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需要主張』
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裡醒過來。這一天，杜威給美國家中的子女們寫信：“我們在中國睡了一晚，但現在還談不上什麼印象，因為整個中國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
多半是因為舟車勞頓，5月1日的這封家信寫得並不長。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絕難料想，從那時候起，他將要在這個“還談不上什麼印象”的中國滯留長達兩年零兩個月，行遍十一個省，在各地舉行大小兩百餘場演講。杜威將帶動著實用主義思潮，尤其經過胡適等人的發酵，席捲整個中國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輩的蔡尚思先生曾回憶說，當日中國的思想界幾乎無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於，杜威本人在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所思所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不斷延長這趟計劃外的旅行，並最終使之演變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恰恰是我們過去談得很少的。
約翰·杜威（1859－1952），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長期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杜威曾於1919年來華訪問，時間長達兩年零兩個月，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發生過重大影響。
造成上述缺憾的原因之一，是杜威等當事人親自回顧這段歷史的文獻資料非常不足，僅存的那些又往往流於面上的客套話。這種不足一定程度上源於疏忽，因為杜威滯留中國以及日本期間其實留下了豐富的書信材料。只是這批書信一直沒有漢譯本，久而久之便湮沒了。
好在，1920年，杜威的子女們曾將這批家書整理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如今，這些“杜威家書”終於得以被譯介到中國出版，與華語讀者見面。杜威一生勤奮而高產，這批逐日寫成的家書合計十餘萬字，忠實而細緻地呈現了杜威在這趟東亞之行中所經歷的思想轉折，更有無數鮮活的歷史細節，在今天看來尤顯珍貴。
撰文｜劉幸
日本之行
集權下臣民的重負
事實上，剛到東京，杜威夫婦就開始用書信給子女們介紹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見聞。東京的喧鬧、女兒節的人偶、商店裡的周到服務、壯麗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園，都被杜威一一記在了筆端。還有日本人接二連三的鞠躬，讓杜威連連讚歎這個“奇異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國度”。
日本朋友是以高規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報李，精心準備了在東京帝國大學的演講，這就是後來他的名作《哲學的改造》一書的雛形。在3月5日的家書裡，他開篇就說：“我現在已經舉行了三次演講。他們真是很耐心的民族，還有很可觀的聽眾，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據記載，杜威的第一講，其實到場了一千餘人，可見人數是逐次減少的。將杜威的在日演講形容為高開低走，只怕並不為過。明治以來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國，思想學術也是唯德國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在第一次試圖融入日本的時候，折戟沉沙了。
《哲學的改造》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02年10月
不過，更讓杜威感到憂慮的是高度集權的天皇制下，日本社會中的隱約可見的壓制和束縛。杜威明確地感知到，明治維新以來狂飆突進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躋身於第一流的國力，以至於在許多方面都毫無準備”，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為“一個統一且現代化的日本的象徵”，但這種天皇崇拜，又反過來“成了壓在日本人身上擺脫不掉的東西”。譬如按照當時的《教育敕語》，學校要培養的是為國盡忠的“臣民”，因此許多師生甚至為了救下火災中天皇的相片而犧牲。面對這樣的故事，杜威在家書裡寫滿了憤慨。
杜威的這次東半球之行，原本談不上什麼周密的計劃。愛麗絲患有抑鬱症，杜威想帶妻子出去散散心，恰好又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休假，索性便走得遠一些。他早些年結識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這個機會，請他到東京帝國大學講學。杜威原來在美國的學生，此刻已經是中國風雲人物的胡適、陶行知、郭秉文等人獲悉了這一消息，也延請杜威趁此機會到中國一遊。
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兩個月。就在他剛剛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時，他又和妻子來到了中國。
親歷五四
今天的新聞是拒籤巴黎和約
在到中國後的第一封家書裡，他就說：“我饒有興趣地想要知道，在這個真正意義上非常古老的國家，人們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樣大量討論‘萬世一系’。”所謂萬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當時的中國人顯然沒有那麼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讓杜威覺得“很有人情味”。和善，愛笑，這是杜威對中國人的印象。
