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今天為大家推薦的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8年12月18日，于光遠獲“致敬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智庫建設40人”。

治學方法十六條

大概是在1958年，毛澤東講《工作方法六十條》。他是一條一條地講，不講求什麼邏輯，採取想到一條就加一條的辦法。在六十條以前似乎先有四十條， 四十條以前似乎還有個十八條。我這次講“治學和治學方法”，講到最後就想學毛澤東，講“治學方法十六條”，而且學毛澤東不斷補充，將來增加到多少條現在我也不知道。

一、我從不浪費自己的時間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夠有效的工作的時間，今後決不浪費自己的時間，這一點要自己來把握。我覺得即使現在沒有象過去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在那樣的情況下時間即生命的損失是不可抗拒的）， 還是可能浪費自己的時間。這要自己下決心，並且學會一些本事，避免或者減少浪費。

“我決不浪費時間”這是尼采的話，我引尼采的這句話，就是我最怕人浪費我的時間。聽報告，這報告的題目我很想聽。從你報告的內容來說半小時就足夠了，可是報告人講了3小時，我坐在那裡不聽不行，聽不出多少內容，浪費了我的時間，我就不聽。不聽，我腦子開小差，做副業。

二、心中要有許許多多問號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寫到，“問號”在懶漢那裡，只是迷茫，只是絆腳石； 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裡，就如巴爾扎克所說，是“開啟任何一門科學的鑰匙”。我接著寫道：“問號的形象，是鉤子。有這種鉤子，也就有可能鉤到知識的答案。否則，即使幾度進入知識寶庫，也會空手而回。”完全由問題也可能寫成好文，屈原的《天問》不就是嗎?關於問號的形象是鉤子，這是我的“偉大發現”， 這個發現幫助我能夠比較生動地講心中要有多一些問號，有可能“鉤到”答案。到底問號為什麼會寫成這樣，我並沒有想去研究。可是因為我說過那樣的話， 回來我就真的看到問號為什麼寫成這樣子的小文章。這篇文章從西班牙的出版物中問句前面有問號、後面有問號說起（前後兩個問號的做法，猶如普通引文前後都有引號相似。我1983年去過西班牙，在那裡翻過西班牙的書，看到那時的情況還是這樣。我不知道現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變了。）講問號的歷史原來開始是用拉丁文寫一個問號，questo，後來改用一個Q，漫漫這個Q就簡化成現在問號的形象。“鉤到的”這個比喻，我還進一步發揮，知識鉤到之後，就可以掛到衣櫃裡去，分類掛起來，這個掛在這，這個掛在那，我穿西裝，穿夾克衫，拿起來，知識用起來就方便了。這裡我想說一句我過去說過的話“做研究學問的有心人”。這種有心人，就是對許多事情心裡有問號的人，就是對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三、當敬一事師、一理師

有一個人他告訴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識。或者一個人他對你講清楚一個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認識。這樣的人，我認為應該看作你的老師，老師不就是做了這種事情的人嗎？我還認為應該象對待老師那樣地敬重他。這樣的人，可以稱作“一字師”“一事師”。這樣的人，他們做的事情雖然少，關係不固定，但是人數很多。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此處的“師”乃“一事師”“一理師”。

四、學成於勤

韓愈有句名言：“業精於勤毀於惰”。他說的“業”是“專業”，我這裡說的“業”是“事業”。我提倡做學問的人要勤快。我這個人，儘管有人對我有這種那種意見，但沒有人講我于光遠懶惰。我可以舉這樣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術全身麻醉醒來之後只有40小時，我就口授一篇短文， 請特別護理我的護士記錄下來，在《服務科技》上發表。在手術後的化療中我感染了肝炎，醫生要求臥床，我口述我本人20歲前的長篇經歷，也出了書。

我有八個字“無時不思，無日不寫”。關於這八個字，我的《碎思錄》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話：“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習慣。人各有特點，我的特點就是思考和寫作。我感到世界上總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值得去思考，思考了總想留個記錄，就去寫。養成了這個習慣。自己體會到，這種思和寫有助於自己對世界認識的深入。”

