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曾告訴我，他的主要目標是阻止俄國和英國達成諒解。我暗自觀察發現，推動兩國達成諒解的機會在1877年至1878年已經出現，當時俄國可能會被允許去攻佔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國人採取了行動，英國的艦隊就會毫不猶豫地去保衛君士坦丁堡，如此一來，將會產生俄英衝突。
可後來，《聖斯特凡諾條約》的簽訂使俄國人在一場慘烈的戰鬥後被迫撤離。因此，俄國軍隊對我們產生了無法消除的仇恨。
後來，《柏林條約》取代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德意志帝國的負擔越來越沉重。《柏林條約》加深了俄國人對我們的仇恨，將我們視為他們“在東方應得利益”的敵人。這樣一來，俾斯麥想要看到的俄國和英國之間的衝突成了遙遙無期的事。
俾斯麥不贊成“他的”柏林會議作出的評判，但他很驕傲自己擔當了“誠實的調解人”的角色。他很認真地說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場大災難，結果卻被迫成了調解人。
後來，我將我們之間的談話告訴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員，這位外交部官員說俾斯麥簽署了《柏林條約》後，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場人員的熱烈祝賀。聽到大家的祝賀，他站起來說：“現在，我仍然掌握著歐洲的四個球！”
他說這句話時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那時俄法關係有取代俄普關係的勢頭。換句話說，有兩個球已經脫離了俾斯麥的掌控。
正如俄國看到的那樣，本傑明·迪斯雷利的政策已經將俾斯麥作為“誠實的調解者”的工作變成了英奧戰勝俄國的一場談判。
雖然我們之間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麥對我一直很友好、和善。
儘管我們年齡相差巨大，我們依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為我和同齡人一樣，是俾斯麥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熱情也贏得了俾斯麥的信任，我從來沒有辜負他對我的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樞密院顧問拉施道和其他官員都與我談論過商務政策和殖民地等問題。他們告訴我，德意志帝國必須依賴英國，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海軍，而且英國人佔領了黑爾戈蘭島。
毫無疑問，在必要時我們有擴張殖民地的計劃，但只有得到英國的許可我們才有可能實施這項計劃。
雖然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對當時的德意志帝國來講微不足道。
本文摘自威廉二世的《德皇威廉二世回憶錄》，全網熱賣中，歡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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