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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李鸿章上奏，提出暂停收复新疆的主张。

李鸿章的理由是：新疆土地贫瘠，每年需要耗费军费300万两白银用于防守，非常不值。英国、俄国都在图谋新疆，即使收复，将来也不能守住。新疆不收复，只不过相当于伤了手脚，伤不到元气，海疆如果不防，才是心腹之患。

李鸿章建议，不如让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少数民族自立，就像云贵等地的土司，以及越南、朝鲜，只需要奉中华正朔即可。

李鸿章的这一提议得到不少大臣的支持，包括亲王、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山西巡抚等人，政治分量占有绝对优势。

在现代人看来，李鸿章的提议就是在卖国，那他为何要提出这个提议，为什么这个提议还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一、没钱

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撑，然而19世纪70年代的大清财政非常艰难。

彼时的清朝，外部遭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败，内部刚刚剿灭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国家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财政极度艰难。

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清廷又开始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打的旗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上是国家投资兴办军工业。国家投资自然也是要依靠财政，而且办的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盈利。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收复了肃州，积极准备收复新疆。然而一年后，日本进犯台湾，沿海各省纷纷筹款兴办海防。

原本捉襟见肘的大清财政一时就犯了难，如果继续西征，海防就没钱，但现在日本都进犯台湾了，海防问题日益暴露。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再不加强海防，大清恐怕不保了。

此时的大清处于困境之中，就那点钱，要办海防就没钱西征，拿钱去西征，就没钱办海防。

在李鸿章看来，内部省份才是核心区域，要重点保护，所以海防才是重要的，既然国家没钱，新疆就可以先放弃吧。

二、在李鸿章的观念里，边疆地区并不是领土

“俄罗斯的面积虽大，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这句话非常火，很多人就把俄罗斯替换成中国，来表达对坚守领土的决心。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的国人观念里，并没有领土这个东西，至少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领土观念，因为当时的人对中国的理解和现代人的理解完全不同。

现代国家观是西方的产物，是指主权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都只是一个文化单一体，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延伸。

在这种观念下，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没有严格边界的实体和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概念，核心区就是汉地，实行中央集权制。

边缘区则是化外蛮荒之地，一般以稳定为主，采用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怀柔羁縻等统治方式，权力结构其实很松散。比如当时的新疆就是军府制为主体，伯克制和扎萨克制为辅的多远管理模式，重军事而轻民事。这种管理其实非常松散，伯克经常发动叛乱。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李鸿章认为“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

当然了，这种观念当时也在转变之中，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设立了新疆行省，改为直接管理了。

三、海上危机

19世纪以前，海洋是一道屏障，保护了中华文明。古代王朝的威胁都来自西部和北部内陆。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来自东部海上的威胁日益严重。

清廷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1867年，李鸿章任湖广总督，他上奏提议建立北洋、中洋和南洋三支海军。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清朝西北边防出现危机。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并且成立了台湾总督府。此时日本还没有吞并台湾的实力，但这个行为是在掩盖吞并琉球的事实。

内陆问题和海洋问题一块儿爆发了。

李鸿章提交了一份《筹议海防折》，系统表述了他的海防思想。他认为如今朝廷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边患从西北转移到了东部沿海。海上的威胁不仅来自西方列强，还有新崛起的日本。为了抵御海上的威胁，必须加紧海防建设。然而财力有限，同时兼顾海防和塞防难以做到，海疆一旦有失，会影响朝廷安危。

不过李鸿章虽然认为海防很重要，但他的海防思想依然是以陆权为主，是一种以守为战的防御策略。他的海防体系，是以北洋为核心，建立以朝鲜为屏障，以台湾为中心的海防体系。他完全没有认识到琉球的重要性，直接放任日本吞并了琉球。

