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曾經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心學曾經是一門風靡天下的顯學。在當代中國，假如你在大街上做一個調查，問一問王陽明是誰，以及心學在講什麼，也許在一百個人中，不見得有幾個人能答得上來。
王陽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哲人。他繼承了宋代大儒陸九淵的思想，以自己的體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心學”體系。
在他看來，人活於世，煩惱苦悶皆由心生，而他提出的處世五法則是引導眾人抵禦外界紛擾的絕佳智慧。讀懂王陽明，讓心靈去修行。讀懂王陽明，就能擁有健康心靈。
王陽明學說的精髓在於“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認為朱熹要求人們絕對服從抽象的“天理”是沒有道理的，不符合現實社會的客觀實際。
他認為“天理”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要求人們“知行合一”，通過提高自己內心的修養和知識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慾與雜念，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運行，即所謂的“致良知”；教化人們，應將道德倫理融入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慾，就可以破除“心中賊”。
王陽明主張“致良知”，認為只有療救人心，才能拯救社會，只有每一個人去掉內心世界的“惡欲”和“私慾”，才能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王陽明的“心學”肯定了每一個人的感性認識，更貼近現實生活，遠比朱熹的冰冷冷的教條更有人情味。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最高境界，王陽明用自己一生的行動實現了人生的最高價值。王陽明臨終前，他的學生周積問他還有什麼遺言，他自信而樂觀地說：“我心光明，亦復何言！”後人從中不難品味出他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修身養性的最高之境，在於無論面對何事都能不急不焦保持內心的寧靜。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與身體的操勞相伴隨而來的，往往還有內心的忙亂急躁、焦慮不安。王陽明的欲修身先養心，對修身養性有重要指導意義。所謂“身之主宰便是心”，倘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能給內心留一份悠閒，而使其深受煩惱與擔憂所累，便更難在為人處世。
王陽明主張欲靜心先戒躁。“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心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
意思是：如今，對於憤怒等情緒，只要順其自然，不過分在意，心體自會豁然開朗，而實現本體的中正了。依王陽明之見，心胸狹隘的人，只會將自己侷限在狹小的空間裡，鬱鬱寡歡；而心胸寬廣的人，他的世界會比別人更加開闊。
王陽明所提倡的欲心曠先求簡，在某種程度上與道家所說的“順其自然”相仿，但相對於老莊的無為之態，王陽明推崇的是“無為之下的有為”，即以退為進大道至簡的本真心態。
人活一生也應如此。為什麼人們會不厭其煩地追求那些看似風光，實際上令人身心疲憊的“負擔”呢？皆因內心少了一種簡單的人生態度。與其困在財富、地位與成就的壁壘中迷惘，不如嘗試以一顆簡單的心，追求一種簡單的生活。
王陽明的心學有兩個要點。一是“心即理也”，即一個人只要能夠悟到心的本體，心本身是善的，人心的制高點是良知。那麼他就可以日益精進，達到成賢成聖的高度。心學的第二個要點就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就是說，在道德觀念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就是行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的行，就是知的完成，知行是合在一起的。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位，便是思誠的工夫。”在他看來欲簡泊，先意誠。人的本心就是真，這世上只有兩件事，一件為真，一件為假。求真必然務實，求假自然務虛，虛實之間，體現的不僅是對人的態度，更是對自己的認識。糊弄別人容易，糊弄自己很難。
要判斷一個人的心靈狀態是否健康良好，最簡單的標準，就是王陽明經常引用的《中庸》裡的一句話：“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也就是說：一個人無論處在怎樣的境遇之中（富貴、貧窮、順境、逆境），都能保持自在安詳、自得其樂的心境，都始終保持內心強大。做到這一點，就可以稱為“君子”，亦即心靈健康的人。而要想獲得這樣的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就必須通過兩個字——修行。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感覺沒有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懂修行為何物，從而疏於照看自己的心靈。心靈是幸福的“感受器”，而健康和良好的心靈狀態則是幸福的直接源泉。
因此，如果我們對於心靈的運作機制一無所知，對於心靈與人生的關係全然懵懂，任由自己的心靈家園常年拋荒，那無異於親手斬斷了我們與幸福之間天然具有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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