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於1851年（辛亥年），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了農民的反抗運動---太平天國運動。他是廣東省廣州府花縣人，生於1814年1 月1日（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屬雞。
清代與明代一樣，士子須依次通過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才可以獲得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的稱號。
“邑聚千數百童生，擢十數人為生員；省聚萬數千生員，而拔百數十人為舉人；天下聚數千舉人，而拔百數十人為進士。復於百數十進士，而拔十數人入於翰林。”（梁啟超等《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童試是士子科舉生涯的起點。童生經過縣試、府試、院試組成的童試，取得生員資格，方能參加正式科舉考試。
童生不論年齡大小，凡是尚未取得府、州、縣學生員資格的，均稱童生。
童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縣試，由縣官負責主考，通常在農曆二月舉行。縣試一般分四場或五場。第一場為正場，要求考生寫四書文兩篇，五言六韻試帖詩一首。只要文從字順即予以錄取；第二場為招復或初復，試四書文一篇，性理論或孝經論一篇，默寫《聖諭廣訓》百字；第三場為再復，試四書文或經文一篇，律賦一篇（不作亦可），五言八韻試帖詩一首，默寫前場《聖諭廣訓》首二句；第四或五場為連復，考試內容為時文、詩賦、經論、駢文，不拘定格，時間為一兩個時辰，只要求寫作上述文體的一部分，目的是考查考生對這些文體的熟悉程度。每場考試隔一兩天進行，除連復外，考試的時間為一天，黎明入場，限當天交卷。答卷一般有十多頁，卷面上蓋考場座位號。
府試，由知府主持，一般在農曆四月進行。府試的內容、程序與縣試基本相同。通過府試的考生便取得了童生的資格，可以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院試了。
院試是童試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關鍵的一次考試，因主持考試的學政又稱提督學院，故稱。學政是明清時期朝廷派往各省負責該省教育事務，並“案臨”府、州，主持考試的官員，任期為三年。院試又有歲試、科試之分。歲試是學政考查童生平時學習情況的一種考試，科試則是從童生中選拔生員的考試。
院試在各府或直隸州的治所舉行，有專門的考棚或貢院。考生點名入場時要嚴格搜撿其用具，以防夾帶舞弊。學政在考試過程中始終在場監考，並有兵丁監試。
院試之後由學政公佈錄取名單。錄取者即為生員，也稱秀才。在清代要成為秀才是相當難的一件事。有人曾將童試與鄉、會、殿試加以比較：“縣考難，府考難，院考尤難，四十二年才入泮；鄉試易，會試易，殿試尤易，一十五月已登贏。”入泮即考中秀才，要比進士登科難得多、耗時亦更長。
按清朝科舉制度，童試三年兩考：醜、未、辰、戌年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為科試。查1829年為丑年、1830年為寅年，分別舉行歲試與科試，合稱院試。考試以後由學政公佈錄取者的名單，未被錄取者叫落榜，不能用落第。後者鄉試未被錄取者才能用。
蔣夢麟曾在自傳中描述院試放榜時的情景：
“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擠在試院大門前一座高牆前守候。放榜肘鳴炮奏樂，儀式非常隆重，榜上寫的是錄取考生的號碼，而非姓名。號碼排成一圓圈，以免有先後次序的分別。我發現自己的號碼也入圓圈，列在牆上那張其大無比的長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幾天之後，舉行復試，複試要淘汰一部分人……第三次考試只是虛應故事而已。”“再過幾天之後，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陣噹噹小鑼驚醒，原來是試差來報喜。我已經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說的秀才。”（蔣夢麟《西潮·新潮》）1830年這一年，洪秀全未被錄取。1832年為辰年，1833年為巳年，又是院試年。洪秀全到廣州應試，結果仍未被錄取。1835年為未年，1836年為申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廣州應試，還是落榜了。
“在悲苦失意之中，秀全又復得病，乃僱一肩輿，用精壯轎伕二人抬之回鄉。（一八三七年）陰曆三月初一日回到家中，病勢甚為沉重，臥床多日。”（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1841年為丑年，1842年為寅年，洪秀全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廣州應院試，結果還是未被錄取。洪秀全從此斷絕了科場求取功名的念頭，把筆墨擲在地上大叫道：“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吧！”
1843年夏天，他憤慨地對族弟洪仁玕說：
“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數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萌生了反叛朝廷，並取而代之的念頭。（洪仁玕《英傑歸真》）“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義相號召，為中土第一次受外來文化激動而引起之思想革命。稽之往古，實無先例。無論其思想內容是否可觀，其歷史上之意義則未容忽視也。”（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二））太平天國稱其宗教為“天教”、“天道”、“真道”等。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源於《勸世良言》。該書是梁發編寫的通俗佈道書，由英籍傳教士馬禮遜校訂印行。梁發是新教第一個中國籍傳教人，俗稱阿發。他不顧清政府禁令，在廣州私自為馬禮遜刻印漢字聖經。1815年受僱於英國傳教士米憐，並隨其去馬六甲。次年從米憐受洗入教。米憐去世後，梁發以福音傳道師和漢語教習的身分，為英國新教倫敦傳道會工作，他的薪水由該會支付。1828年奉倫敦會指示回國傳教，在廣州居住期間曾多次散發《聖經日課》及自編的佈道書。《勸世良言》便是梁發編寫的一本佈道書，並請懂漢語的西方傳教士糾正了書中涉及神學的錯誤。
據洪仁玕回憶，洪秀全在廣州府應試時，
“偶遇一長髮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敬賚遞獻，面囑雲：‘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言罷，飄然而去。”（《幹王洪仁玕自述》）洪仁玕寫給瑞典傳教士韓山文的《洪秀全來歷》則說，洪秀全在廣州“逢一異人，著大袖衣，梳髻，傳書一部，名曰《勸世良言》。書中所言，教人信實上帝、耶穌，遵守十誡，不可拜魔鬼。”那個贈書給洪秀全的“異人”便是梁發。
1834年8月廣州官府派兵搜捕梁發，梁逃往新加坡，途經伶仃島時寫道：“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歡喜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卻甚少也。”
美國傳教士衛三畏1833年抵廣州後，曾與梁發相見，說
“他現在盡力從事於著書，而且已經派送過很多本書了。不久以前，廣州舉行府試，有兩萬五千個童生從各縣到廣州來。梁發僱苦力數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貢院面前去，他在那裡盡力把生命之道傳播與這些知識階級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個儀容可敬的老人，年紀在五十歲左右。”（麥霑恩《梁發傳》）洪秀全當年得到《勸世良言》後，只是“草覽其目錄”，並沒有細讀。1843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引起了洪秀全對這部書的強烈興趣。其時洪秀全正在蓮花塘教村學。此處乃其繼母李氏的孃家。李氏的內侄叫李敬芳，有一天到村塾閒坐，無意中把這本書借回去瀏覽。不久，李把書還給了洪秀全，並對他說，這本書內容實在新奇，所講的道理與經書全然不同，你不妨看看。