虽然李鸿章筹建海防是要防范日本，但却没有和日本一战的决心，在日本的侵略野心面前，他只是一味的避让，但战争并没有因为避让而避免，反而失去先机，满盘皆输。

我是迷蝶梦，以上为个人浅见，如果你有不同看法，欢迎留言哟。

迷蝶梦文史社

1874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其实是一场李鸿章主动挑起来的“意图削弱左宗棠权力”的夺权斗争。

（1）慈禧为何反对李鸿章支持左宗棠

1874年，“明治维新”后实力扩大的日本染指我国台湾。10月31日，奕䜣和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该协议最重要的一点是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宗主权”和侵占问题。5年后，中国长期属国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废藩建县为冲绳。

为此，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非常不满。面对反对浪潮，慈禧一方面打击了恭亲王奕䜣的势力，一方面也觉得需要“自强”。此时的慈禧凭借“皇帝的母亲”身份掌握大权，但对于“皇帝的妻子”慈安（慈禧只是妾）、威望与实权皆在手的奕䜣，慈禧的权力地位并不稳固，因此，就需要她显示出超越奕䜣、慈安才能，甚至绝大部分大臣的勇气。

明白了这一心理，我们才会明白慈禧、文祥等人为何要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反对李鸿章等大部分朝廷官员的原因所在。

（2）李鸿章以日本侵台为借口，意图削弱左宗棠，从而无端挑起“海防陆防”之争

1874 年11 月7 日，也就是奕䜣签订《北京专条》6天后，“两宫太后”向与“海防”相关的省份督抚大臣们问计，如何加强“海防问题”，专门提了六个问题——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清廷的意思并未涉及到“陆防问题”。

第一次问询，并没有涉及陕甘总督左宗棠，因为陕甘在内陆，与江河湖海不相关。12月10日，李鸿章上交《筹议海防折》主张放弃新疆。

那么，李鸿章就利用日本侵略台湾一事，希望对左宗棠的“权力”进行抑制，“放弃新疆”只是借口、放弃新疆就不需要军费，没有军费就不需要带兵了！

（3）1869到1871年，李鸿章曾对李鸿章发起过一连串的“夺权”阴谋。“放弃新疆”以削弱左宗棠已是既定计划

1870年2月，左宗棠军金积堡大败前，李鸿章就借1869年“楚军二帅”刘典回乡省亲之际，运作淮军悍将刘铭传为陕西巡抚。但无奈，湘军且与左宗棠当时关系更近的蒋志章为巡抚。李鸿章按气按憋。

陕西巡抚地位极为重要，一是专门为陕甘总督运兵的筹集粮草问题负责；二是巡抚与总督名义上地位似有高低，但实际上双方互不隶属，刘铭传如果做了陕西巡抚将对陕甘总督一个很大的制衡。左宗棠的权力被削去了一半儿。

金积堡大败后，李鸿章更是积极鼓动刘铭传进兵，清廷也怕左宗棠年纪太大打不赢，也想拿李鸿章替换左宗棠，李鸿章不干保举刘铭传。而这时，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在左宗棠地指挥下取得了胜利。左宗棠这时才没有被替换危险。

那么，李鸿章为何总要削权左宗棠呢？主要是二人在对待外敌上意见不统一。特别是因为筹建“福州船政局”、建立马尾造船厂等问题上，二人矛盾挺大。左宗棠一心想自主发展“造船技术”，在购买西方武器的同时积极研发自己掌握的自主知识产权，伤害到了李鸿章的英国朋友的利益。

坐古谈今

因为没有钱，几千年来定居民族对中亚的扩张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

受自然环境影响，西北靠自身力量很难维持大规模军队，只有游牧民族“兵民一体”的军制才能扎根西北。历代中央政府都曾想用“屯田”的方式解决军饷的问题，但平日耕种，战时充军的模式对百姓来说并不具有吸引性，所以“东南协饷”始终是中原王朝维持对西域统治的基础。

其次，在西北用兵对于绝大部分朝代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汉武帝抗击匈奴，几场大战打下来，汉朝三代人积累的财富全部被花光。汉唐时代用兵西域每次不过一两千人。明朝时因无力负担高昂的军费，干脆放弃了新疆。

