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地產市的分水嶺大概有三次，1998年以前的福利分房時代 ：“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是福利分房的典型特徵。那個時候的人們並不擔心沒有房子住，只是時間長短、房屋面積的大小問題。我們以為排隊等待就能分到一套房子，隨著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掛（賣方決定市場）等一系列制度創新，這場起始於1980年代後期“土地財政”得已不斷完善。正式開啟了商品房時代，當時，依靠農業部門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積累的模式已難以為繼。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被迫仿效香港，嘗試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從此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獨特道路。這就是後來廣受詬病的“土地財政”。2017年開始，共有產權、租售同權、長租房等成為新的熱詞。繼而開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三篇章：租房時代。
解決住房的途徑越來越多，而相應的居住的標準實際上是在不斷下降的。住得越來越遠，擁有的人均綠地和空間越來越小，同時，作為每一個個體，要付出更長時間更多收入來獲得一個住的地方。
美國房地產數據庫Zillow一份最新報告顯示，2017年美國約有4300萬租房者，他們在租房上花費4856億美元，比去年增加49億美元，創歷史紀錄。去年，租房者的平均家庭支出接近11300美元，紐約和洛杉磯的租金最高。美國人的房租負擔已經上升至歷史新高，以千禧一代（18-29歲）為例，與2000年相比，他們收入水平實際在下降，但房租支出卻增加了75%。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2017年，以中鐵等國企巨頭、有萬科為代表的房企大佬、有鏈家為代表的中介服務商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勢力，紛紛殺入租賃市場，開啟形態各異的長租房域競爭。不過，不要高興得太早。這些企業的介入租賃市場並不是要給租房的人群送來什麼福音。而是賺錢。或許是更多的錢。
高房價的連帶效應產生一個新的市場，《福布斯》雜誌指出，高房租和高房價之間有著密切關係。雖然租金沒有像房價一樣上漲那麼多，但往往會吸引那些本想買房卻被高房價嚇退的人。這實際上導致了租賃市場的畸形發展——
更富有的租戶直接與收入較低的租戶競爭，並造成許多地區過度擁擠。以深圳為例，深圳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000萬，80%的人租房居住。全市1040萬套住房中，70%的房子在出租。73.8%的城中村住房租金在2000元以內，26.1%的租金水平在1000元以內。為這些人本來也不會成為所謂長租房的潛在客群，一方面長租公寓不可能在價格上會給城中村的租賃住房的價格形成壓力，另一方面，居住在城中村的租戶也不太可能願意花更多的錢租這樣的公寓。生存空間的競爭從買房燒到租房。如果你連租房都有壓力，沒關係，還有“按居貸”，要薅你的羊毛，誰都跑不了。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引發美國的房價暴跌，但也並沒有讓美國人感到住房體驗更好，年輕一代的租房者已經越來越不可能存到購房首付款了，部分人因為房租壓力開始外遷。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識到買房對於培養財務意識（資產價值的理解、對沖房租上漲的能力）的重要性。即便美國對房地產課以重稅，依然沒有遏制經濟復甦下房價的上漲態勢。所以期待房產稅成為調節房價的長效機制的朋友們也可以洗洗睡了。決定商品價格的是商品本身及供求關係。而稅收的本質是對私人利益的侵佔，而直接稅在這個意義的理解上更明顯。2006年1月1日我國廢除《農業稅條例》，正式取消了農業，中國交了幾千年的“皇糧”於現代終結，可以說是德政，同時本根原因也很簡單，收稅的技術性成本高於稅收本身，同時也是造成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樣，長租房也並不是解決房價高企的長效機制，發達國家如美英法德尚且有半數的人租房，那些號稱房子可以是租來的，而幸福不是租來的人們，只是已經買不起房了而已。長租房的推出本質上是承認房價高企，未來我們註定會有一部分人只能一輩子租房。真正的長效機制也許就是我們的收入增長跟上或超過房價的漲幅，成為每個城市裡那1%的人選。努力工作的目的，也就是爭取在這塊土地上擁有一個署自己名字的房子，也算是福澤後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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