(洪秀全)
《勸世良言》全書約11萬字，其中一半文字系從《新舊約全書》（即《聖經》）抄下來的，另一半則是梁髮結閤中國風土人情闡發的基督教（新教派）的基本教義。《勸世良言》的篇幅只及《聖經》的九分之一，卻完整保留了它的主要的神學原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勸世良言》實為《聖經》的縮寫本、普及本。
《勸世良言》雖是梁發幾年前寫的，但他對科舉制度的抨擊卻十分切合洪秀全此時失落的心態。梁發開篇就說參加科舉考試實為蹉跎歲月，毫無意義可言：“即儒教亦有偏向虛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廣開，快進才能，考試聯捷高中之意。然中國之人，大率為儒教讀書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舉，中進士，點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兩像，而有些自少年讀書考試，乃至七十、八十歲，尚不能進黌門為秀才呢？還講什麼高中乎。難道他不是年年亦拜這兩個神像嗎？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論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感而拜這兩個神像，而不以虛靈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志，管理全世界富貴榮華之神，乃合正經.大道之聖理也。”
那時的洪秀全正第四次沉浸在科場失意的苦痛之中。梁發的話酷似一把尖刀，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要害。從此以後，洪秀全再也沒有踏進試場大門。
《勸世良言》不僅抨擊科舉制度，也貶損傳統中國的多神信仰。書中寫道：易於受惑而不能省察自知之人，都沉湎於祈求保佑，佛道徒眾是如此，士農工商百工之人亦然。古人僅供奉山川社稷神位或忠臣聖賢的神像；而今人則無所不拜：或用泥塑之像，或木雕之像，或石琢之像，或以紅紙寫神銜之字，或以紙畫之像，或三尖之石，或四方之石等。
《勸世良言》還寫道：四處都可以見到這種愚行的例證。行商大戶之人家，內廳堂長奉觀音及財帛星君、招財童子、地主財神、門官土地、五方五土地主之神、井神……人們朝夕燒香點燈，以三牲酒醴，拜跪向各神之位，幾無斷時。農耕之人則奉拜社稷谷王眾神，求其保護風雨調勻，多賜生長五穀，驅除剿滅鼠耗傷禾之蟲，但卻沒人知道去拜那造化生長萬物之真主。
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便是《勸世良言》所寫的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真神。換言之，基督教是一神教。洪秀全發動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歷代農民起義假借多神教---道教或佛教不同，而利用外來基督教崇拜的上帝作為發動農民起義的一面旗幟。洪秀全明白，象徵集權的一神教比象徵分權的多神教更利於發動和組織群眾。因此，太平天國把《勸世良言》稱為《天書》。太平軍餐前曾唱道：“金田村，拜上帝，得天書，起旗倡義。”
(太平天國油畫)
洪秀全從《勸世良言》中借用了一個權威，即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上帝，又給他披上了一襲龍袍，以“原始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宰”的名義，去壓倒現存社會的一切權威，包括孔夫子和清朝皇帝。獨尊上帝乃基督教所固有的排他性的一種表現，洪秀全借用基督教某些神秘莫測的語言，用以發動宣傳群眾，闡發革命道理。
洪秀全又利用基督教關於天國降臨世上的教義，與中國農民追求太平盛世的願望結合起來，從而構建了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國願景。《勸世良言》所說的“天下一家”，是“不拘貴賤尊卑”的，“自君王至庶民”均包括在內。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則是天下凡間的兄弟姊妹，不包括閻羅妖魔等，他們是“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的敵人。
洪秀全所說的“天堂”或“天國”，乃是一個“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也是太平一統的光明世界。進入天堂或天國不靠懺悔、贖罪和祈禱，而靠兄弟姊妹“同心放膽同殺妖”。
“大概傳教士及其助手等所編著及傳佈的書籍，給予他們（指太平天國起義者—引者）以最原始的衝動。苛無此，則所給予這大革命之催迫力量---宗教的堅固信仰，斷不致發生。在整個事件中，西方的基督教於不知不覺及無意間協助鼓動了革命的力量，而為自己的能力所不能管制的。”（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洪秀全創建的宗教組織稱“拜上帝會”。
1843年夏天，洪秀全在煩亂苦悶中讀了《勸世良言》，認為“內容奇極，大異於中國經書”。後與馮雲山等“潛心細讀”，將書中內容與六年前”一次大病中幻覺相比附，以為幻覺中所見老者即上帝，自己即上帝派來拯救中國以使人們回到信拜上帝之路的使者，並按書中所言自行施洗，加入基督教。次年，洪秀全偕友馮雲山等往廣州及附近各縣和廣西貴縣開展傳教活動，宣傳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此後兩年間仿效梁發，自行編寫散發《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多篇作品，譴責當時社會的腐敗、墮落，籲請人們淨化思想，信拜上帝，以回覆到古代“天下為公”的盛世。
1847年春天，洪秀全到廣州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習基督教教義，得讀郭士立所譯《聖經》，並申請加入教會。羅孝全因洪的見解與傳統基督教頗多不同，拒絕為他施洗。同年7月，洪再赴廣西與馮雲山等會合。時馮在桂平紫荊山區傳教獲得成功，信徒增至三千多，加入拜上帝會的，有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貴縣人石達開、秦日綱，平南人胡以晃等。
洪秀全遂在紫荊山設立該會總機關，制定宗教儀式，並根據舊約所記“十誡”制定《十款天條》作為會規，以組織和約束諸會眾。
拜上帝會雖從基督教汲取了教義和思想資料，但在很多方面與傳統基督教大相徑庭，並增添了不少從未見之於基督教，甚至主旨與之相反的內容。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這種傾向愈益明顯。
1861年羅孝全應洪秀全召前往天京（即南京），居住一年餘便不辭而別。羅在致教會的報告中吐露心跡說：“天王所熱心宣傳的宗教意旨，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憎惡的。實際我相信他是一個精神錯亂者，特別在宗教事務上。我也不相信他對於任何事件確有理性……他稱他的兒子為世界少年教主，他自己則為耶穌基督真兄弟……但他卻把自己放縱於‘三位一體’之外去，而毫不慮及他自己是要感化世人的。他們的政治系統與他們的神學同樣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好像完全存在於軍法。從最上級到最下級的當權者都在殺人這條路上行走。”
初創拜上帝會時，因為有人說他教人拜上帝是“從番”，洪秀全特意從儒家經典中引證《大學》、《孟子》、《詩經》、《書經》、《易經》，以證明中國“自盤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妄說拜上帝是從番，
“難道周武敢袛承皇上帝，周文昭事皇上帝，商湯皇上帝是袛，顓頊敬事皇上帝,盡是從番乎？”（參見《天條書》）接著，洪秀全又指出，
