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俢史，着眼于兴衰。《国史大纲》完成之日，正值与日寇决战之际，山河国运悬于一线。钱穆先生避难昆明岩泉寺，修国史以续民族香火。“中华民族何以至今日境地？”士子阶层的自省横贯本书始末。古人云：“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就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千年不亡的原因。史不亡，国不亡。国不亡，天下亦不亡。
自学成才
无锡春秋时为吴都梅里地，秦汉置无锡县，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无锡北依长江，南频太湖，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仅民国时期就为中国培养出了钱穆、钱钟书、周培源、刘半农等多位大师。由于种种原因，钱穆在大陆并不广为人知，但其著作却是国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1895年，钱穆出生在江苏无锡县。六岁时入私塾读书，十一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却恰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只得辍学回家，在自己家乡担任小学教员，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钱穆曾以未进入高等学府为憾，但日后却成为北大、清华、燕大等名校教授。
在家乡教学期间，钱穆自学中国古代史，侧重于考据古人事迹。1930年，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举成名。经同乡顾颉刚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在北平八年，钱时常在北大、清华兼课，与学术友人时相切磋。如果说人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节点，那么进京讲学则是钱穆生命的重要转折。
再修国史
三百年前，明朝士大夫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三百年后，日本侵华，中国士子阶层，亦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第一次提出写国史的是清华长衫美男子陈梦家。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之后陈又多次提及，钱采用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再考虑。
抗战后，国军一溃千里。国民党采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布局，迁都重庆。北大、清华、南开也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大，在昆明重新建校。中日军力悬殊，前线节节败退，国内弥漫着一种亡国论。钱穆开始重新思考撰写通史一事。最后下定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采用绵延的手法叙述中国历史，用以激发民族自信，鼓舞抗战士气。钱穆首先刊文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民无法、无权”等观点，主张对历史应充满温情与敬意。
钱穆坚持独立的历史观。《国史大纲》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洪杨之乱，国民党出于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对太平天国运动一直隐恶扬善，所以重庆当局审查时，责令钱更改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但钱从保护传统文化和客观事实的角度，坚持己见。最后重庆当局只得妥协。
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后，事情繁杂，通史的撰写进展缓慢。1938年春，钱穆结识宜良县县长，县长推荐其去岩泉寺潜心著书。这一日，岩泉寺方丈得知有贵客降临，一大早便在门口迎候。入寺后，钱被安顿在寺中左侧的一座小楼，上下各两层三间。前有一院，四周遍植矮树花草。环境清幽、古朴干净。钱甚是满意，更重要的是小楼偏僻，游人所不至。国学大师陈寅恪造访后曾惊呼：然使我一人在此，非神经不可。
从此晨钟暮鼓，钱穆开始笔耕不辍的写书。这一消息本事保密，最终还是被一些仰慕者打听到。西南联大的学生就多次来邀请先生回校演讲，均被著书为由拒绝。钱穆晚年回忆起岩泉寺的隐居时光，充满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国史大纲》就已完稿，由此可见钱穆的苦学之力。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报考清华时，有一道题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唯有他得了满分。钱伟长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底，得益于幼时四叔钱穆的悉心教导。叔侄感情深厚，1994年，已值85岁高龄的钱伟长重游岩泉寺，在四叔著书处停驻良久，并题下“岩坚泉清，宜结良缘”八字。
1939年夏，钱穆带着《国史大纲》手稿远赴香港，交付商务印书馆印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临行前钱穆嘱托出版家王云五尽快出版。匆匆出书不符合钱穆的惯例，但战争局势不明朗，让他不得不将《国史大纲》尽早发行。
《国史大纲》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被公推为中国通史中的最佳著作。国民政府将其定为大学历史必修教材。《国史大纲》集各种赞赏于一身，自然也有不认同者。闻一多就曾在报纸上公开骂他“冥顽不灵”，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去其遇难处凭吊。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在回忆中说：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太深厚了，只看到他美好的一面，而对他不怎么美好的一面绝口不谈。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执此观点，内战后，蒋远走他乡。多年之后，钱去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还耿耿于怀：先生的《国史大纲》我读了五遍，似乎书中说古代的优点太多，缺点太少。钱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的地方？蒋答：没有。“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点头称是。这个回应也是其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情有独钟。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学校的M楼、S楼缺乏中国文化，建议改用中国名字。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将S楼改为适楼。至于校园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位“未名湖”，后成为北大的象征。
先生一去
内战结束后，钱穆远去香港办学。1950年，创建新亚书院。后定居台北，蒋介石为体现礼贤下士，将“素书楼”赠予钱穆，并多次嘱托蒋经国以师相待。钱穆一生远离政治，晚年更是如此，在素书楼深居简出。84岁时，突然双目失明，靠口述完成另一巨著，谦称《晚学盲言》。《晚学盲言》是先生最后之作，旨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点。代表着钱学最后进阶之大境。
在漫长的百年风雨中，先生一生可归结为两件事，前半生在证明中国不会亡，后半生在证明中国能复兴。虽不谙政事，但其宣扬的传统文化早已成为台独分子的眼中钉。1990年6月，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等人诬告钱穆非法占有政府用地，先生愤而搬离素书楼，两月后郁郁而终。后素书楼改建为钱穆纪念馆，陈水扁向钱穆夫人胡美琦女士道歉，胡愤慨地说：宁愿为死人建纪念馆，也不让活人居住。
先生一去，带走的是一个时代，标志着士子阶层在中国的彻底消亡。最终先生的骨灰被撒入“生于斯，长于斯”的茫茫太湖，似乎也预示着中华文化的必然回归。不管未来时代怎样的变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先生的书生报国之情，不应该忘记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先生以一己之力延续着民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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