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李仙洲，一般人想到的或是忻口会战大败日军的李师长，或是《南征北战》中兵败莱芜的李军长，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另一个身份，民国时期国立第二十二中的李校长。就是这位穿着军装的李校长，在那个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代，收留了一大批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为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民族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战时军人办学，实在难能可贵。下面的文字是根据他当时的学生——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整理的李仙洲战时办学的几个小故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一九四一年，时任国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李仙洲，率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当时从山东逃出来许多青年学生，来到阜阳，向九十二军军部求助。李仙洲指示军部暂时收容，管吃管住，更多的青少年闻风而来。李觉得“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既不能使他们正式参军，也不能使他们长期流落，应该有个长久之计”。经过反复思考，又和当地士绅一再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于一九四二年春，创办了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学”。学校成立后，沦陷区的各地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阜阳，学生数量日益增多，学校的规模也是一再扩大。为了学校能够存在和发展，李仙洲决定向重庆申请改为国立。当时国立中学是抗战时期的特殊产物，办学经费，包括学生的生活费用，都由教育部负责。
成城中学改国立，当时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没有兴趣，认为既是爱国青年，可以编入军队。李仙洲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这个黄埔一期的学生，对不住蒋校长。随后蒋让李仙洲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但当时管理财政的人有异议认为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停止。李仙洲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后来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写到：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也就是陷区）青年的方案，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一九四三年春，私立成城中学改制成功，定名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我一定要带好你们这些娃娃！”
战时的公务非常繁忙，但李仙洲对学校的事情仍放在心上。他对学校的定位很明确，常常对学校的负责人说，咱们是办文学校，不是办武学校。他以校长的身份出现时，对地方士绅谦逊，对教师礼遇，学生管他叫总司令，他用更正的语气说：“我是你们的校长，不是总司令。”
李仙洲对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他视察学校，很少惊动学生的日常生活，多半是先到办公室和教师谈谈，再去厨房和厕所看看，查看一下卫生情况，然后策马而去。操场上有几口放开水的水缸，供学生饮用。有一次李校长吩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开水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此言一出，开水用之不竭，学生们舒服地喝着开水，可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因木柴消耗激增而大伤脑筋。学校有一段时间经常“断粮”，李仙洲很着急，四处募粮。有时吃来不及磨成面粉的麦粒或者黄豆磨成粉做成的馒头，虽然胀痛和腹泻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能够食饱果腹，学生们也是非常感激。突然有一天，菜盆里出现了红烧肉，大米饭的成色也合乎“标准”，大家正在惊喜和诧异时，立正号响，只见李校长走进开饭的大操场，他后面跟着一群长袍马褂的“黑胡子”“白胡子”，再后面是二分校的教职员。这一干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有个白胡子老者再三叹息：“这些孩子受苦了！”学生一听，怔住了：今天还算苦？几天以后，运粮的独轮车一辆接一辆满载而来，一连运了几天才停止。原来李校长那天把阜阳的富商巨绅请来参观，当场募粮，有个大商人当场提笔就写了三万斤。
有一年青年节，全校大集合举行了庆典仪式。汤恩伯、何柱国、于学忠等几位著名将领都到场并登台致辞。李仙洲不但登台训话，还检阅了学生队伍。站在台上的李仙洲面露微笑，宣布成城中学已由教育部核准改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感谢山东父老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能带十万大军，也一定能带好你们这些娃娃”。此语一出，掌声雷动，李几次举手示意，掌声并不停止，许多同学是一面流泪一面鼓掌的。
“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
李仙洲是职业军人，那时军权至上、乱世重典，但其处理学生风潮时，却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宽容开明。
有一次，一位老师当着学生的面，说了有损于李仙洲的话，那时学生对李校长特别敬仰，这句话犯了众怒。有一天升旗之后，解散之前，几位高年级同学对教官说要借这个机会，和同学们说几件事情。演讲冠军彭利时率先登台，他口才很好，几句话就把全场的情绪鼓动起来。他说我们都是失学的青年，总司令为我们办了这个学校，我们父母做不到的事，校长做到了，我们感激他，我们爱戴他，如今竟然有人侮辱他，蔑视他，我们应该怎么办？台下大声齐呼“把他赶出去！”面临这种失控的情况，教官和老师都手足无措。就在这时候，“立正号”响了，这表示李仙洲校长进了校门。李仙洲虎虎然大步直奔讲台，置军训教官的敬礼于不顾，遥指台上，大吼一声“叫他下来！”声音果然吓人。彭利时跑步下台，向他敬礼，他也没有正眼瞧一下。
李仙洲站在台上，气呼呼地追问理由，一手掏出怀表，限三分钟答复。有位同学把事件原委介绍了一遍，李不信，说还有谁听见了，有七八个同学一起举手，李氏说：“好!好样的！”吩咐卫兵把这几个人带走，他拉长脸训了几句话，警告大家要用功读书。
几个人被带走后，学生们都很惊恐，以为李校长会使用“杀鸡儆猴”的手段。第二天，他们回来了。据说李仙洲把他们交给参谋长追问闹事的原因。然后，参谋长把他们交给警卫营长，营长教他们跟士兵一同吃晚饭，到禁闭室睡觉。整个学潮事件，李仙洲始终没有用政治构陷对付学生领袖，他还对二分校的老师们撂下两句话：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子弟走偏了，要把他拉回来，不要把他推出去。
以后有几次学生聚众起哄，他也都表现了忍耐宽容。有一次学生集会要求改善伙食，李仙洲亲自和他们谈话。李说：“……你们还闹事，让我放心不下。我对你们，就像两手捧个刺猬，要丢是块肉，捧着又扎手。”
学校西迁
因为战事，一九四四年夏，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决定分批西迁。李仙洲选中了交通相对便利，物产相对富饶的陕西迦南。大计既定，李仙洲亲自带着参谋，坐着汽车，沿着预定的路线走了一遭。这一路上在什么地方喝水，什么地方住宿，参谋都画成地图，每个小分队都领到了一张。
李仙洲把迁后的学校设在了汉阴几个最大的镇，可以说二十二中把一县的精华区全占了，当地人有些不愿意，李对士绅们说：你们的房子空着，不办学，难免要驻兵，办学总比驻兵好；陕南学校少，升学难，二十二中来可以兼收当地的青年入学。地方人士这才欣然接纳。通过李校长安排西迁的诸项事宜，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很大，王鼎钧在回忆录中写到：“经过他的这番身教，我才知道了什么叫有计划，什么叫负责任。”
西迁前夕，李仙洲又对全校各部巡回讲话，他举出几位民族英雄勉励我们，说长途行军能增强体力和毅力，要求学生们一个也不掉队、一个也不生病、一个也不退却，准时到达目的地接受他的检阅。
一九四四年冬，二十二中西迁学生在汉阴安顿下来，继续学习，抗战胜利后，学校再迁汉中，三迁城固。一九四九年七月，国立一中、七中、二十二中合并为汉中临时中学，校址设在城固，国立第二十二中的名义消失，屈指计算，二十二中存在历时七年。据有关资料，二十二中成立时，收容学生二千二百人，教职员四十二人，学生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沦陷区，百分之八十五是山东人。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说，二十二中毕业生的总数是一千七百一十七人。毕业的校友遍布海内外，在许多行业里取得成就，出了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校长和教授。（郭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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