能。”張權這麼對李童說。李童也聽進去了，“不能讓自己成為團隊擴張的瓶頸”。
甘海遙比以前更拼命了。如今，這個戰士紅星藝術團演出隊副隊長，因2019年春晚，嚐到了成名的滋味。在戰旗雜技團時，他從沒有被系統地編排過節目，更多是一個人苦練技術。為了包裝他，戰士紅星藝術團請來編導，為他編排表演元素，天天上舞蹈課。再加上英俊的面孔，甘海遙有了 點名氣。張權介紹說，湖南衛視已經表示出對甘海遙的興趣，計劃與他合作一檔綜藝節目。
2018年印尼亞運會閉幕式，是戰士紅星藝術團的開頭炮。張權與李金明、李童與歷錦豔，兩對組合代表中國，參演閉幕式上的“杭州八分鐘”。
表演結束後，張權在後臺遇到了馬雲，馬雲問一臉油彩的張權，平時你們在哪幹？張權便抓緊機會自我推銷。他對此有強烈的對比感：過去在部隊，組織紀律不崇尚突出個人的行為，背靠部隊這棵大樹，他也缺乏自我表達的動力，參與過一次《藝術人生》的錄製後，張權不得不婉拒了一系列電 視節目的邀約。但現在，“我得積極推銷自己”。
為了更好地為自己和藝術團PR，張權和妻子孫藝娜都註冊了抖音號。張權的抖音號，已獲得588萬點贊，有31.8萬粉絲。孫藝娜的抖音號，也有了8.8萬粉絲。剛過去的3月，張權發佈了一則小哥翻圈的抖音，獲得3990萬點擊量，247萬點贊數，“接近於每個遼寧人都看過”，也為張權吸粉3萬。小哥的高顏值成了吸粉利器，酷似彭于晏的李雙富被推到前臺，富有網感的表達，李雙富的帥氣自拍照，背後是張權一步步借互聯網營銷推廣團體的努力。
更有趣的變化是不同來源的演員之間的關係。撤編前，戰士和戰旗兩家雜技團是業內頂尖的兩支團隊，很多時候相互競爭。原來，讓張權一舉成名的2013年春晚，本來定下的雜技節目是戰旗雜技團的“燈上芭蕾”，但在評審 中被斃了，這才使張權的“冰與火”獲得了機會。
但如今，兩支團隊融合在了一起。戰士紅星藝術團中，有2/3的幹部是原戰旗官兵，而不是張權的老部隊戰雜。一位來看望團隊的老首長極為讚賞地評價，“部隊合編，往往還要照顧山頭，而你們是‘五湖四海皆兄弟’，能力說了算， 大家不爭不搶。”
張權十分注意團隊內部的公平。每當有新節目出爐，都要接受藝術團評委組的考核定級。定為一類節目，可以代表藝術團去重大演出，二類節目，可以在一些小場合練練手；三類節目，還達不到登臺標準。絕不會因為過去的“山頭”，有任何偏向。
評委組在節目定級時會格外“雞蛋裡挑骨頭”，張權自己的節目也不例外。2019年2月，戰士紅星藝術團受中央統戰部邀請，參加赴日本、緬甸、印尼的慰僑訪演，名額有限，只能去三個人，但得表演兩個節目。張權和妻子孫藝娜排練的“力與美”，在定級時只評了三類節目，沒達到登臺標準，不能演出，“我是團長，我也要遵守團規，不精不登臺。”
張權現在“最大的應酬”，就是和團員一起談業務。無關的飯局，能推的他都推掉了，“我明白我的價值在哪兒，藝術團是靠團員們來成就，不是靠外人。”
最後的告別
撤編後的那段日子，正是反映文藝兵生活的電影《芳華》熱映。看著熟悉的場景，鄭金鳳哭了。
部隊領導曾建議鄭金鳳轉為非現役的文職人員，繼續為軍隊服務。但想到演 出隊都散了，鄭金鳳決定：轉業。
戰神演出隊的前身，是空降兵文化宣傳隊，最早成立於1989年。鄭金鳳解釋說，不同於可以從地方特招成熟演員的文工團，沒有編制的戰神演出隊，隊員只能從現役空降兵中選拔。範圍也極為有限。比如女兵，只能從當年入伍的三四十人中挑選那些有點文藝特長的。到了演出隊再培訓，學習如何演出。