我腦勤，不斷想問題；眼勤，經常看書刊；筆勤，經常寫；腿勤，經常出門。勤快就是投入勞動比較多。古希臘人認為勞動是野蠻的，有損於人的智力， 會使人獸化。我們的觀點是勞動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愉快的活動——至少要使它成為一種愉快的活動。勞動中的艱苦一定要換來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幹的。

五、學問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

過去學者很自豪的說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此學問大。我把它改一下，說自己的學問有兩種來源，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一個人坐著也可以做學問。書（廣義的書包括電腦電視等）通常是坐著或者靠在椅子沙發上看，當然還有坐在車上、船上、飛機上看（現代人坐在交通工具裡的時間很多）。我認識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業家，20年前，那時他已經八十來歲。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飛機上，他對我講，他跟日本年輕的企業家還能競爭，靠什麼？靠兩條，第一條是他在飛機上能工作；第二條是他下飛機後沒有夜生活。

我在飛機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東西，寫東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 在飛機上，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國內的同事，我的字寫得亂七八槽，同志們看了說，哎呀，這是“天書”，天上來的書信。

坐著看還有一個“馬上”，長征路上毛澤東騎在馬背上讀書、吟詩、填詞。

“馬上”還有一個涵義是如廁即坐在馬桶寫東西看書，這倒是幾乎天天做的事情。還有一個“枕上”看書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著不只是看書，還包括記筆記、寫文章、開會、談話等等，都可以增加學問。反正只要不離開當地就屬於“坐出來”的範圍。

“走出來”就是到外面去看。現在我只能做輪椅走了，“于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個城市，今年也會有幾十個。我準備在“于光遠網站” 拍賣《于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影集，現在這樣的照片大約二三百張。

六、與大人物進行學術討論

大人物寫的著作總有比較高的水平，甚至有社會的乃至歷史的影響。挑選合適的題目來同他進行學術討論可能是一個治學的可取的辦法。1998年快過我83歲生日的時候，我出了一個主意，要和毛澤東進行學術討論，就出自這個考慮。

我想同毛澤東討論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也已經想好了，我想同他討論關於《論持久戰》中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寫得最好的哲學著作，這本著作是毛澤東根據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 和自己作戰的經驗寫成的，辯證法運用得很活。從實際效果來看，對全黨和全國人民樹立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對《論持久戰》這篇文章又不是沒有可以討論之處。

七、治學也要現代化

我在這裡講的“要現代化”，還不是研究內容的現代化。我認為從整個學術界來說，研究的內容應該現代化，我有一個“社會研究課題的五層次說”，其中第一個層次就是研究我們的時代，使我們能夠最充分適應我們的時代，這只是一個大的治學方針。現在我講的是治學也要運用現代化的技術。

1999年前，我聽說許多朋友紛紛換筆、上網。我以年老遲鈍為藉口，自暴自棄，我是個“殘廢”，在食指和與食指相連的手背上，開過好多好多刀，這個手指就不能彎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標。

直到1999年7月，考慮到新世紀即將來臨，才宣佈“我要現代化了”。過了 一年我決心換筆，一隻手抓住移動鼠標，另一隻摁鼠標左側和打鍵盤。直到現在我是這樣用電腦寫文章、寫信，好幾本書我就這樣在電腦上“寫出來了”。

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開通“于光遠網站”，對我的治學能起很好的作用。

八、讓友人得知本人狀況

我想做的工作很多，同時我又是個退下來的人，因此我的工作就要靠朋友們幫助。中國江湖上有一句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不過我本人已經87，父母早已去世，這話也就改成“在家靠老伴，工作靠朋友”。

