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按例，各府縣獄中，重犯均要戴上腳鐐手銬，脖子加套重枷。鴉片戰爭之後，吏治益敗，獄規不嚴。每逢重犯入獄，獄卒們都要勒索賄賂，漸漸形成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無論罪行如何嚴重，只要交足“例規費”，除州縣典史巡察監獄之時，其它時間犯人可不用穿戴刑具。州縣官員也都知道這種情況，不過不出事，誰也不深究。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廣東某縣縣令初到任所，想查察獄中積弊。一天他屏退隨從，身著便服，突然獨自進入重犯牢房。幾百個犯人發現他是現任知縣後，非常高興：“你來得正好（汝來甚善）。”一擁而上，將他掀翻在地，綁得結結實實，然後宣告：“知縣大人若想出獄，須將我等一百多號人全部釋放。如誰想用武力強行搶奪，我們就先掐死縣官。反正遲早是死，與其束手待斃，不如與知縣死在一起。”幾個獄卒想探清情況，也被犯人們拖入牢裡，捆作一團。
牢外給知縣送的飯菜，都由犯人們傳遞而入；犯人們的口糧若不及時送上，他們就先斷絕知縣的飯食。縣衙的幕僚役吏都束手無策。掌管監獄的典史站在獄門外，起初委婉勸諭，繼而苦苦哀祈，只求放出知縣，犯人們根本就不予理睬。
典史無奈，只得如實上報府衙。知府大驚，親自趕往該縣，站在牢外勸撫：“知縣大人自到任後，並沒有虐待你們，你們被捕入獄，都是前任知縣辦的案，如今若將現任縣令置於死地，你們的罪名就更重，哪有僥倖活命的可能？不如趕快將縣令放出，你們之中如有冤情，本官定為你們盡力平反，秉公而斷；即便確實犯了重罪的，也一定設法轉圜，力求從輕處理。本官決不會說空話欺騙你們。”
犯人們毫不客氣：“不必囉嗦，今日我等與知縣大人坐牢則一同坐牢，出獄則一同出獄，死也要死在一處。”知府語塞，徘徊獄外，束手無策。如此相持十幾天，知府擔心縣令萬一死於獄中，釀成重案，各級同僚都會受到參處，不得已暗中派人飛馳稟告廣東巡撫，請巡撫調撥兩營士卒聽用。
待一切佈置妥當後，知府應了犯人們的要求，準備將他們全部釋放。囚犯們又提出條件：“必須讓知縣大人與我們同行至五十里外的山頭時，才能釋放他。”知府也一口應允。牢門打開後，一百多個重犯們歡呼而出，將知縣與獄卒裹脅中間，直向所言山頭奔去。
知府率領少數吏衙緊隨其後，抵達目的山頭，犯人們放了知縣和其他人質，便要分道四散而逃，不想官兵們“伏隘以待，四面兜圍”。一百多重犯除三人趁亂逃脫外，其餘的悉數被擒。
這些重犯被知府和縣令押回縣城後，“盡法懲治，加以酷刑”，當場死於棍棒下的就有二十幾人；倖存的則全部從重擬罪，剋期處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光緒獄變”案。
我們分析此案，吏治敗壞、獄規廢弛，當是根本原因，而縣令輕蹈險地則成了獄變的導火線。人犯則身陷絕境，視縣令為奇貨，不為官方威脅利誘所動，決死求活，連連得手，直至獄開而出，幾獲全勝，然百密一疏，終究難逃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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