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乱时，清军在戈壁滩上每日只能行进17公里，一担粮食运到前线需要消耗30担之多。左宗棠平乱时，从甘肃肃州往新疆运粮，每百公斤粮食成本高达15两白银。

在西域用兵是有很大偶然性的，乾隆时期，史书上评价兆惠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总喜欢用“兵不血刃”来形容，但实际上兆惠打了三次才取胜。一旦清军在西域陷入持久战，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绝对无法支持的。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根本在于清末中国的东南和西北同时遇到了危机。刚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捡条命的清政府无力同时两线作战，所以李鸿章才说道：

李鸿章的观点是基于历代经营西域的经验和现实困境做出的决断，同时也代表了清廷中很大一部分大臣的意见。

李鸿章的方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左宗棠则巧妙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同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让西北骑兵大量进入湘军系统，同时采购欧洲最先进武器，集中力量迅速解决西北战事，再全力应对东南危机。

史料不辑

李鸿章认为国家财政只这么点钱，要东西兼顾不现实，同时也认为新疆没有什么用处，不急于收回，应集中财力搞海防，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他的认识有很大偏差。

一、新疆一失，陕甘便大受威胁，正如左宗棠所说，虽欲闭关(指玉门关)自守，势有未能。因此新疆是非收复不可的，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办这件事!否则，丢失了六分之一的领土，就成了千古罪人!

二、新疆收复后，塞防海防之争就不存在了，按理说中国可以集中财力搞海防，建立一支強大的海、陆军，有效地阻止敌人从海上侵犯。但事实如何?在甲午战争中，北洋陆军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沒!这说明:即使放弃塞防，也搞不好海防，反而白白丢弃了新疆!可见问题不在于塞防海防之争，而在于当政的人是腐败还是英明!1949年共和国初创，各方面都很困难，就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英明，短短十几年内，东面出兵到朝鲜抗美，南下帮助越南抗法，西面又大破印度军队，保障了边界安宁，塞防海防都搞得象铜墙铁壁一样，谁敢觊觎?晚清政府已经烂透了，无论怎么也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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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也不是说要放弃新疆，只不过他看到了海防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塞防同样重要！同时他把明治维新才短短几年就敢侵略台湾的日本看成了清朝未来最危险的敌人，却忽视了英国、沙皇俄国在中亚争夺殖民地的表面下却有着同样的勾结利益，还妄图通过英俄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牵制，以保证新疆的安稳。

说到底，李鸿章对西方列强还是抱有些许好感的！

晚清同治年间的“塞防”、“海防”之争，实质上是清廷高层对国防建设体系思路的争议，也是对新疆的主权是强化还是放弃的一个认知过程。

起因非常简单，1874年刚刚走上明治维新道路的日本，悍然对中国台湾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清廷海防薄弱，根本无法抗击外敌，最后只好花了50万两的白银赔偿给日本，才解决了当时的台海危机。

要知道日本一直处于中华文化圈中，在清廷的朝贡外交思想里，日本这是一个藩属国的级别，就是这样的国家居然也敢和西洋一样彰显狼子野心。为此，大受震动的清廷最高层慈安、慈禧、奕欣向天下督抚问计，即如何加强海防保家卫国！

这是第一次海防问政，但实际上，这次问政产生了分裂，形成了国防体系建设的四种思路：

1、“江防派”，注重长江防御而轻海防、边防，以满族大臣为代表，如裕禄；

2、“边防派”，注重北疆、东北疆土的防线，以丁宝桢为主；

3、“塞防派”，注重西北疆土，明确提出陆防重于海防，以王文韶为主；

4、“海防派”，认为海防重于陆防，必要时刻可以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以李鸿章为主。