“拜上帝會這條大路，考中國番國鑑史，當初數千年中國番囯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囯行這條大路到秦、漢以下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孟軻雲‘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一者乎？便能知中囯番囯皆當同行當初這條大路矣。”（《天條書》）《天條書》是拜上帝會最重要的一部經典。它集禍福大權在皇上帝一個人身上，也就是隻承認人民自己的權力，對於組織群眾無疑起了很大作用。在廣西時，《天條書》只限於鈔寫傳習，到太平軍出廣西后，就大量刋刻傳佈，人手一冊。
1851年金田起義後，太平天囯以恢復上帝綱常為號召，聲討清朝統治者不敬上帝的罪行，舉凡軍政大事、日常行政,莫不以上帝的名義而行，拜上帝會教義愈益與政治密切相關。
拜上帝會形成後，以紫荊山區為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陸川以至廣東信宜，在廣大農村宣傳反清思想，“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參加拜上帝會的農民與日俱增，到1849年和1850年間已達萬餘人。
拜上帝會搗毀神佛，教人只聽上帝的命令，而“不從清朝法律”，與滿清統治者壁壘分明，與當地士紳衝突日趨激烈。
“各教徒已感覺到有聯合一體共御公敵之必要。彼等已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製度，人數愈為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1850年夏天，由於天地會千百為伍、攻城略地達於高潮，清朝在廣西的統治陷於癱瘓，洪秀全趁機通知各地會眾到桂平金田村“團營.”。在向金田村會集的過程中，各地會眾與官軍、團練多次發生戰鬥。半年間會集萬人，按軍事編制組成一支軍隊，即太平軍。所謂“團營”，就是把會眾編組成軍，並進行軍事訓練，作行軍打仗的準備。
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是發生於某一天的事件。1850年夏洪秀全發佈金田團營令後，就同馮雲山移居平南縣花洲村胡以晃家。12月初，官軍進犯花洲村，並不知道洪秀全乃拜上帝會之首，甚至不知道廣西有拜上帝會，只得到含糊的消息，說鬧事者藏匿在此。
由於金田起義前，拜上帝會的活動只限於宣傳、組織和為起義作準備，即使在團營期間也只是操練兵馬，並沒有主動出擊官軍，不像天地會那樣攻城掠地，控制交通，給地方政權以嚴重威脅。1850年當地士紳代表進京告狀，所列舉的實例都是天地會幹的，並沒有涉及拜上帝會。朝廷陳兵廣西，其矛頭直指天地會，而不是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會。直到1851年10月20日，咸豐帝還在追問：“再據單開，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城，大頭目俱在城內之語。究竟系何頭目，是否系韋正（昌輝）？”
此次官軍進犯花洲險些抓到洪秀全及其家眷。洪秀全派人走山路繞道回金田村告急，楊秀清派蒙得恩率兵從背後襲擊官軍並將其擊潰，將洪秀全、馮雲山等接回金田村。
1850年12月31日，官軍連同當地團練分三路從桂平縣出發，穿過潯江的支流，在距金田村不遠的地方安營。太平軍則在官軍營地與金田村之間分三路設防：楊秀清統兵左翼，蕭朝貴率右翼軍，洪秀全、馮雲山則統中路。
次日戰鬥展開。官軍突破太平軍中央陣地，楊秀清、蕭朝貴從兩翼包抄，斷了官軍的後路，將官軍圍於鰲嶺，官軍遂四散逃遁，大敗而去。是役官軍將弁十餘名被斬、士卒三百餘被殲。1月2日桂平總兵所派增援亦被擊敗，其餘官軍渡江撤回。
(楊秀清)
太平軍雖然首戰告捷，部隊卻再度陷入混亂。各路天地會與太平軍多有衝突，太平軍的紀律過於嚴格，他們不願受其約束。大頭羊、邱二嫂等和一些會黨頭目不僅棄太平軍而去，還投靠了官府，加上新來的會眾太多，金田村顯得越發擁擠而混亂。到12月初“糧草暫時短少”，楊秀清、蕭朝貴“誥諭眾弟妹概行食粥，以示節省”。
太平軍“自為乏食而來”，如今飯也吃不飽，難免軍心動搖，何況戰役過後將士亟需休整，而太平軍又面臨官軍清剿和物資匱乏的雙重壓迫，於是洪秀全和諸首領決計放棄金田，將部隊轉移到易守難攻的地方。
1851年1月13日，太平軍順大湟江東下，佔據商業重鎮江口圩。江口圩位於大湟江入潯江處的江汊，既便於控制商貿又利於物資供給。到3月10日撤離，洪秀全率全軍在江口圩集結近兩個月。
江口圩地處要衝，對潯州構成了直接威脅，官府自然不允許太平軍在此地生根。新任廣西提督向榮，會同雲南、貴州兩路總兵分三路直撲江口圩，又命兩路水師策應。期間，欽差大臣李星沅抵達廣西。他很快意識到太平軍才是官軍的主要敵手，遂決定撇下天地會，“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太平軍，進而把正在各地同天地會周旋的綠營兵全部調集到江口，對太平軍構築了包圍的陣勢。
3月8日夜間，洪秀全率全軍從江口西撤，溯水西上，越紫荊山，入武宣縣境。太平軍倉皇突圍之際，以及官軍開進之時，江口鎮夷為平地，雙方互指對方焚燒了這塊寶地。
3月15日太平軍前鋒抵三里圩，大軍隨後開到。洪秀全設大本營於東鄉。3月23日洪秀全在東鄉稱天王。當日，洪以天王名義立軍師、封主將：楊秀清為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右弼又正軍師，領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前導副軍師，領後軍主將；韋昌輝為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上述四軍師五主將，皆歸天王統率。
太平天國的建立沒有舉行隆重儀式，也沒有確定在那一天，或許是在3月下旬。太平天國也從不慶祝這個日子，太平天國官書中也沒有發現建國的明確記載。或許洪秀全“災病”推遲了登基的日期。但太平軍定咸豐元年（辛亥年），也就是1851年為太平天國元年。
太平軍與官軍在武宣城郊相持兩個多月。5月14日趁李星沅病故，官軍失去主帥，軍心動搖之機，太平軍由武宣突圍北上，直驅象州。結束了兩軍對壘相持的局面，也粉碎了咸豐帝的如意算盤，一怒之下，革去周天爵總督銜，拔去向榮花翎，降三級留用，並交刑部議處。
太平軍在象州同敵軍相持一個多月後，決計折回金田一帶，設重兵於紫荊山後之雙髻山，以阻擊追兵。官軍兵分兩路，置太平軍於東西兩翼的夾擊之中。陣勢對太平軍極為不利。敵軍已集結三萬多，而太平軍包括老弱婦孺不到兩萬，能作戰的僅幾千，又被壓縮在平原上，受困於狹小的地帶，無迴旋之餘地，亦無險可守。9月11日太平軍趁夜突圍。15日在官村大敗追兵，向榮、巴清德所部幾乎全軍覆滅。
官村之戰太平軍在廣西戰場的被動局勢。此前為了打出廣西，太平軍由東到西，再由西到東，轉戰8個多月，始終未能擺脫追兵，特別是向榮所率楚兵的困擾。官村一戰消滅了楚兵，把敵軍的精銳部隊砍去一半，戰場的主動權落到了太平軍的手中。
官村大捷後，洪秀全分水陸兩路揮師北上，直撲永州。官軍分兩路追擊，一路偏西，一路偏西，結果都沒攔住太平軍。永州城雖城牆堅固，但太平軍有備而來。先鋒羅大綱曾率天地會襲擊過永州城，熟悉這一帶的地形，在當地不乏群眾基礎。9月25日中午，太平軍對東門發動佯攻,幾十門松木大炮齊射，城內多處中炮起火，烈焰騰空。敵軍見東城危急，忙抽調馬援救。埋伏在西南近城處的攻城主力乘機突破城防，殺散城上守軍。太平軍攻入州城後激戰2小時，殲敵近千。下午6時太平軍攻克永安州城。
10月1日，由水路北上的太平軍指揮中樞進入永安城。洪秀全一進城就詔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取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洪秀全進駐州署，設立臨時“天朝”，加封五軍主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王爵：楊為東王、蕭為西王、馮為南王、韋為北王、石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封王后，即分設王府，配備相應輔佐人員。
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后，天王與諸王的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動。此前，洪秀全既是最高領袖，又是全軍最高統帥。五軍主將都由他直接統率。封王詔令發佈後，洪秀全把軍隊指揮權交到楊秀清手裡。
