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的重要性一直以來都是安邦智庫關注的重點，在不久之前，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先生也應邀前往山西，與數百名山西當地的民營企業家碰面，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感知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情況。
的確，尤其是在中央領導反覆強調兩個不動搖之後，中國民營經濟的地位進一步得到了認可，不過實事求是的說，對於發展民營經濟，我國在政治上和中央政策上一直都是支持的態度，並且從未改變。
但為什麼近年民營經濟卻感到發展環境日益艱難？為什麼陳功先生在山西所看到曾經信心勃勃的民營企業家如今卻信心不足？
-01-為何民營企業信心不足？
安邦諮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無論是在促進GDP增長方面、還是創造就業崗位以至增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民營經濟的貢獻度早已大大超過了央企國企，它們是整體經濟和社會保持活力與增長的根本，這點早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了。
但在歷史和現實中，民企在現實的營商環境中卻處處受限，制定者在制定很多大的戰略、規劃時，沒有考慮民企，許多重大項目的設立、資金支持以及配套政策，也都是圍繞國企來做的。
即便政府是發自內心想支持民企並在輿論上給予支持，但如果政策不能落到實處，民營企業對未來的信心以及投資動力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依靠民營經濟的活力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設想也無從實現。
因此，在安邦智庫看來，如果民營經濟的政治地位和中央的政治認可沒有變，很顯然，一定是具體的發展環境和政策執行出了問題。
從國內民營企業近年的反映來看，除了每個企業都必須面臨的市場問題之外，民企在現實發展中仍然面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發展障礙：融資問題、市場準入問題、審批障礙問題、稅賦問題、成本問題、政策傾斜問題、信用環境問題、人才問題、勞動法問題、政府尋租問題、法治環境問題層出不窮。
必須承認的是，由於身份問題，民營企業在現實之中仍然受到各種束縛。當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擴張的時候，大家都有肉吃，都不缺錢，差別還不明顯；一旦經濟進入調整期，這種身份的區別就會被有意無意的放大，很難不被人過度解讀。
作為在中國最早展開市場經濟研究的獨立智庫，安邦認為，上述的種種問題，說白了還是反映市場經濟環境問題，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成功經驗來自於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是通過市場配置社會資源。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總結，世界上成功的市場經濟有三種主要模式：美國的自由主義模式；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市場模式；法國、日本的行政管理導向型模式。簡單來說，市場經濟應該是法治經濟，是信用經濟，還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形式。
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除了所有制問題之外，中國經濟的發展，既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也有國家行政參與的計劃經濟的特點。但從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致上有這種規律：在市場經濟發育好的地方或領域，成功的案例就多；而在計劃經濟控制強的地方，發展則就差強人意。
-02-設立共同基金改革國企
我們認為，民企和國企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只有“國退”才能“民進”，要解決民企生存環境的問題，首先就要大刀闊斧的推進國企改革，落實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國企從管企業轉向管資產。
安邦很早以前就提出通過設立共同基金方式，實現國企改革。
簡單的來說，就是從金融入手，由政府或財政投資共同基金，然後由共同基金投資董事會，再由董事會分配給企業，企業掙到錢之後再將利潤返利給政府或投資者。在這個結構之上，再加以信息透明度、市場監管、法律監管、市場審計、市場競爭等要素機制。
這樣的改革方式，即可以解決“錢”的問題，繼續向國有企業有條件的注入資金，推動其發展。也將大大改善國企監管，通過提升信息透明度，充分利用現有法律環境中完善的部分和條件，切斷不正當利益輸送的管道。國有企業會在大勢驅動下，被推上正路，市場經濟的空間就被釋放出來了。
安邦智庫提出，中國政府（也可能是各級政府）只是共同基金中的一員，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可以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基金的主要發起人。
這類共同基金的成員並不限於政府，主要用意還是要利用政府的號召力和優勢地位，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民間資金和境外資金，進入共同基金來謀求共同發展，做大共同基金，做大投資規模，同時分享收益，共同監管國有企業。
由於資金組合的潛在規模巨大，因此這還相當於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球範圍的金融領域內，面向國企運營的大規模招商引資，為國企解決“錢”的問題。
只不過共同基金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國企與財政的關係，切斷了與政府的關係，同時有效利用了金融業的法律和人才，實現了信息透明度，改善了監管的條件和效率。
我們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後來中央改革文件中提出國企改革要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就是改革思路轉變的反映。
-03-鼓勵”財團經濟“發展
鼓勵“財團經濟”（或者叫“新興產業集團”）發展也是一項很好的措施。這會給民營經濟指明一個方向，找到政治上可以提供保護和支持的組織，刺激和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從宏觀層面來看，財團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僅能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對解決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也能夠起到有效作用。具體來說，這些作用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財團是一種重要的產業組織系統。財團作為一個有內在資本關係、股權關聯的企業團體，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扮演產業組織者和協調者。
從各國財團的發展來看，具有一些共同特點：金融資本是核心，財團內企業間交叉持股，產業發展（尤其是製造業）是主要實體。
日本的財團更加註重建立企業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形成命運共同體，共度危機，共求發展，共享資源，共同抵禦外部競爭。
產業組織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在宏觀層面的產業組織和佈局。即根據不同市場形勢，鼓勵旗下眾多公司在多個產業領域發展，形成多元化發展的產業體系，保證在不同時代、不同市場，財團旗下企業都能在有成長性的產業領域中發展。