李鸿章为什么主张“海防”大于“塞防”，必要时放弃“塞防”呢？这和他的思想及眼界受到强烈冲击有关！

首先，侵台日军兵力并不是很强，但清廷却无力反击，反而是花钱把侵略者哄出过门，这让深受儒家文化的李鸿章难以接受。

其次，日军的此举把大清国千里海岸线海防薄弱（还有福建水师）的现实完全暴露在清廷的眼皮底下，让李鸿章意识到外来之敌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他们可以在沿海任何地点登录，大清根本无力组织军事反击，靠陆军反而疲于奔命（第二次鸦片战争即是证明）。

再次，日本的明治维新短短几年，就敢挑战大清威严，这让李鸿章意识到大清未来最危险的敌人一定是这个隔海相望的邻国。

最后，银子对大清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海军是极其费钱的！他认为，大清国是有财政危机的，而且他对西洋各国的军舰造价也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要想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把有限的财力全部投进去，这样根本无法再顾及陆军！

所以他在给清廷的奏疏中，才会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及日军侵台做出了最准确的看法和评价！

为此，李鸿章得出结论：

这才使得他在《筹议海防折》上提出了“海防论”议题，并间接提出了对新疆的四点看法：

1、命令西路军各部统帅严守此前已经控制的边界，不需要急着进军新疆。

2、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城的回回头领，实行类似于云贵川等地尚存的苗瑶等族的土司制度，废除新疆现有的郡县制（郡县制度和土司制度大家可以了解下）。

3、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省去大清国在新疆的驻军，节省军费开销（其实这也符合李鸿章“和”字外交精神）。

4、一旦制定了“海防”国策，撤回已经进入新疆的部队，必要时实行裁军。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把日本当作了假想敌，一切都是为了防卫日本的思路来发展海军事业的。因为当时于淮军出身的督抚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所以李鸿章的“塞防论”很有市场，一度成为清廷的主流思想。

只不过新疆是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后巩固的领土，要这么就放弃了新疆，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们慈禧、慈安、奕欣还是摇摆不定，也不敢背负“放弃祖宗的土地”的罪责，为此他们又进一步扩大咨询的范围。

也就是这一次，担任陕甘总督平叛回乱的左宗棠上了一道《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提出了第五条国防建设的思路，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防并重”，不得偏废其一，但谁先危机先弄谁，眼下对大清国来说，新疆的问题最为严重！

这是一条颇具战略眼光的国防思路，左宗棠辩证地分析了清王朝当时面临的战略形势。

他认为，日本已经撤离台湾，但新疆还在外敌的手中（阿古柏侵略军，建立了伪“哲德沙尔汗国”，意图割占我国新疆），不能因为日本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却至新疆的火烧眉毛而不顾！

而且沙皇俄国对伊犁虎视眈眈，一旦大清军撤离，那么他们必定会夺取伊犁，进而吞并新疆，那么青藏、陕甘将会成为边境线，北京就会永无安宁可言！一旦俄军沿着长城一路进攻北京，那么对大清国来说更加危险！

只要新疆稳固了，再对付日本也不迟，毕竟现在的日本和大清相比，还差了远了。

何况新疆是我国固有领土，也并不全是荒芜大漠，大部分地区土肥泉甘，物产殷阜，怎么能放弃呢！

左宗棠在思想上注重“塞海两防并重”，行动上也是这么去做的。

事实上，中国近代海军就始于左宗棠。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公元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先后上了《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两道折子，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1866年12月30日）在福建马尾正式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造船厂马尾船厂，开办了近代史上第一所集海军人才、造船人才为一体的新式学堂，福建船政学堂！

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第一批管带都是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如： 刘步蟾、邓世昌、叶富、罗丰禄、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刘冠雄等；同时，该学堂也诞生了近代造船专家魏翰，著名教育学家严复等。

重要的是，马尾船厂也是中国近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战舰的制造厂，这背后离不开左宗棠的鼎立支持！

左宗棠可以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当然必须说一句，李鸿章主张“海防论”，在左宗棠看来并不是卖国之举，只是看法不同，战略不同，本质上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