經費有限，演出隊也沒有專設的舞美、道具、服裝等崗位。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到20人的演出隊，有自己的小院，單獨開伙。隊員人人有兼職:司務長，本身是民族歌手，除負責炊事外，還管服裝、道具；炊事班班長，身兼小品演員、通俗歌手於一身，群舞“人實在湊不過來”時，他還得上臺跳舞。只是因為每天上午10點就要準備午飯，炊事員只能參加8點到10點的排練。
“臨時”、“無編”等演出隊特質，決定了演出隊演員以戰士居多，碰到義務兵，往往培訓半年夠格上臺了，服役年限也只剩不到一年。戰士的編制多在連隊，所以他們是否能留在部隊，決定權也不在演出隊。
孫藝娜與隊友表演《肩上芭蕾》 / 受訪者供圖
但正是這樣的互相扶助、同甘共苦，使得演出隊內結下深厚的友情。“我以為我放下了”，鄭金鳳說，但當她路過熟悉的場景，心絃又止不住被撥動。她還住在部隊大院裡，演出隊的那個小院子，牌子還掛在門口，她遠遠就能瞅見，“總覺得演出隊還在”。
轉業後，鄭金鳳仍時不時回部隊幫忙，央視節目錄制，她幫忙排練；軍史館的解說員培訓，她積極參與；空降兵宣傳片需要配音，她義不容辭......她甚至心存希冀，“文工團撤編是有正式文件的，演出隊解散是沒有的。解散初期，演出隊的戰士都被儘量集中到一個連隊，當時想的是，這樣方便日後重新恢復演出隊。”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鄭金鳳正學會慢慢接受現實。
時隔6年，張權又一次站到了春晚的舞臺上。2013年，他在春晚舞臺上表演的《冰與火》，一套擺脫地心引力的技巧，使他在全國擁有了知名度，每每與陌生人相見時，對他的介紹總是“這就是《冰與火》的主演”。轉業後，張權接連兩年參與春晚排練。2018年，他以團長的身份，指導團裡的演員排練春晚節目；2019年，他作為戰士紅星藝術團團長，親自上陣。
2019年春晚的雜技節目，不再由一家演出單位獨自撐臺，而是由多支隊伍拼成了薈萃類節目。張權擔綱的是《爭奇鬥技》的亮相時刻。為了給自己的團隊摘得頭彩，當導演組提出要一個特別的高空動作設計時，張權提出，既然要飛起來，那就要在觀眾席上飛，“那種讓觀眾仰視的感覺，新鮮”。
歷年春晚中，從沒人挑戰過觀眾頭頂的這片空間。導演組對這個創意很感興趣，但也因其中蘊藏著高風險而謹慎擔憂。最初，導演組安排女星迪麗熱巴和他搭檔，張權要抱著她，在觀眾頭頂“飛行”兩週半。風險在於，迪麗熱巴全然沒有雜技基礎，兩個人的重量，都系在張權的一隻手上，稍有不慎，兩人就會直衝前排觀眾席，那可是春晚觀眾中最為人矚目的幾桌人。最 終，出於安全考慮，導演組在最後時刻放棄了雙人高空表演的形式，還是決定由張權獨自上陣。他輕鬆穩妥地完成了任務，單人綢吊18秒。
但不斷迎接新的挑戰，並非張權創業過程中最大的困難。他最大的危機，是2018年9月來自昔日戰友發出的一張律師函。
律師函的發出者是廣州正丹文化傳播公司。這家創辦於2015年的公司，幕後是戰士雜技團“肩上芭蕾”這個節目最早的表演者，兩人於2017年轉業。律師函指出，孫藝娜組 合表演的“肩上芭蕾”，侵犯了該公司的版權，要求他們停止表演、賠償經濟損失、公開道歉。
張權去查找了專利權。果然，在這家公司名下，於2018年5月到6月先後登記了21項作品著作權，其中包括以“肩上芭蕾-化蝶”為名的作品。 “肩上芭蕾”，顧名思義，是在肩上表演的芭蕾。女方落腳必須精確，偏差1到2毫米，就會滑落男方肩膀。十分考驗表演者的技巧和力量。
