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入秦以後，基於以往自商鞅以來的關東人才與秦王交流的先例，以及秦王嬴政對於韓非文筆的欣賞，常常召來韓非在“御前”討論國是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以《五蠹》《八奸》作為《韓非子》核心的韓非，在與秦王討論時，難免不會像商鞅非議權貴那樣，去非議李斯（權貴寵臣）、姚賈（縱橫遊士）等“五蠹八奸”。
事情不止如此。韓非還以私德不檢為理由，力主贏政殺掉負責情報工作的大臣姚賈，這位差不多就相當於現在美國的中情局局長的角色。韓非的這個提議還真有人跟著應和。嬴政慢慢感覺到苗頭不對。其實韓非入秦，就是一名戰略間諜。這是他的自作主張，還是韓國官方的謀劃，無從得知。如果韓非僅僅像徐庶入曹營那樣，不獻一策，那贏政多半會一直養著他，可是他所力主的優先攻楚，假如真的做起來，很可能會重創秦國，屆時即便秦國能挺得住，在贏政這一輩上，也基本沒可能再有作為了。
韓非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秦的國家安全，贏政再愛才，到了這一步，也只能處死韓非。傳說中李斯因為嫉妒韓非而殺了他，這在現實中是很難做到的。即便你是廷尉，要繞開秦王和整個秦國司法體系，去做掉這麼一個備受關注的重要人物，這難度和風險都實在太大。當然，促使贏政下決心殺韓非，在一旁推波助瀾這種事情，依照李斯追求絕對安全感的個性，倒是真做得出來。韓非這件事做得對不對，我們還真沒法評價，並不是所有人都會以上帝視角來看這個世界。如果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們也不能把“忠誠”看做是一種罪惡，只能說這是他的選擇。
回顧戰國曆史我們會發現，這種企圖靠陰謀來扭轉乾坤的事，韓國人其實不是第一次幹了。更著名的一次， 是派經濟間諜鄭國到秦國，說服丞相呂不韋上馬鄭國渠工程。韓國人想的是，靠這個工程拖垮秦國的財政。結果沒承想，韓國大大低估了秦的國力，秦國在鄭國渠上耗了五年時間，最後還真給修成了，把四萬頃荒地改造成了良田。其實在工程進行到一半時， 贏政就已經發現鄭國是間諜了，結果不但沒處置他，還把他收編了過來，繼續把這個工程搞完。這件事韓國弄巧成拙。
因為國力弱小，沒辦法正面和對手硬槓，韓國曆來都非常看重類似的陰謀，總是想著靠這種奇謀妙算，來一巧破千斤。韓昭候時代的丞相申不害，就奉行法家術治，更是把這個喜好陰謀的傳統推到了極致。所謂術治，簡單說就是把國家的管理分為明暗兩部分，明的是看得見的法律，暗的是看不見的帝王之術，後者本質上和現在的所謂“職場36計”之類的東西差不多。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歷朝歷代，皇帝都講究一個天威難測，這就讓下面的官員摸不準他的脾氣，自己的一句話會讓君王高興還是憤怒都不好說。如此一來，群臣就得像陪伴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一樣，小心侍奉君王。類似的手段，如今在辦公室政治當中，同樣是不新鮮的。
這種“術治”，或者說是陰謀，形式多種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它要麼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之上，要麼是需要把幾樣關鍵信息隱藏起來，秘不示人。總之，在整個佈局當中會留下幾個罩門，這些要素往往是佈局的人所無法完全控制的，一且為人所知，立馬滿盤皆輸。比如韓非和鄭國渠，這兩場戰略欺騙能否達成，完全取決於秦國的君王和高官是否一定會迷信權威，以及這中間不會有一點消息走漏，而這兩點，確實是韓國人所沒法控制的。韓國缺乏硬實力，所以迷信這種近乎“小聰明”的路子，其實也是一種無奈。事實證明，這種思維模式並不能從根本上對秦國的硬實力有所消耗。
公元前230年，秦最終發動了滅韓之戰，因為實力對比懸殊，這一仗打得實在沒有懸念，以至於《史記》關於韓的滅亡，一共就寫了十七個字。韓非之死這一政治謀殺案件，並無罪魁禍首，是秦王、權貴、遊士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政治利益博弈的結果，並非某某人陰謀詭計得逞所能達致。作為一個出身弱國王室且有口吃缺陷的人，於國於身，韓非都不得不為了自身發展（戰國低等貴族）而強化思辨之能力。得以師從荀卿，與李斯一同求學，對於其思辨能力的磨礪，自是一大促進，這一階段的成長著實奠定了韓非身前生後名的基礎。而後幾年的不受用於韓王，更是催化了韓非思想的系統化，並使得韓非得以成一家之言且列身諸子。其生前能得荀卿賞識、李斯交遊、秦王欣賞，生後能為兩千年帝室所效法，自是其人得成於思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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