我想要取得別人的幫助就要使別人知道我的工作狀況，知道我都打算幹什麼，打算怎樣幹。我取得朋友們的幫助，也有兩種情況：有一種是我去找，有一種是朋友們主動給我幫助。

九、每年出一個新花樣

過去有幾年我把一年提出幾個新學科作為一種研究學問的目標也是研究學問的方法，為此我還給學科下了個定義，說一個學科就是包括基礎研究在內的對某一個領域作出的系統研究。我把“提出”一個新學科——僅僅提出，不包括作進一步研究看作自己的研究成果。道理很簡單要論證這門學科的成立本身就要花時間下工夫研究。儘管對這個新學科來說只是開了個頭，用研究來開一個頭，理所當然本身就是研究。

我是一個“發起家”。“發起家”者，本人對所發起的事並不自己去做， 如果一個人發起的自己一定要做他就發起不了很多的事，這個人也就算不了什麼發起家了。這幾年我又把一年出一個工作上的新花樣作為我的治學方法。

十、掌握“思想開路、人才決定、組織保證、金錢後盾”的工作規律

前幾年我有一個“發現”，是關於作成一件事通常必須遵守的規律，這規律我概括成四句話：思想開路、人才決定、組織保證、金錢後盾。

“思想開路”，說的是要求有好的工作思想、好的指導思想來開闢工作， 認為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人才決定”，說的是要十分重視人才的決定性的作用。 “組織保證”，說的是一切需要多人一起工作的事，都要做好組織工作。 “金錢後盾”，說的是今天沒有錢什麼事都辦不成。

十一、俗事雅說

多年前戈揚主持《新觀察》編務時，她的助手鄭仲兵提出，在那個刊物上可以提倡發表“俗事雅說”和“雅事俗說”的文章。其實我常這麼做。

我曾到南京的新華書店簽名賣書，賣的書是兩種，一種是《于光遠短論集》。其中收入我從1977年到2001年寫的短論，按時間編，四卷二百多萬字。另一種是《吃喝玩—生活與經濟》，那就是“俗事雅說”的作品。“吃喝玩樂”應該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事情。我把這樂字去掉了，剩下“吃喝玩”三字也還是俗事。這本書，我特別加了一個副標題“生活與經濟”，講了我對關心人們的生活和獲得經濟效益之間的關係。我在書中表示我主張應該把生活放在前頭，經濟放在後面。我是個經濟學家，我說應該這麼說才對。當然“吃喝玩”也是經濟行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屬於經濟。我這裡講的經濟，指的是人們講的經濟效益。我在這本書裡就對有一個時期媒體上天天講假日經濟有了看法當然賺錢這件事我是不會反對的，我好歹是個經濟學家。但是我認為你要為生活服務得好，你得到的經濟效果一定會更好；你腦袋老想經濟效益，卻不著重為生活服務，那不行。

關於旅遊，現在人們常常只講旅遊業，不著重講旅遊生活。什麼叫旅遊?旅遊的定義是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它的特點是異地性、休閒性和享樂性。旅遊的心理是求知、求新、求美，求得一個美好的回憶。什麼叫旅遊業?旅遊業是一種具有濃厚文化色彩的經濟事業，也是具有濃厚經濟色彩的文化事業。這些都是我在這本書裡“俗事雅說”的內容。在簽名賣書時這本《吃喝玩》賣得很多就是因為它是“俗事雅說”。

十二、考慮選題的經濟學

有一年我在山東東營，說：如果要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間選擇其一，我寧肯多做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對黃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視。

最近我寫了一篇《眾口爭說WTO》，稿子寫好之後，《北京日報》向我約稿就給了他們（編輯部把文章的題目改成《英特納雄內爾和全球化》我認為改得不錯）。這表明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眾口爭說的產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為貴”的原則選的題目。

總的來說，選題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寫出來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時刊出，看到的人比較多。“信息經濟”就講求爭奪眼球。

從研究領域來說也有選擇問題。經濟學方面的文章，我當然要寫。可是經濟學家太多了，物以稀為貴，就是被稱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經濟學家在一定意義下就是還不那麼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著叫他什麼著名經濟學家，因此還是叫我教育學家讓我高興。