所以，今天的我们也不必对1874年前后的李鸿章提出“海防论”思想而对他进行批判，只能说李鸿章的眼界相比左宗棠还是差了一个火候！

今天的我们要感谢左宗棠，正是因为他收复了新疆，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巩固了国家的边防，有效的防御了沙俄的侵略和扩张。

正是有了他这项丰功伟绩，才有了新疆今天的“西气东输”，我们也能领略极美的大漠风光，当然也提高了国家战略纵横的深度。

左宗棠，民族英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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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汪郎

晚清时期朝政危机四伏，当时的清朝政府四面楚歌，已经变得衰弱不堪，而此时有一大片领土眼看就要丢失了，这个时候对于是将领土争取回来还是放弃的问题，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派大臣认为这片领土必须要收回，而当时李鸿章却坚持要放弃。

 事情的起因要从1865年说起，当时阿古柏进入了新疆，他派兵镇守新疆并企图占领这片地区，阿古柏进入新疆之后还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这样持续了十余年时间，此时阿古柏在新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直接影响着清朝政府对新疆的统治地位，事情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左宗棠等人的怒下新疆后来被顺利收回，也为中国挽回了大片领土，而当时持反对态度的李鸿章为何坚持放弃新疆呢？其实这和着眼点的差异有关，虽然新疆的收回在表面上确实避免了中国领土上的损失，可是当时李鸿章提出要放弃这片领土也不无道理。

  李鸿章认为，虽然新疆领土面积很广阔，可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很少，而且经济发展不是很顺利，每年朝廷都需要给新疆运送大量物资来支援，按照平均数字来统计，当时清朝政府每年要给新疆拨款300多万，也是就是新疆是依靠全国各个省市的海关收入来维持的，而这个数字并不是固定的，根据资料记载，在几十年之间，朝廷一共给新疆拨款足够有四亿两白银，当然国家富强自然不会在乎这些粮饷，可是当时晚清政府已经自顾不暇，所以在朝堂上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朝臣认为新疆不必收回。

    另外当时新疆和距离政治核心地区的距离很遥远，那里也经常涌现大批作乱分子，所以这片地区的治理难度比较，之前所提到的粮饷数字其实主要是用于支援当地百姓生活的，如果发生了动乱，或者是有外国人在这里滋事，那么朝廷还要支付大量费用用于打仗，当时李鸿章对于朝廷的开支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结合这些原因，李鸿章当时认为新疆应该舍弃。

历史探讨小组

题主问的应该是关于清末的新疆主权问题，在阿古柏叛乱发生之后，因为当时清朝国力有限，国家财政就这麽多，不可能同时搞海军建设与收复新疆两件事情，于是清朝朝廷便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一次辩论，一方是塞防派，认为应该收复新疆，打压叛乱，这一方以左宗棠为首，而另一方为海防派，认为国家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海上，加强海防实力，这一方以李鸿章为首。

李鸿章认为海防塞防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就相当于主动放弃清政府在新疆的主权，拱手相让，而这在左宗棠看来就是有悖祖法的，他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认为放弃新疆不仅仅只是如此简单的事情，这相当于是在向列强示弱，觉得中国已经无力再顾及边界事务，会加剧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这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利的。

从双方的立场来看，双方都没有错，毕竟两者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毕竟钱就这麽多，如果投向了塞防，新疆是收复了，可是海防却上不去了，到时候列强从海上过来就没有历史与之对抗。而如果将钱投入了海防，新疆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了，到时候新疆必失，彻底的失去了清朝在新疆的主权。如果真要怪的话，就只能怪晚清政府自己不争气，没有足够的钱去顾及两者。

当时的当权者正是慈禧，慈禧这个时候也犯了难了，看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奏折之后，她也很清楚两者的重要性，但是国家的财政却让她捉襟见肘，没钱还真不是个东西啊。这个时候，她还是选择中庸平衡，一方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另一方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只不过，钱还是那么多，却分成两份用，其余的便让手底下人自己去想办法了。