二是在微觀企業層面幫助旗下企業尋找市場機會、配置金融資源、提供配套中介服務、提供人才支援等，幫助旗下企業在目標市場順利完成“播種”、“發芽”、“成長”。
中國經常出現政府控制產業的情況，其結果就是，政府要控制產業，就要扮演產業組織者、產業投入者的角色，最終的產業政策失誤和成本也必然要由政府來承擔。
如果換一個思路，政府只是以政策體系管理商團，而讓民營財團去具體決定產業發展，這些壓力、責任和資金負擔就會變成民營財團自己的事，同時也解決了政策缺位的問題。
第二，財團可以成為重要的經濟情報中樞。財團要對數量眾多的企業及投資機構進行管理和協調，必須要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服務於財團體系複雜的決策、管理和資源調度。
中國企業的信息能力還比較初步。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普遍缺乏系統的信息能力——在信息機構、信息體制、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等方面都明顯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決策的科學性。
要徹底改變中國企業投資的盲目性，根本上還是需要發展中國自己的企業財團，系統培育和提升企業財團的信息能力，構建企業財團的經濟情報中樞。
第三，財團是健康政商關係的架構者。在現代社會，政商關係是每個企業都難以迴避的現實，區別只在健康與否。政治與商業總是存在著利益交換，只不過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不同制度環境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商關係的表現形式不同。
在中國，政商關係亟需要在政治文明提升的背景下健康發展，中國企業和企業商團需要與政府構建一種相對文明、健康的政商關係，民企財團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幫助，政府則應該大力支持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健康發展，鼓勵中國發展出有國際競爭力的民企財團，為國民經濟提供穩定和有活力的支撐。
第四，財團能成為製造業發展的有效推動者。中國近幾年出現了製造業發展低迷、資本脫離製造業的現象。大部分國內製造業企業“單打獨鬥”很難擺脫困境，但如果在企業財團之中，製造業企業將有可能得到足夠的支持——產業鏈佈局的支持、金融資源支持、信息支持、相互協作支持等。
第五，財團是金融資源的整合者。各國財團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掌握一部分金融資源。中國的民營企業一般都是做製造業起家，搞實體產業的企業發起成立銀行的難度極大，直至1996年才成立了建國以來第一家民營股份制銀行。
雖然民營企業參與金融業與過去相比有了一定進展，但民間資本在中國金融產業中的影響力及所擁有的金融資源還遠遠不夠，這就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格局：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是民營企業，而中國金融體系由國有金融機構佔絕對控制地位。
由產業資本建立的金融企業，天然帶有“產業基因”，對於產業發展所需的金融服務、對於實體產業所處的市場機遇和風險，都會比純金融機構有更深的理解。
至於有些人擔心的民營產業資本搞金融業的風險管理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監管制度的設計來加以防範。
第六，財團是市場空間的開拓者。財團是以資本為紐帶、以股權關係相連接的企業命運共同體。從財團經濟之下，企業拓展新的市場空間往往比單打獨鬥更有競爭力。可以認為，財團是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空間的重要開拓者。尤其是在拓展國際市場方面，商團為企業提供的幫助和服務至關重要。
第七，財團是科技研發的推動者。科技研發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一般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利潤壓力之下，很難擁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到科技研發當中，規模限制在科技研發當中表現的特別明顯。
這表明，一方面，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民營經濟要遠高於國有經濟；另一方面，錢和利潤的壓力，對民營經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構成為約束條件。而財團經濟有“積小為大”的特點，有利於提升經濟規模。單獨一家企業幹不成的事情，如果財團一介入，立即出現巨大的飛躍性變化。
-04-深圳發展靠什麼？
如果要給如今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找一個成功代表，深圳一定是不二人選，作為改革開放的發源地，深圳的發展過程就充分顯示了市場經濟的成功。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一個在經濟規模上直追香港的大都市，離不開中國政府的長期支持和許多特殊政策提供的獨特空間。
但是，在以特別方式提供的政策空間之下，深圳取得持續的發展，主要還是得益於市場經濟的發展。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最近在一篇回顧深圳高科技發展的文章中提到，深圳高科技的崛起歸功於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的產權制度和所有制結構的創新。
在深圳1.12萬家的高科技企業中，幾乎95%以上都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比重很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民營經濟逐步發展壯大。與對國有企業發展科技產業給予的資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對民營企業發展的直接支持很少，政府主要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服務體系。
民營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得益於其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基本因素：首先，民營企業產權清晰，權責明確，企業家有追求創新和資本增值的巨大動力。其次，民營企業具有良好的風險承擔機制。與此同時，民營企業決策主體單一，決策程序簡化、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營企業崛起的同時，國有經濟也逐步找到自己位置。不過，深圳的國有企業不處於產業鏈的上游，而集中於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對城市經濟起保障作用；深圳民營企業在現代產業體系和產業鏈中也不是處於下游，而是處於整個產業鏈和現代產業體系中的主體地位。
一個是主體作用，一個是保障作用，相互支持、共同支撐著深圳的現代產業體系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中央肯定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在制度改革的框架下應該如何理解？如何落實？在我們看來，核心問題並不複雜，發展民營經濟就是要發展市場經濟！前者是經濟主體，後者是制度環境。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民營經濟要真正發展得好，必須處於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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