太平天國在武宣東鄉建立時，實際上以“主”（即天王）為國家元首，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天王“臨朝而不理政”，軍政權力由諸軍師行使，但天王對君位具有絕對權力。永安封王前，正軍師楊秀清的威望尚在培植之間，所以軍令權由天王暫時執掌。永州封王后始將軍令權交歸楊秀清。洪秀全發佈詔令說：“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即止，不宜稱上，至冒犯天父也。”“軍師”乃天國“朝綱之首領”，也就是政府的首腦。
作為太平天國元首的天王，具有無上的尊嚴，但卻沒有執掌實權。太平天國的實權由軍師執掌。金田起義後頒佈的三篇檄文，即《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都是由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的名義頒佈的。這三篇檄文是太平天國初期最重要的文獻，不僅到處佈告，而且曾彙刻成書，叫做《頒行詔書》。文中楊、蕭二人開口就以真天命自居，儼然以國家的名義佈告天下。
太平天國前期的一切號令，上自軍國大事，以至刑賞生殺，職官升遷降調，皆由正軍師楊秀清裁決。楊秀清的東殿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十二員，共七十二員，主分掌國務；承宣二十四員，主發號施令。國務活動由各方向正軍師楊秀清稟奏，又從東殿發出誥諭指令。凡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決定，然後由他率韋昌輝、石達開上奏天王取旨。凡“議定奏上”，天王“無不準者，每批准旨二字”，“從無駁者”。就是說，從來沒有否決過。群臣“概不準奏事”，只有與政事無關的請安、賀喜謝恩之類可向天王上本章，但也必須由楊秀清蓋印，經楊審查，否則天王不閱。
以往由皇帝降詔處理國家政務，稱上諭，而天王洪秀全卻沒有頒佈上諭的權力。來天京探訪的外國人未見天王頒佈上諭，曾提出詢問，有的甚至懷疑是否實有其人，
“或雲系刻木偶偽之”。（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封王之後不久，經馮雲山等奏陳，洪秀全旨準，頒行太平天國曆法—“天曆”。天曆是太平天國創造的一種新曆法，又稱“太平新曆”。它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分為12月，單月31日，雙月30日，不置閏月，不計朔望。以咸豐元年（1851年）為太平天國元年。1852年起施行。
從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攻克永安（今廣西蒙山），到1852年4月5日從永安突圍，全軍集結長達六個多月。期間洪秀全等設官封王，建立制度，粗具開國規模，為日後的發展打下了比較穩固的基礎。
太平軍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連續轉戰八個多月，飢疲勞頓，難以盡言。佔領永安，在相對安全的環境裡休整補給，著手政權建設是必要的。但此後隨著敵軍圍困的加緊，太平軍糧草殆盡，孤城難守，於是洪秀全發佈詔令，楊秀清具體部署：突圍北上，進攻桂林。從4月22日起太平軍開始攻城，發動了多次進攻。但由於桂林城高牆厚，“城根多堅石”，架雲梯或掘地道都難以奏效，加上敵援日增，遂於5月19日主動撤圍，揮師北出湖南。
打敗太平軍的不是正規軍綠營，而是湘軍。它是曾國藩以湘鄉練勇為基礎，在湖南編練成的一支軍隊，又稱“湘勇”。
1852年12月，太平軍從湖南北出，攻克漢陽。時曾國藩以禮部右侍郎丁憂在籍（湖南湘鄉）守制，就是做官的兒子在父母死後，須離職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期間要謝絕應酬。咸豐帝命曾國藩幫同該省巡撫辦理團練。受命後，曾即上奏咸豐帝稱，團練無濟於事，綠營不堪作戰，主張另建新軍。遂招募農民為營勇，任用儒生為將佐，朝夕訓練，通稱湘軍。湘軍將領主要是湘鄉人，大多為儒生，曾國藩與重要將領既是同鄉，又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湘軍的士兵由營官自招，並只服從營官，上下層層隸屬，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清代咸豐前的軍隊有兩支，即八旗與綠營。平定準部、回疆、金川，雖八旗綠營並用，但以綠營為主，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已遠遜於綠營。嘉慶年間平定白蓮教起義、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之役，綠營兵力不足恃，已是不爭的事實。其腐化程度與政界相仿。士兵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副業，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太平天國在金田村舉旗時，廣西兵力不算少，而本省綠營已無法應付。到太平軍勢盛，清廷羽檄交馳徵調外省兵力，一時各省綠營雲集廣西。然而各省行伍雜糅並存，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敗不相救，勝則相妒。時任欽差大臣的前為李星沅，李與廣西巡撫周天爵不和，後為賽尚阿，其與廣西提督向榮相齟齬。欽差大臣與封疆大吏既不能和衷共濟，更各分畛域，號令歧出，致使徵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而太平軍則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乘綠營疲罷之時，一敗向榮於平南官村而佔永安，再敗賽尚阿於永安佔東口而圍桂林，遂長驅北進，經兩湖出長江，而清廷防湖防江的綠營官兵皆聞風先潰，欽差大臣所率的追兵常落在敵後，成尾追之勢。太平軍得以挾疾風掃落葉之勢，僅用兩年三個月便席捲江南，截斷朝廷命脈---漕運，控制了中國的東南要地。
湘軍1854年初編練建成時，計有陸軍十三營6500人，水師十營5000人，加上伕役、工匠等，共17000人。初戰在靖港敗於太平軍，繼在湘潭、嶽州獲勝。是年夏季出省作戰，與太平軍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區展開劇烈的爭奪。1858年5月，湘軍攻佔九江，其精銳李續賓部深入皖中，氣勢很盛。至11月間李部被太平軍殲滅，銳氣頓挫。1860年曾國藩出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執掌地方軍政大權，湘軍勢力大為擴充。1861年9月攻陷安慶，次年春湘軍主力沿江進逼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左宗棠部及新募淮軍進攻其他江浙地區。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一舉解除了朝廷的心腹之患。
湘軍何以戰勝太平軍？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性的教訓而不在技術性的教練。又把“訓”分為訓營規與訓家規兩種，而以訓家規居於首位。他為湘軍寫的軍歌唱道：“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軍禮，以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與同鄉共裡的鄉土觀念維繫湘軍官兵，使湘軍逐漸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力部隊。
曾國藩篤信孔孟的遺教乃吾族的至寶。洪秀全欲廢孔教便是整個民族的敵人。他寫的《討賊檄文》斥責洪秀全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
