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學習好傳統文化，就必須要弄明白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心”與“性”之間的關係，“格物”的含義等，這些都是學習好傳統文化繞不開的話題。潘麟先生對傳統文化的解讀既深刻，又獨到，曾在日常講學中對這些論題進行了隨機闡述。現將先生講學視頻整理成文，發佈於本平臺，以饗讀者。
潘麟先生講授：朱熹與王陽明的格物有何不同
“心”與“性”是什麼關係？性動為心，心靜為性；性為心之體，心為性之用；性是形而上的心，心是形而下的性。“心”與“性”分為先天和後天。
先天的心與後天之心
先天的心和般若是同義詞；後天的心叫業識，就是被業力改造過了的真心。此時的“心”已經不是純粹的心了，而是被汙染了的“心”。被什麼汙染了呢？嚴格地講，是被意業汙染後的心。如果我們在精神中製造了一些“業”，這個“業”又會反過來作用於我們的精神，使我們的精神更加墮落、昏暗、畸形，更加墮落的精神（或意識）又會製造更嚴重的、更強烈的意業，這就叫惡性循環。處在惡性循環中的“心”叫“業識心”，或者叫“汙染心”“墮落心”。我們現在擁有的這顆“心”就是墮落心，即墮落以後的心，被汙染了以後的心，又叫“後天之心”。故說心要分為“先天”與“後天”，“真心”與“妄心”。
後天的這顆墮落的心又叫“妄心”“業識心”；先天的心又叫“真心”，又叫般若，又叫佛性、自性、本性、光明等。
先天的性與後天之性
先天之性是自在性、自生性、自發性、自明性、自律性等，合在一起統稱為“性”，這個“性”就是先天本有之佛性，先天本有之神性，就是明心見性要見的“性”。我們追求明心見性，要見哪個性？就是要見佛性，具體地說，就是要見自在性、自明性、自律性、自生性、自發性、自然性。
後天之性又分人、物這兩類。物就是物理，物有“物性”“物性”又叫每一個物體的獨特個性。比如說，竹子有竹子的特性，松樹有松樹的特性，二者當然是不一樣的。竹子的特性是竹子那樣的，松樹的特性是松樹那樣的。就如水有水性，火有火性。水與火是不同的物質，水與火就有不同的物體特性，或者叫個性。這種特性、個性是後天之性。
朱熹（公元1130-1200，字元晦，世稱朱文公）說“格物致知”中的“格物”，格的是什麼物呢？格的就是事物的後天特性。要把竹子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松樹的特性認識清楚，水的特性認識清楚，火的特性認識清楚，要把萬物的特性都認識清楚，這就是朱熹的“格物”。後來的王陽明（原名王守仁，公元1472-1529，字伯安，別號陽明，自號陽明子）聽了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學說，便開始格竹子，希望通過格竹子體悟天理，到達致知，結果卻是王陽明因格竹子大病一場，差點死去。
朱熹與王陽明二人“格”的動機不同。王陽明是要從竹子中格出先天佛性，結果是沒有成功，而且還因此格出病了。王陽明因此就否定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但王陽明的否定既對又不對。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從每一個個體的個性（又叫特性）中是找不到形而上的先天本有之佛性的，通過竹子是找不到儒家所說的“無善無噁心之體”的“體”。要想找到萬物之源、宇宙之本，要想找到“仁”，或者說“德性”的“性”，靠格竹子是不行的。如何才能找到“仁”，找到“德性”的“性”呢？還是要通過孔子所說的“反求諸己”“止於至善”這個方式來找到。這就是我在《〈大學〉廣義》一書中說的——返回到本性中有三種方式，即性之、反之和圓融之道。圓融之道既包括“性之”，也包括“反之”，這是中庸之道，是第三條道路，即堯舜是性之，湯武是反之，孔孟是中庸之道。這三種方式、三條道路都可以讓我們止於至善，明心見性（此處見性為見“德性”“天性”）。第三條道路也是後來王陽明走的路。