“肩上芭蕾”一直是戰雜的拳頭節目。發來律師函的戰友，是這個節目的第一代表演者，張權的妻子孫藝娜，則是第二代表演者。那麼，這個節目的版權應該歸誰呢？離開部隊後，還能不能繼續表演這個節目呢？此外，光他知道的，就有至少七八個雜技團、組合在演出該節目。張權陷入了困惑。
最後，原戰士雜技團政委高俊生幫他解決了這個困惑。 “肩上芭蕾”首版節目的署名創作人員，是高俊生政委和晉雲江導演。二人告訴張權，“肩上芭蕾”無疑是集體創作的，也是大家的職務行為，沒人能從其中居功，也不能據為己有。他們也對張權繼續表演這個節目表示了支持。
那之後，“肩上芭蕾”的版權問題，便再沒人提起。孫藝娜和搭檔周杰還帶著這個節目參加了國家代表團，將其演到了法國等地。
轉業後，對於軍人來說，最重要的資產仍是對部隊、對戰友的深厚感情。
郭廣平在轉業後成立了自己的影視文化工作室，和在部隊一樣，三度飾演周恩來的他“不接商業片”。他主演了以全國優秀共產黨員、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因公殉職的福建南平市委常委廖俊波為原型的電影和電視劇《廖俊波》，表演之外，他多次到廖俊波家中探望，為其家人買衣服、過生日、噓寒問暖；他還多次幫戰友聯繫工作，救助病重戰友；基層部隊和高校，是他經常去作義務宣講的地方。他說，在講臺上作這些“正能量”的講話時，他又找回了文工團的感覺。
在40歲這年轉業的張燕燕，一度心裡空得慌。“社會上編劇比較弱勢，經常發生交了劇本沒錢拿的事情，我更信任的，還是在部隊時的合作伙伴”。她拒絕了一些奔著“特種兵”名頭而來的編劇邀約，碰到不想接又難以推脫的邀約，不同於在部隊時的“羞於談錢”，她會故意開出“高價”迂迴拒絕。她真正的想法，是“把正團職待遇歸零”，從頭開始。“什麼條件都沒談”，她加盟了曾出品《戰狼》等作品的捷成文化公司常州影視基地，抵達“已安排妥當”的宿舍時，面對的是滿屋垃圾和不成形的床板床架。她有點兒傻眼。再三定神後她提醒自己：淡定！你不過是從零起步的打工者。僅幹了一個月，她就被簽約為對外合作部總監。
意外的是，離開部隊的缺失感，很快被意外邂逅的愛情填補。轉業3個月後，在四位月老的牽線下，她與一位北京先生結識，很快便相戀、結婚，又從南京搬回了北京。她笑言，“如果不轉業，我可能沒這麼多來去自由的時間， 能南來北往、為愛奔波”。只不過，為了愛情，她又要離開剛開始的新事業了。
鄭金鳳依然希望能從事演出工作，對文藝的這份情懷，正是她能在一個業餘演出隊堅持18年的原因。但她也清楚，與文工團不同，戰神演出隊幾乎沒有商演，缺乏和地方打交道的機會，他們在戰士心中或許與“明星”相同，但在外界卻是默默無聞。轉業半年來，她主要時間是在陪伴家人，“還每一個軍人都會虧欠家人的債”。 對於未來，她打算追隨丈夫，離開演藝資源稀缺的孝感，儘快開始人生的下半場，但無論怎樣，都要“率性而活”。
主持節目的鄭金鳳(右)/ 受訪者供圖
“一排一班”的命運，則隨著班長王金鑫於2018年退役產生了新的可能。王金鑫作為班長，自覺地承擔起了復出籌劃人、組織者的角色，“其實大多是跑腿兒的活兒”。他們的計劃是，先出專輯，完成夢想，然後將頭一回聘任經紀人，啟動復出。部隊文工團，給了他們創辦組合的機會，使他們感念至今；如今，他們把文工團撤編後帶來的機會，看作另一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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