曾國藩是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湘軍的官佐是他的忠實信從。他是湘軍的主帥，也是兵士的導師。從這個意義上說，湘軍是一支由主義統率的軍隊。曾氏用人首重主義。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石。以事業表現精神，以精神貫注事業。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有成）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里，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重資格。”（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湘軍，歷史上一奇蹟也。書生用民兵以立武勳，自古以來未嘗有也。諺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則既成矣。雖然書生之變相，則官僚也；民兵之變相，則土匪也。故湘軍之末流，其上者變而為官僚，各督、撫是也；其下者變而為土匪，哥老會是也。”（蔣方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在曾國藩看來，“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為將帥者之於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
所謂作君作師，即是事業領袖與精神領袖合而為一。一身兼雙重資格。曾國藩一生側重此義，故把“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了。
曾國藩又說：“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且廣也。”他所倡導的治世之道，可以概括為三條，即“致賢”、“養民”與“正風氣”。
風氣如何才能撥正呢？首先須培養人才，使其各盡其用，讓他們發揮表率作用，這便是“致賢”。同時改善百姓的生計，使之安居樂業，“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就是“養民”。總之，教、養兼施，讓治理者與被治者、士與農、工、商都發展各自的技能，又配合一致，殊途同歸，然後風氣方能好轉，社會也就欣欣向榮了。
曾國藩視人才的培養、風俗的轉變為治世理政的第一要務。
曾國藩極其重視人才。他把人分為三等：戢戢之民、賢且智者、尤智者。“眾人君之而受命”的“有國家者”，就是所謂政治領袖；“不盡在位”的“士大夫”“一二人”，便是所謂的社會領袖。在他看來，最開明的時代乃是“賢者皆當路在勢”，政教合一的時期。倘若政治領袖能“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之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一二士大夫“謹其心之所向”，亦能轉易習俗，其效果雖大小不同，“非所逆睹”，但“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簡言之，培養人才，即“致賢”旨在“正風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又說：“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莽民。芳草成林，荊棘不除而自悴；鶯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
（以上內容見《直隸清訟事宜》）曾國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辦團練時，他
“詔致賢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湘軍志》）湘軍成軍後，曾國藩又羅致人才於幕府中，軍事、政治、道學、名士無所不有。每日同食論道，加以考察與訓練，用當其才，不徇私情。在他看來，“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中進士後受業曾國藩門下。先受命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回原籍辦團練，後在安徽巡撫幕府任職，1858年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1960年湘軍佔領安慶後，曾國藩奏薦其“才可大用”，命李回合肥一帶募勇，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前往馳援，遂自成一軍，是為淮軍。旋經曾國藩薦命署江蘇巡撫（後改實授）。李鴻章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新式槍炮，成為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淮系軍閥集團日後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李鴻章)
左宗棠，湖南湘陰人，中舉後屢次會試不第，遂絕意仕進。太平天國起義後，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1856年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以奪回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隨曾國藩襄辦軍務。次年由曾國藩疏薦任浙江巡撫，督辦軍務。1863年命為閩浙總督，仍兼巡撫。次年控制浙江全境。
左宗棠與曾國藩意見不合，常常罵他，但曾不以為杵，先薦其“幫辦軍務”，後又因左“才可獨當一面”薦其為浙江巡撫。
左宗棠罵曾虛偽，李鴻章則說他濡緩，但曾國藩不計恩怨，凡“賢且智者”照例薦拔。
李元度在曾國藩心目中，與左宗棠相提並論。然而李在皖南連失名城，空身逃了回來。曾要李鴻章具奏嚴劾。李平日謹遵師命，唯獨此事卻提出了異議：“李次青跟老師共過患難，似乎不宜出以如此決絕的手段。”“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國藩說。“老師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門生不敢擬稿。”曾說：“我自己來！”“果然如此，門生也要告辭了。”李以去就力爭，曾國藩不為所動：“悉聽尊便！”李當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曾親自擬稿出奏。不久奉到上諭：“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堅守待援，著即革職拿問。”
再說李鴻章在江西閒住了一年，回想在大營跟老師鬧得不歡而散，覺得自己未免太魯莽了些。於是轉著念頭，想回到曾國藩大營，只是苦無機緣。直到安慶克復，李鴻章才寫了封信去道賀。
賀信雖未提重回師門，但善於體察人情世故的曾國藩自然心知肚明。他對這位門生期望甚高，但李年紀還輕，尚欠沉穩，料事太易，求功太切，且喜打痞子腔。在曾看來，李駁雜不純，須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一挫他的虛驕之氣。曾國藩當然能夠默喻這個門生的心思，如今肯回頭相就，足見下過一番省察克己的工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復了一信，說“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同時給李匯了旅費。於是李鴻章欣然到了安慶大營。
曾國藩本人鄉土觀念甚重，湘軍主將多為同鄉，但只是為打仗齊心，絕非結黨營私。非同鄉的人才同樣破格擢用，不問出處。他重用塔其布（滿人）、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廣東人）以及保薦沈葆楨（福建人）等，都可以凸顯他非凡的襟懷。
沈葆楨，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進士後任九江知府，隨曾國藩管營務，後擢廣饒九南道。因爭餉而與曾發生齟齬，但國藩仍薦沈任江西巡撫。1875年沈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並派船政學堂學生赴英、法留學。
與沈葆楨一樣，李鴻章、左宗棠亦是晚清洋務派首領。李鴻章任江蘇巡撫時，設立上海洋炮局，創辦蘇州洋炮局，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掌管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首領。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創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接替左任福建船政大臣後便主持福州船政局。這家官辦軍事企業，與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天津機器局並稱由清政府撥款興建的四家大型軍事企業。
