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上“士”和“农”相配合的理想，这在古代《管子》书中已提到。
汉代士人，大体由农村出身。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因此士的一流，也只有从农民中产生。
中国人一向爱多子女，这也不尽在乎某一种的宗教观念。如一家有三子，由两子种地，让另一子读书报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往往一个农民家庭，勤俭起家，留一个儿子读书进入士流，报考当官，得机会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购地造屋，退休做乡绅。
但乡绅子弟，往往经久了又不能上进，两三代后又衰败了，回到农民耕田的本分。而在农村里又有另一批新的优秀分子平地拔起，报考做官，取而代之。
如此循环不绝，所谓“耕读传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属此情形。只许农民投考，不许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只许做官人购地造屋，不许做官人开店设厂、兼营工商。因此做官人只能成为一富人，却不能成为一资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远地在更替流转，不能累积成大富。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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