最后的结果也颇令人满意，左宗棠抱着战死沙场之心，抬着棺材来到新疆，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成功的收复了新疆。而另一边李鸿章等人也使劲浑身解数大搞海防建设，也是办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

所以说，光从这场论战来看，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没有错，都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去支持自己的论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慈禧也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使得两个目的同时达成，双拳出击，二者并重。

妙龄老翁谈历史

19世纪70年代的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本质上并没有走极端，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优先派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优先派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只是着眼点和考虑重点不同而已。李鸿章认为东部沿海关系到朝廷门户安全，主张着重发展海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但考虑到朝廷经费实在有限，因此主张放弃与朝廷核心地带较远的新疆。下面就海防与塞防之争简要地分析一下。

“塞防优先”还是“海防优先”？清廷展开大辩论

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派遣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此时清王朝正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太平天国运动，无暇顾及西部边疆，阿古柏趁机纠集当地力量攻城略地，成立了哲德沙尔汗国（1865-1877年），史称“阿古柏之乱”，沙俄也趁乱取得伊犁的控制权。

在平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终于腾出手来处理威胁帝国安危的其他事项。考虑到清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新疆的控制，是否武力收复新疆已是迫切需要讨论的议题。1872年，左宗棠上奏朝廷，表达了收复新疆的意思。第二年春，他又针对当前的敌我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并指出，要抵御沙俄，必先稳定新疆，欲收复伊犁，必先收复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形势稳固后，就可明示俄国，伊犁寸土不让。而同一时期，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地区，这就使得东部沿海防御问题凸现出来。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展开了一场关于塞防还是海防优先的大辩论。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多数派主张放弃新疆，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还认为即使勉强收复新疆，将来也断不能久守，且以目前朝廷之力，实在不能专顾西域。左宗棠力排众议，据理力争，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两者何者为先，要看轻重缓急之分。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平定西域可稳固陕甘，拱卫京师，实为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正在两派相持之际，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文祥力挺左宗棠，认为应先解西域燃眉之急，待塞防稳固之后，再开展海防建设。最终在文祥的推动下，清廷下令武力收复新疆。

<strong>收复新疆虽耗费惊人顶两个半北洋水师，但意义重大

截至1878年，清军击败阿古柏，控制新疆大部，军费就已达2670万两；其后剿灭残余力量，并驻军威慑沙俄军队，督促其归还伊犁地区直至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清廷又投入军费2560万两，共计军费5230万两，而1888年成军的北洋水师耗资也不过2000万两白银左右，耗时6年多收复新疆花费可建设两个半北洋水师，军费耗费不可谓不大。这也是当时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优先的考虑因素，想把有限的军费尽快巩固海防，但左宗棠说得很对，塞防和海防都很重要，但新疆收复需要尽早，一旦错过时机，难上加难。如果丢失新疆，让外国势力直逼陕西甘肃，就会对京师和大清核心地带造成威胁，丢失领土难以向天下人交代。

再说新疆收复巩固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军费着重充实海防，事后看来，左宗棠考虑得更加深远全面，乃是长久之计。

沧海拾遗录

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个问题上具有投机性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把自己几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1874年日本因为台湾土著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人借口说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要为他们维持公道，于是发生了侵犯台湾事件，台湾发生的事件，清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恭亲王奕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日本侵略台湾之事，明明知道日本违背公理道义，但是苦于大清军备、国力虚弱，很是担心中日一旦彻底闹翻了脸，因此 我大清“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以慎于发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恭亲王奕䜣在奏折中又写道：“今日而始言备，诚病以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并追思自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尽管开展了部分旨在自强的事业，诸如建船厂、造军舰等。虽然说，朝野上下有很多人有国家自强的想法，也为国家提出了不少自强的主张，但迄今为止，国家并无自强之实，与西方的近代化相比还差之千里，即便是一海之隔的日本维新后也变得很强大了，这种局面，大清千里海防随时都有强敌入侵的危险。因此，恭亲王又在奏折中提出建议，朝廷应加紧练兵、造船、筹饷、启用新式人才，巩固大清海防。并请求朝廷谕令沿海、沿江有关大员讨论。慈禧太后看了恭亲王的奏折，当天就发布“上谕”，着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10余人详细讨论，限一个月内将讨论结果上奏朝廷。