但這種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於犬儒。1919年的中國，北洋政府當道，誰也不知道國勢將走向何方。杜威敏銳地注意到，中國人的口頭禪就是“誰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渙散。走在南京街頭，杜威眼看著無數沒有學上的孩子，長著一張張老成的臉，無所事事地晃盪在街頭。談及此事，他在家書裡流露出的那種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說日本是一個極端，那中國未免不是另一個極端。
圖為五四時期走上街頭的學生
就在這個當口，一件改變中國近現代史軌跡的事情發生了，那就是“五四運動”。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刺激了中國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矛盾。5月4日，眾多學子聚集天安門，打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隨後各界響應，罷工罷市，終於促成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只是五四當天的遊行活動，更是一個長達數月的連續事件。從5月12日，杜威第一次在家書中談及北京的風波開始，之後的家書裡，他就持續不斷地關注著運動的走向。
北洋政府的壓制和普通民眾的淡漠一度讓運動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終堅信學生們的韌性。果然，這一次學生們以稚嫩的肩膀承擔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運動進入高潮。杜威夫婦親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拒籤條約、保障自由。杜威在家信裡說，“學生們曾經鑽研過日本的進口商品裡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資本，而直接用手工勞動來代替。等他們鑽研成功之後，他們就去商店，告訴大家如何製造，如何販賣，同時還發表演講。”而後，北洋政府又實施了大規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將北大校舍變為臨時拘留所。但學生們全無畏懼，紛紛向學校湧來，“並且加強了四處演講的活動…北京當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學生，只好驅散深深受感動的聽眾”。杜威就敏銳地感覺到，“總體來說，警察的潰敗已經是註定了的”。
不久，天平果然開始向學生一方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罷免令公佈。各界人士繼續抗爭，終於使得駐巴黎的代表團28日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7月2日，杜威極其興奮地在家書裡寫道：“今天的新聞就是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巴黎和約。這條新聞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
與華情深
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
“你們想象不到，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是公眾意見的勝利，一切都是由這些學校裡年輕的男孩女孩們推動的。毫無疑問，當中國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美國應當感到羞愧。”杜威在家書裡感嘆。
“五四運動”中，學生們昂揚的姿態讓杜威看到一種全新的國民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威發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慨：“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杜威和中國的感情日益濃厚，他看到了自己長期以來倡導的“民主教育”在這片東方大地上生根發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遲了返美的時間，積極投身到在華的講學中去。
《杜威家書》
作者：約翰·杜威 、愛麗絲·C·杜威
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1920年，杜威的子女們將這批家書整理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兒在序言中說：“中國此刻正在為統一而獨立的民主制度而鬥爭，杜威夫婦也沉浸其中…他們兩人都在演講、參會，熱切地將一些西方民主的實情傳遞給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反過來，他們也享受著一段美妙的體驗。他們將這段體驗視為對自己人生的一次大豐富。”
杜威一生勤奮而高產，這批逐日寫成的家書合計十餘萬字，忠實而細緻地呈現了杜威在這趟東亞之行中所經歷的思想轉折，更有無數鮮活的歷史細節，在今天看來尤顯珍貴。無論是供一般讀者瞭解百年前中日兩國的風貌，還是供專業學者研究當日的政局、教育或社會輿論都頗有助益。
可惜的是，這批書信材料雖然早在幾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還是在英語世界裡流傳。在日本，偶見學者引用，但沒有日文譯本，大家多是淡漠視之。70年代，臺灣有位王運如先生編譯了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章節。受制於時局，此書的影響極為有限，如今甚至連原書也不易見到了。
今天，當這批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第一次完整地進入漢語世界後，我們彷彿可以隨著1919年杜威夫婦那風塵僕僕的身影，重新回到那個激盪人心的五四時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國人迸發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時代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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