王陽明說格竹子，格具體的某一物是格不通的，這是王陽明對的一面。但王陽明否定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這是錯的。因為朱熹所說的“格物”指的是認知每一個事物獨有的個性與特性——這才是朱熹真正的意思。物理學以及社會學科都是建立在對事物的個性與特性的認知基礎上的，只有這樣才能夠誕生出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所以沒有朱熹提出的“格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全部不能建立。從認識事物的個性（又名特性）這方面來講，朱熹提出“格物致知”思想理念是對的。所以說，王陽明對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的否定既對又不對。
認識事物形而上的道體、本性、德性這方面，可以通過王陽明上溯到陸九淵，通過陸九淵可以上溯到二程（程顥、程頤），通過二程可以上溯到孔子、孟子。《大學》《中庸》所給出的反求諸己的三條道路（即性之、反之、中庸之道）是一點都沒有錯的。只不過，人們沒有明白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的區別。
簡而言之，王陽明所追求的是先天之性；而朱熹所在意的是後天之性。因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整清楚，因此就有爭議。
朱熹“格物致知”所要“格”的是每一個事物的個性。比如說，玻璃的特性就是易碎；鐵的特點就是沉重；水的特性就是往下流；火的特性就是往上升等。每一個事物的個性、特性都要認識，並充分地理解它們。
如果我們把朱熹的那條路走通了，理解對了，自然科學就會誕生在東方，而不是誕生在西方。但可惜的是，朱熹的後人們並沒有充分地理解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因此我們中國始終沒有誕生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失敗的一面。朱熹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但朱熹的思想後繼無人，後人對朱熹都是一知半解，沒有精確地理解朱熹的精髓之所在。
在歷史上，朱熹開了物理學之先河，開了物體個性說之先河，開了事物後天之性之先河。在朱熹之前，儒家、佛家、道家都在一味地追求事物的先天之性，也就是佛性，追求事物形而上之道體，而忽略了事物的形而下，忽略了事物的後天之性，即每一個事物所具備的獨有的個性。這是我們古人忽略的。
朱熹的偉大就在於他一眼就看到了我們中國文化缺失的這一部分。朱熹學說的靈魂、核心之所在就在於特別提倡理解事物“物性”這一塊；就在於構建、彌補中國文化在追求事物的後天之性的不足這一塊——這是朱熹用心最為良苦之所在。但可惜後人們都沒有理解過朱熹，導致朱熹所開闢出的這條道路後繼無人。
朱熹生於南宋，在不久之後的元朝，朱熹的學說就成了“官學”——朱熹的學說成為了科舉考試的教材，學子們學習、考試的內容都是來自朱熹的著作，人們不學也得學。但人們學習朱熹的動機並不是因為熱愛朱熹的學說，並不是發自內心地追隨朱熹，並不是對學問有追求。而只是為了考取功名，為了光宗耀祖，把朱熹的學說當做是追求功名仕途的途徑、工具。雖然天下士子無不爭相閱讀朱熹的著作，但由於動機錯了，導致結果就錯了。這就是發心一錯，全盤皆錯。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悖論，即數百年以來，知識分子、士大夫們都把朱熹的學說、思想背誦得滾瓜爛熟，但就是不瞭解朱熹，不理解朱熹的良苦用心，不理解朱熹的精彩之所在。
可以說，朱熹所說的“性”指的是事物的後天特性，後天個性。這就是“後天之性”。
結語：現在有很多人區分不清楚什麼是先天之性，什麼是後天之性。“性”分先天與後天；心也分為先天的本有真心與後天的沉淪墮落、業識之心。因為不能區分這兩個“心”，不能區分這兩個“性”，所以導致近幾百年來有很多學者談“心”“性”時是越談越糊塗。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分不清楚先天之心與後天之心，分不清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之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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