按说，恭亲王建议筹建海防的建议与左宗棠没有多大关系，作为陕甘总督，他管辖的地片主要是陕西、甘肃、新疆、宁夏等地，都是陆地，既不临江也不靠海。不属于恭亲王建议的讨论之列。可是恭亲王奕䜣认为左宗棠是一个关心洋务，对中外交涉事宜都比较了解的人，因而，恭亲王给左宗棠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1]。

左宗棠收到恭亲王的来信后于11月下旬做了回复。他在回复中认为，恭亲王提出的筹议海防的建议可谓高瞻远瞩，他对恭亲王的主张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他又有一种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东南筹议海防，会不会忽略了西北的用兵大计。此时，他正奉命筹备用兵西北的粮饷。筹议东南海防会不会使得“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2]

事实正如左宗棠所担心的，朝廷让沿海、沿江各大员讨论后做出具体答复的复奏中。李鸿章出于自己的利益，当然也受到英国的压力，他反对朝廷在西北用兵。他在12月10日的《筹议海防折》中公然反对用兵新疆。

李鸿章从筹饷的角度说了很多西征的困难。李鸿章认为，在西北、东南同处危机之时，应该放弃西北，全力做好东南沿海的海防工作。他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战争都是从东南沿海烧起来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为面对强敌的坚船利炮，天然辽阔的海疆已经不是天然屏障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要远远的大于陆地上的威胁。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是从南海打过来的，1856年英法联军又从上海一路打到了京津。现在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又在台湾寻衅，继而威胁我天朝。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把重心放在海防上呢？

李鸿章说：“历代兵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固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3]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时代在变，朝廷也应该与时俱进，把防御的重心放在海防上，李鸿章虽然说要重视东南海防，但对于西北的防务却不以为然。他说，新疆没有战事的时候，每年耗费的军费就要达到300余万两白银，拿这么多的白银去收复几千里的不毛之地，实在是得不偿失。

对于新疆出现的危机，李鸿章主张任由列强鹬蚌相争好了，朝廷应该把军事防御的重点放到东南沿海。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当然，李鸿章积极热心的筹建海防，因为他正觊觎着北洋海军的管理大权，他这番为了一己私利竟然要丢弃新疆的屁话，让慈禧太后犯了难，她此刻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她又以朝廷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让朝中的王公大臣、亲王以及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各大员对李鸿章的海防与左宗棠的主张进行讨论，仍是限定一个月时间，拿出自己的观点上奏朝廷，这个谕旨下达之后，慈禧太后没有等待朝廷中的各大员拿出自己的反馈意见，又给左宗棠下了一道密旨，要他统筹做好关外的粮饷安排。

显然，慈禧太后也是感到左宗棠是一个比李鸿章有担当的人。她也是主张对西北用兵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说白了还是清朝地方实力派权力斗争的表现。

根据已出版作品《晚清外交七十年：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整理。最后说明一点，以后提出问题，要有点技术含量，像昨天的“和通伯之战”实为“和通泊（po）之战”所以不予回答，不想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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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忻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5、106页。

[2]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3]张燕京：《大西北上空的阴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作家李书纬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提过，本人也应邀回答过。清朝后期，风雨飘摇，有即将寿终正寝之态。最明显的是，没钱了！列强四面进袭咋办？李鸿章说当然保住精华，即关内18省。这需要加强海防。左宗棠说，你蠢，丢了新疆，”藩篱尽失”，关内守得住吗？陆防不可怠。朝迋合议、都有理。但没钱兼顾。左将军你自筹军需西征吧。于是左宗棠开始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主帅自筹军费讨伐外敌内贼之壮举。居然收复了我国这一块近1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实在是可歌可泣，功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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