左宗棠1875年奉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西北邊塞和東南沿海防務均告危急，清廷遂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認為兩防“力難兼顧”，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力表異議，指出“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
(左宗棠)
時中亞浩罕國軍官阿古柏侵佔新疆大部分地區，俄國佔據伊犁地區。左宗堂駐肅州指揮多路軍討伐阿古柏，確定“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作戰方針，收復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中俄伊犁交涉時，主張“先之以議論”，“決之於戰陣”。抨擊崇厚一任俄國要求，輕率定議約章，喪權失地。隨後出肅州抵哈密，在新疆部署兵事，直到中俄《伊犁條約》簽定。
曾國藩是洋務主張的倡導者。因去世較早，沒有經手更多的洋務活動。但他拔擢的李鴻章、左宗棠周圍，分別聚集了一批從事涉外事務的人才，在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方面作了一些變革，雖不能挽回清廷的頹勢，卻在客觀上為進一步的變革準備了條件
曾國藩巨眼識才，用人唯才，用當其才，所以才能成就同治中興的盛業。恰如李劍農所言，曾國藩運用觀察人才的敏銳眼光，
“將他所認識的人才儘量拔擢，各如其才器之大小短長，分佈適當，使各人皆能發舒其所長而無遺恨。這是勝敗所繫的一個重要關鍵。”（《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曾國藩勝在人才，洪秀全敗在人才。
洪秀全是廣東人。1844年偕馮雲山等往廣州和附近各縣開展傳教活動，宣傳拜上帝、不拜仙佛邪神的道理。一個多月的傳教活動以失敗告終。於是洪秀全和馮雲山進入廣西境內，經過半個月的跋涉，抵達貴縣賜谷村，受聘為村塾教師。洪秀全白天教書，晚上傳教，教人真心拜上帝有福享，迷信鬼神落地獄。村民把洪秀全的傳教活動叫做“拜會”，就是讓多人集合在一起，先集體跪拜，再聽演講。洪秀全站著講，會眾跪著拜。這種傳教方式始於賜谷村，後廣為推行，金田起義後成為太平天國的一項制度。
廣西地處邊陲，貴縣又是山區。外國侵略勢力尚未涉足這些地方，這裡的居民也沒有同洋人接觸過，因而仇視洋人的情緒不如廣東沿海那般強烈，所以洪秀全在此地的傳教活動，就不像在廣東那樣引起人們的普遍反感。
1847年秋洪秀全再赴廣西。時馮雲山在桂平縣紫荊山區傳教獲得成功，洪秀全以傳教為掩護，在紫荊山區建立根據地，向農民宣傳反清思想，吸收農民參加拜上帝會。到1849年和1850年間會眾已有萬餘人。
1850年夏洪秀全通知各地會眾到紫荊山前的金田村集合。到年底抵達金田的有：
“金田村附近一帶入伍者千餘人；紫荊山區內山民三百家共二三千人；貴縣石達開所領一支約四千人；桂平、貴縣、平南、武宣、象州等處教徒當有二三千人；陸川賴九所率一支數千人。博白黃文金一支教徒二千餘人，貴縣秦日綱一支龍山礦工千餘人，桂平蘇十九一支饑民客家人一二千人，貴縣戰敗之客家難民一支三千餘人：四支會合為一大隊同到金田者約萬人弱。”（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廣西人（包括原籍不在廣西的客家人），既是金田起義的主幹，也是太平軍轉戰廣西的主力。廣西人在太平天國前期的領導集團亦佔多數席位，即四席：楊秀清（桂平人）、蕭朝貴（武宣人）、韋昌輝（桂平人）、石達開（貴縣客家人），而廣東人僅兩席：洪秀全、馮雲山（花縣人）。
馮雲山、蕭朝貴陣亡後，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天王（廣東人）與東王、北王、翼王（廣西人）共同執掌軍政大權的格局。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由於敵人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無法解決的內部矛盾，俗稱“內訌”。未能正確處理領導集團內部矛盾，乃是洪秀全一生最大的失誤。
作為一把手，洪秀全未能處理好與東王楊秀清的關係，未能處理好與北王韋昌輝的關係，也未能處理好與翼王石達開的關係。
楊秀清是馮雲山在廣西傳教時發現的一個人才。他是在紫荊山長大的，家裡貧窮，父母又死得早，由伯父撫養成人，靠種田燒炭為生。他沒上過學，一字不識，到天京總攬朝綱後，一應文件須別人讀給他聽。他曾說道:“五歲喪父母，養於伯，失學不識字，兄弟莫笑，但緩讀給我聽，我自懂得。”
就是這樣一個與外界極少接觸，從未與聞兵政時事的貧苦山民，因閱歷較廣，足智多謀，為馮雲山賞識，邀入拜上帝會。不幾年就迅速成長為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忠王李秀成曾感嘆說：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為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洪秀全族弟、幹王洪仁玕也說：“東王蒙上帝降託，能知過去未來，令人欽服之至。”
時人陳徵言曾親見太平軍在武昌活動，對楊秀清作了這樣的評述：
“外似端緒紛亂，而實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夥黨，有事傳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紀事》）敵人方面則眾口一詞說楊秀清“心計奸深”、“奸譎異常”、“叵測奸心”、“譎詐多謀”、“權詐百出”、“詭計極多”、“最為狡猾”等。
太平天國革命又稱“洪、楊革命”。所以洪秀全與楊秀清的關係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最重要的人際關係。洪、楊矛盾給領導集團後來的分裂埋下了導火索。洪、楊矛盾發展到極致，終釀成“天京事變”，造成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由盛而衰的局面。
洪、楊矛盾從實質看屬體制性矛盾，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洪家天下楊家將”。俗話說“天無二日”，而天朝卻有二日，一為洪，一為楊。從這個意義上說，天朝實乃二元體制。
洪、楊矛盾早在金田起義前就已存在。楊秀清從會眾中嶄露頭角，成為拜上帝會首領不是偶然的。作為當地人，楊秀清具有較紮實的群眾基礎。楊秀清平時結交廣泛，更能取得群眾的支持，在會眾中擁有眾多追隨者。1847年冬，馮雲山被捕入獄，洪秀全返廣州設法營救，拜上帝會無人主持，楊秀清假託天父附體，取得代天父傳言的資格，並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四子（洪秀全為天父次子），從此躋身於領導核心。
太平天國以“主”（即天王）為國家元首，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天王臨朝而不理政，軍師總理國務。太平天國的官階區別並不分明。王雖為最高級官階，但軍師始終存在，為“朝綱之首領”，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宣稱天王奉天命下凡救世，君位由天所授。軍師朝見天王時須站在陛下，他所決定的軍政要務，形式上還要奏請天王取旨。在天王與軍師之間依然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洪秀全是君，楊秀清為臣。楊雖掌握實權，依然要恪守臣道，不能逾越這道界線。
定都南京後，領導集團內的矛盾日益尖銳。洪秀全著意強化王權，要集大權於一身，強調“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逞”。楊秀清執掌軍政實權，並常以天父名義挾制洪秀全。只是大敵當前，彼此還隱忍著。
1856年春，太平軍擊潰屯兵天京城下三年之久的清軍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萬歲。傳統中國自東漢以後，視“萬歲”為君主至尊的專稱。太平天國定製，天王洪秀全稱萬歲，正軍師東王楊秀清稱九千歲。楊逼洪封萬歲，有去洪而自稱天王意。於是，楊詭為天父下凡，召洪至，謂曰：
