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華盛頓(1732—1799年)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他自1789至1797年連續兩次任美國總統，在美國曆史上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領導獨立戰爭並取得了勝利；組建了第一個合眾國政-府，確立了國家信譽。在他執政期間，促進了海上貿易發展，收回了在聯邦時期被侵佔的領土，平息了少數白人叛亂，制定了影響深遠的土地政策，並使國內出現和平，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明顯提高。他在國-民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但是，在他第二任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仍有推舉他繼續擔任總統的客觀可能，且憲法上也沒有限制，他不以功臣自居，斷然拒絕竟選第三任總統，並於1796年9月發表了著名的《告別詞》，說服國會，告訴國民，詳細闡述他對治理聯邦的見解。
對於華盛頓這一出人意料舉動的真實原因，國內外許多歷史學家已進行了長期的探討和研究，但迄今仍然眾說紛壇，沒有確切結論。原因是華盛頓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他卸任以後，返回他心愛的維爾農山莊時，都沒有明確表露過心跡。儘管如此，歷史學家們還是根據華盛頓的生平經歷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以探究華盛頓拒任的原委。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華盛頓擔心會捲入激烈的黨派鬥爭，因而不想繼續從政。當時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激烈的黨派鬥爭，華盛頓本人也覺察到選民中日益增長的憂慮情緒，因此在其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呼籲團結，反對黨派鬥爭，反對其他分裂勢力。華盛頓在其《告別詞》中尖銳地指出了各種分裂的傾向：政客們施展手法，歪曲“其他地區的意見和目的”，以求在自己本地區內獲得影響；形成各種聯合團體以便謀取凌駕或控制合法的當局；一種“根源在於人心中最強烈的激情的黨派精神起了有害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黨派鬥爭中他雖然長期一直保持中立，但在其第二任總統的後期，他失去了非黨派的立場，而成為聯邦黨人。在這種形勢下，他中斷他的從政生涯看來是一個開明政治家的最好選擇了。在這一點上，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翰。A.卡銳蒂說得更為乾脆。他說：“他存心以它(指《告別詞》)來冷卻政治慾望。用一個聯邦黨人國會議員的話來說，人民把它(也指《告別詞》)當作一個信號，象摘帽子一樣，因為競爭即將開始。“
另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輿論的攻擊對華盛頓作出拒絕連任第三往總統的決定起了主要影響。英國一位歷史學家則說得比較明確。他說：“由於想要空閒，由於感到體力衰退和受到反對派的謾罵而氣餒，華盛頓拒絕接受要他擔任第三任總統的要求。
美國許多歷史和政治學家，也持有與此大同小異的看法。隨著黨派鬥爭的加劇，輿論界的鬥爭也愈演愈烈。在兩派報刊互相攻訐的同時，華盛頓在其第二任總統期間，也受到反對派的無情攻擊；這種攻擊如此激烈，以致弄得他心力交瘁，十分難受。他被指責為“偽君子”、“愷撒”，說他藐視公眾。當他提出不連任第三任總統時，許多雜誌在其頭版頭條中，還把他的舉動稱為“惡毒的謊言”。費城的《曙光報》在華盛頓告退的次日宣稱：“這一天應成為合眾國的紀念日，……因為，原是我國一切災難根源的那個人，今天已降到與他同胞們的平等地位。”
華盛頓在其執政末年所受到的輿論攻擊，幾乎使他難以忍受。他在1797年3月2 日寫道：“我現在把自己比作要尋找一個休息之處，並正在屈身倚伏其上的疲憊旅客。但是，人們聽任你安安靜靜地這樣工作，這未免太過分了，非某些人所能忍受。”史學家們認為，綜合上述考據就是華盛頓不想再連任第三任總統的理由了。 嚴格說來，上述兩種意見是密切相關的。究竟哪一種在華盛頓的思想深處占主導地位，併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仍然不夠明確。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促使華盛頓不想再繼續擔任總統之職，例如華盛頓本人是否對“權力慾”淡薄，也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不管怎樣，華盛頓不顧公眾的壓力，堅決拒絕連任第三任國家總統，從而創立了美國總統兩任傳統之舉，是有深遠影響和意義的。如前文提到的，美國憲法原本沒有對總統連任問題作出規定。華盛頓創立的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第三任總統為止。1947年國會鑑於總統權力不斷擴大和有可能形成終身制的趨勢，決然制定了第二十二條憲法修正案，即“任何人不得任總統之職兩屆以上”，該修正案於1951年正式批准實行，從而又恢復了華盛頓創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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