十三、研究成果不妨先寫隨筆發表

科學研究成果通常以議論的形式發表。在長期科學研究的實踐中。論文已形成某種格式，要求確切地表述研究後作出的結論，寫清楚自己的諸論點和它們的有力根據。論據的力量在於資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嚴格邏輯的要求。這在自然科學中更加重規。但是寫成這樣的論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覺得可以先寫成隨筆發表。自然科學家一般不願意這樣做，自然科學方面的學報原則也不登隨筆，它不是論文，就沒有論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論文的權利。你可以從早發表得到很大好處。

十四、不要瞧不起故紙堆

家裡保存的亂七八槽的資料可以稱之為故紙堆。我曾寫過一篇題為《不要瞧不起故紙堆》的文章，因種種原因這篇文章至今沒有拿出去發表，也沒有收進我的集子。本身成了故紙堆裡的東西，不過“不要瞧不起故紙堆”這句話我卻記得很牢了。

說是故紙堆其實它們的性質是很不一樣的，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我當時做的記錄。1997年和1998年我見鄧小平作的記錄，就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在故紙堆裡還有一種是我動過手、用過腦的、在紙上留下來的思想資料，其中包括我寫的還沒有發表的書稿或完整的文章稿子，也許不用花很多時間改改就可以拿出去發表。

故紙堆中還包括只寫了半篇的、甚至只開了個頭的文章草稿，包括當時只是為了備忘而寫的幾張紙。這些東西因為是經過我的手、眼、腦子的東西常常可以喚起過去的回憶，結合今天的情況，產生新的思想和寫作的衝動，對我有用。

我還有一個這樣的治學經驗，那就是保存自己的半成品，以便有時利用這些半成品來製作成文章。我說的半成品不僅是還沒發表的書稿或完整的文章稿子，也包括散頁和片言隻語。

十五、溫故求新

中國有一句老話“溫故知新”。這話我贊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賓館。一天去嘉定開會。會後回衡山時有兩個青年搭我坐的便車到市內。路上走的時間很長。一路上我給他們講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最後車到衡山時，這兩個青年要我寫幾個字作為臨別贈言。我就寫：“青年人夢想多。老年人故事多。老年人可以講對青年人有益的故事。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了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

“溫故知新”這句老話還是要，但是要發展，應該再加上一句“溫故求新”。 對“求新”這一點應該更積極更自覺，要努力去求。

十六、樂在創造中，樂在自由中

“我的勞動是自由生命的體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馬克思這句話表明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創造的生活。羅曼羅蘭說：“惟有創造才是快樂，但是沒有自由又怎能創造呢?”我說一個人的內心活動本質上是他人無法干預的完全自由的領域，但也有人不敢享用這個自由。因此首先克服這個領域內的自我禁錮顯得特別重要。我們取得政權以後有了兩部機器，一部是國家機器，另一部是經濟機器。有了機器，就要有開機器的人。開機器的人就是“官”。我們需要有不少人去當官，但是共產黨一定還要有不開機器的，即不是當官的人。這種人不是“官”，1982年，我從“官”的位子上退下來了，我不是再做開機器的人了。但我還是共產黨人，我有推動社會前進的神聖責任。我要在群眾當中，站在群眾前面，和群眾一起爭取民主，爭取群眾自身的權利。我和那些“官”， 那些開國家機器、開經濟機器的人分工。我們各做各的事，互相呼應，互相配合，共同為我們黨的事業奮鬥。

我這麼說了，也就這麼做了。時間過的真快。從1982年我退下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中，我做的工作，在工作中收到的成效，比以前我擔任“官職”時多得多。我非常滿意。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呢?那是因為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自由度大，從事創作的空間也就大，在創造性的勞動中獲得的樂趣就多。當然我對之並不完全滿意，甚至很不滿意。

上面我寫了治學方法十六條。的確沒有什麼邏輯性，內在的、外在的邏輯性都不講求。而且這只是“我的治學方法”，我的治學方法有一些可能對別人有用，但是有不少恐怕只對我自己有用。

還有一些方法，如我常常把講話和治學結合在一起，我一面講一面思考， 讓我的思想成為一匹脫韁的馬到處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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