“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咁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曰：“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楊又曰“東世子豈止是千歲？”洪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楊偽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參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洪秀全“佯許之，期以遠日，密詔江西北王韋昌輝、湖北翼王石達開還江寧（即南京），共圖之。”韋即帶兵三千多人於9月1日深夜趕到天京，包圍東王府，次晨殺楊秀清及其家眷，後株連楊秀清大批部屬，共殺害太平天國官兵二萬餘人。
關於天京事變，事後洪秀全在《賜西洋番弟詔》中有一段說明：“爺遣東王來贖病，眼蒙耳聾口無聲，受了無盡的辛苦，戰妖損破頸跌橫。爺爺預先降聖旨，師由外出苦難清，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後半段四句說楊被殺事，其中“朝觀”指天王宮殿。“遭陷害”就是遭別人誣告。四句詩連起來就是說，楊秀清到了天父預定的死期，便在天朝宮殿遭人誣告而死。說楊遭陷害，不說遭殺害，說明洪秀全未曾否認其下詔殺楊之事，也說明洪、楊矛盾確已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楊秀清必是洪秀全所殺。
洪、楊矛盾以如此方式解決，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無以復加的損失。對此，楊秀清應負主要責任，洪秀全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楊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洪造成的。服從楊代天父傳言”的特殊權威乃洪秀全莫大的失誤。
洪秀全前期所封諸王分四級，東王楊秀清為一級，北王韋昌輝為二級，翼王石達開為三級，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為四級。級別甚為分明。1853年文翰訪問天京，會見北王、翼王時，翻譯麥多士發現，與文翰交談的是北王，翼王只注視恭聽，不與文翰直接談話。“北王向其注視或攀談時始開口，然亦不過寥寥一兩句耳。”
北王韋昌輝，又名韋正。廣西桂平縣金田村人。曾以僭妄罪被官府拘捕。納銀獲釋後，積憤不已。1848年在馮雲山的影響下，加入拜上帝會。入會後以家產資助起事，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五子。參加金田起義後，任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後封北王。定都天京（今南京）後，協助楊秀清處理軍國要務，並一度負責天京城防。在領導集團中的地位僅次於洪秀全、楊秀清。楊具有代天父代言的特權，又自恃功高，與洪秀全和其他同僚的矛盾與日俱增。韋對楊“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楊對韋也嚴加防範，並借代天父傳言的機會多方羞辱韋。
天父一下凡，楊秀清的女侍就擊鼓傳喚北王。韋若來得遲，便由女侍轉達天父旨意。楊代天父傳言時，韋昌輝必須俯伏在楊面前，叩頭聆聽。楊若坐在轎裡，韋須隨侍轎側，不得騎行。秦日綱也得忍受類似的羞辱。
韋表面上事楊甚諂，
“輿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語，猶言學問淺也。”（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韋部下張子朋“激怒水師，群相鼓譟。秀清召昌輝至水師營，敕其罪，杖責數百。昌輝至，不能杖，舁而歸，部下皆憤。有裨將揚言於眾曰：‘東王北王，同起草澤，與共患難。今天京甫奠，即奴馭而杖辱之，其後將可堪！’昌輝聞之，怒。斥裨將曰：‘東王替天行道，罪責無不公，汝豈敢怨恨乎？’因殺之以謝秀清。”
當楊秀清假代天父傳言要“杖責”洪秀全時，韋昌輝“哭求天父開恩赦宥我主，願代天王受杖”，“二弟無差錯，總是我們為弟之錯”。
韋對楊的忍辱、退讓與恭維並非出於他的真心實意，代洪秀全受杖也不是邀嬖取寵，而是防止洪、楊矛盾激化，維護領導核心的團結。後來事情鬧得如此之大，原因是多方面的。洪秀全對諸王失去駕馭能力，楊秀清的權威凌駕於他之上，韋昌輝、石達開也不完全受他節制，而楊秀清獨斷專橫，處處袒護“東府集團”，對異己濫施淫威，造成了領導集團內部的裂痕。韋昌輝本人以及秦日綱、胡以晃等及其部屬，平日對楊的作為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慎便遭殺身之禍。積怨日深，眼看就要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洪降詔誅楊，濫殺楊部將士豈是韋昌輝所能制約的？韋所率三千人馬焉能左右京城事態的發展？沒有天王的命令韋部豈敢直搗東王府？
認為天京事變是韋昌輝策劃的反革命政變旨在取洪秀全而代之，缺乏過硬的證據。誅殺楊秀清後，韋昌輝獨攬軍政大權兩個多月，尚未發現他改變政權性質的史實，也未發現他通敵叛變的證據，更沒有向朝廷投誠乞降的跡象。
韋昌輝被處死後，太平天國頒行的文書，東王、西王、南王的爵銜照列，北王的名字卻一筆勾銷,。洪秀全借韋昌輝之刀除掉了楊秀清，卻把罪責推到韋昌輝一個人頭上。
石達開是廣西貴縣客家人，1847年洪秀全赴廣西密謀起義，聞其年輕有為，親自造訪招致，石遂加入拜上帝會，與洪秀全、馮雲山等結為異姓兄弟，稱天父第七子。1851年參加金田起義後，任左軍主將，後又封翼王。時年20歲，是太平天國前期諸王中最年輕的一個。比天王小17歲，比東王小11歲，比北王小8歲。儘管如此，還是要把洪、楊、韋、石作為太平天國前期的領導核心來認知。
(石達開像)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分兵北伐、西征。石達開被派往安慶，經略安徽並節制西征軍事。半年間肅清境內殘敵，以本地人為鄉官，出示安民，發展農商，使安徽成為太平天國較穩固的基地。1854年春回到天京，與韋昌輝一起協助楊秀清處理軍國要務，並負責天京防務。同年秋，太平軍西征受挫，再度奉命出京指揮軍事。次年初在江西大敗曾國藩所率湘軍水師，扭轉了戰局。1855年11月至次年4月，石達開轉戰江西各地，克復五十餘州縣，困曾國藩於南昌，後率師回援天京，6月間會同他部太平軍擊潰清軍江南大營。
石達開在軍事上的卓越才能，使曾國藩倍感畏懼，認為他“狡悍為諸賊之冠”。左宗棠也說石“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左宗棠又說：“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附會邪教俚說”。
天京9月初發生內訌後，石達開10月初從武昌回到天京。此時事變已塵埃落地，韋昌輝取楊秀清的地位而代之。石達開當面責備韋昌輝濫殺危及天國。韋“要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縋城由小南門而出，走上安省，計議報仇”。韋昌輝即將其妻兒全家殺盡，並派秦日綱率軍沿江追擊石達開。途中獲悉石調集人馬東下討韋，遂轉移目標攻打清軍。
石達開被迫出逃後，在安徽起兵討韋。洪秀全在朝臣協力下，處死韋昌輝、秦日綱，任石達開為通軍主將，提連政務。
其時武昌又失，皖中江北淮南州縣也連片失陷，東線清軍江南大營又重犯天京外圍。石達開部署謹守東西線而命陳玉成、李秀成在江北淮南展開反擊，連戰告捷，使局勢得以穩定。但洪秀全卻對石達開心存疑忌，多方牽制，使其受到排擠而不安於位，迫使石達開於次年帶兵二十多萬單獨行動，與洪秀全分裂。後仍使用太平天國紀年和洪秀全所封職銜，宣佈為天王開疆拓土，天京方面也與石達開維持名義上的關係。
石達開率部出走後，太平天國前期所封諸王，西王、南王陣亡，東王被殺，北王、燕王被處死，豫王病故，悉數凋謝殆盡。洪秀全儼然成了名符其實的孤家寡人。
