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和英国达成谅解。我暗自观察发现，推动两国达成谅解的机会在1877年至1878年已经出现，当时俄国可能会被允许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采取了行动，英国的舰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如此一来，将会产生俄英冲突。
可后来，《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订使俄国人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被迫撤离。因此，俄国军队对我们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
后来，《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德意志帝国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柏林条约》加深了俄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将我们视为他们“在东方应得利益”的敌人。这样一来，俾斯麦想要看到的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俾斯麦不赞成“他的”柏林会议作出的评判，但他很骄傲自己担当了“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场大灾难，结果却被迫成了调解人。
后来，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位外交部官员说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后，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场人员的热烈祝贺。听到大家的祝贺，他站起来说：“现在，我仍然掌握着欧洲的四个球！”
他说这句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俄法关系有取代俄普关系的势头。换句话说，有两个球已经脱离了俾斯麦的掌控。
正如俄国看到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策已经将俾斯麦作为“诚实的调解者”的工作变成了英奥战胜俄国的一场谈判。
虽然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麦对我一直很友好、和善。
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巨大，我们依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和同龄人一样，是俾斯麦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热情也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我从来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枢密院顾问拉施道和其他官员都与我谈论过商务政策和殖民地等问题。他们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必须依赖英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而且英国人占领了黑尔戈兰岛。
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但只有得到英国的许可我们才有可能实施这项计划。
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讲微不足道。
本文摘自威廉二世的《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全网热卖中，欢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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