真命天子實乃洪氏畢生之追求。稱天王時，他就在詩中流露：“一人首出正，萬國定咸寧。王獨操威柄，饞邪遁九淵。”定都天京後，他的皇權思想日趨膨脹，但受軍師負責制的制約。天京事變後，洪秀全並沒有把軍師的職權賦予石達開，而是把它抓歸自己手中，宣稱“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1859年族弟洪仁玕從香港到天京，封為幹王，“晉位軍師”，仍抓住其實權不放。作為軍師，洪仁玕名為“總理國務”，實為一個空架子。幹王府處理政務的只有三個書手，與當年東王府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廢除軍師負責制之後，洪秀全設立六部，把國務分歸六部掌管，而六部則向他負責。太平天國後期
“分設各部衙門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權柄集中於天王。如不經其裁可，一切要務俱不得執行”。（吳士禮《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與此同時，調遣軍隊、派官鎮守、減徵錢糧，乃至安民，無不按天王詔旨施行。甚至給外國專使的文書也由天王頒給。洪秀全在皇權主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致於與清朝皇帝難分伯仲，成為南方新王朝的一個皇帝。
作為皇帝，洪秀全當然不可能處心積慮地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拔擢人才，使人才揚長避短，人盡其才。石達開尊重洪秀全的領袖地位，勤勉任事，決無謀篡之心。戰場上出生入死，與清廷勢不兩立。作風亦比較正派，不搞陰謀詭計。但洪氏兄弟卻對他“疑多將圖害”，致使洪、石矛盾漸趨激化，最終迫使他走上率部出走的道路。不然的話，天京事變就有重演的可能。再說，石達開出走後，並沒有打出分裂的旗號，與太平軍交戰，而是堅持與清軍作戰，最終被俘，慷慨就義。總之，石達開率部出走，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看無可非議。其責任不應由他負，而應由洪秀全負。
在責任歸屬問題上，國人受傳統觀念束縛，誤以為“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殊不知“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何況出走後石達開始終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太平天國文書亦稱之為“遠征”。
“遠征是石達開當時唯一可走的道路”。（史式《試論石達開遠征的是非得失》）身為廣東人，洪秀全未能有意識地妥善處理與上述三個廣西人與其他廣西派的人際關係。
范文瀾在分析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把宗派思想放在首位：“洪秀全領導的廣東派與楊秀清為首的廣西派發生裂痕，廣西派壓迫廣東派。”羅大綱是廣東揭陽人，“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晃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於此者，天王亦自忘其為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異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參見《中國近代史》上冊）
1856年秋，
“廣東派聯合廣西別派韋昌輝殘殺楊派，韋派又壓迫廣東派，廣東派聯合殘餘的楊派屠殺韋派，造成極大的內訌”。（同上）實際上天京城內的自相殘殺是在洪秀全的掌控之下進行的，並非韋昌輝擴大事態所致。
那天深夜，韋昌輝率部由南門進城，“在幾個鐘點之內，他的隊伍已按預定計劃分佈各要害地方，所有通達東王府的街道都為韋部所佔據”。首先襲殺門衛，隨即衝進東王臥室，殺了他本人，接著見人便殺。全府四千餘口無一倖免。
東王府是天朝官階爵位最高的王府。東王府的職權亦超越於其他王府之上。一般軍政事務大多在東王府處理。重大事項也在此地議定，而“議定奏上，無不準者”。事變前的東王府實為太平天國的中央政府。一切軍政要務俱在東王府處理。建都初期，東王每天到天王府朝見天王，後是隔幾天朝見一次，再往後東王朝見天王的次數越來越少，天王府的地位也就越來越不重要了。
當時城內的衛戍部隊近三萬，都是東王的部屬，歸東殿尚書傅學賢統率。從9月3日始，衛戍部隊同韋部在城內展開激戰。韋的部隊人數較少，兵力單薄，對衛戍部隊的反攻難以招架，死傷甚眾，眼看就要瓦解了。正在這個時候，事態發生了有利於韋昌輝的轉機。燕王秦日綱率部回京城，支持韋昌輝誅殺楊秀清，韋部得這支生力軍之助，氣焰頓張，對傅部展開反撲，雙方互有傷亡，戰鬥陷於膠著狀態。內訌雙方集結全部兵力，“閉城月餘，互相自殺”。
座鎮天王府的洪秀全密切注視著戰況的進展。見燕王與北王聯袂，便降詔懲辦事變的禍首。據記載：
“一班女宣詔使在天王宮殿之前欄杆內宣佈韋氏罪狀，因有好些人無辜被殺，天王特下詔懲罰其罪，令受鞭刑四百。楊氏部下軍官之得留性命者，皆被召往觀北王受罪行刑。”（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降詔罪韋實乃洪一箭雙鵰之計。據《清史稿·洪秀全傳》說，“秀全妻賴氏曰：‘除惡不盡，必留後患’。因說秀全詭罪昌輝酷殺，予杖慰謝東黨，召之來觀，可聚殲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圍殺觀者,東黨殆盡。”
行刑之日指定在降詔的第二天。韋昌輝同秦日綱被帶到天王宮前，
“依照天王聖諭，北王及頂天侯（即秦日綱）罰受笞刑。施刑之際，兩人的隨從都高聲痛哭，而兩人則伸手足受刑”，“行刑者盡力一擊，響聲可聞，木棍當場折斷”。（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刑場外，“當有東王黨五千餘人被誘卸下軍械而被監視。有兩座大房是特別指定為收容他們之用。等到全部進去之後，外兵即圍攻，屠殺。在一個房內者毫無抵抗束手待斃，而其他一房者則奮鬥至死。東王的帶甲部兵既芟除淨盡，其餘黨隨被大規模的屠殺，其殘酷慘狀，無以過之。他們雖見有煌煌聖詔，允許受保護，而男女老幼被斬首者無數。”（同上）天京事變的策劃者是洪秀全，韋昌輝充其量是執行者。
孫中山曾指出，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門來自相殘殺”。（《三民主義》）范文瀾也指出，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因互相猜忌以至於殘殺，陷於分崩離析不可挽救的慘境，因此太平軍失敗。”（《中國近代史》上冊）
作為一把手，洪秀全對太平天國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而不僅僅是韋昌輝一個人的罪咎。
誅韋后，石達開回到天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但洪秀全對他心存疑忌，遂封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以牽制石達開。當時石達開每議政發令，眾皆環繞而聽命，而洪氏兄弟議政發令，則沒有人聽從，使洪秀全越發疑忌。
石達開出走，“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之後，朝臣認為禍由洪仁發、洪仁達而起，不服他倆管束。洪秀全不得不讓步，革掉兩人王爵，任命蒙得恩為正掌率。蒙得恩是廣西人，參加金田起義，曾任御林侍衛、殿右二指揮，“是天王愛臣”，但他沒有建立過重大功績，“永不出京門”，難以服眾。所以，“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
面臨十分險惡的局勢，洪秀全1858年重建領導核心，提拔後起之秀陳玉成、孿秀成、李世賢（均為廣西藤縣人）等為方面軍統帥，自己兼任軍師。但鑑於楊、韋、石事件，洪秀全家天下思想加重，多任用年幼無知或才幹不足的兄弟子侄（均為廣東花縣人），使領導機構的能力大為降低。1859年族弟洪仁玕從香港抵天京僅19天，洪秀全便任命他分為“精忠軍師幹王”，隨後陸續封了英、忠、贊、侍、輔、章六王與洪氏親屬諸王。1862年以後，為分散統兵諸王權力，洪秀全擴大封王，達2700餘人之多。同時，高級官爵越來越多，屬官級別越來越高。龐大的官僚隊伍日趨腐化，軍心民心愈益渙散，加速了太平天國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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