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按例，各府县狱中，重犯均要戴上脚镣手铐，脖子加套重枷。鸦片战争之后，吏治益败，狱规不严。每逢重犯入狱，狱卒们都要勒索贿赂，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罪行如何严重，只要交足“例规费”，除州县典史巡察监狱之时，其它时间犯人可不用穿戴刑具。州县官员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不过不出事，谁也不深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广东某县县令初到任所，想查察狱中积弊。一天他屏退随从，身着便服，突然独自进入重犯牢房。几百个犯人发现他是现任知县后，非常高兴：“你来得正好（汝来甚善）。”一拥而上，将他掀翻在地，绑得结结实实，然后宣告：“知县大人若想出狱，须将我等一百多号人全部释放。如谁想用武力强行抢夺，我们就先掐死县官。反正迟早是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与知县死在一起。”几个狱卒想探清情况，也被犯人们拖入牢里，捆作一团。
牢外给知县送的饭菜，都由犯人们传递而入；犯人们的口粮若不及时送上，他们就先断绝知县的饭食。县衙的幕僚役吏都束手无策。掌管监狱的典史站在狱门外，起初委婉劝谕，继而苦苦哀祈，只求放出知县，犯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
典史无奈，只得如实上报府衙。知府大惊，亲自赶往该县，站在牢外劝抚：“知县大人自到任后，并没有虐待你们，你们被捕入狱，都是前任知县办的案，如今若将现任县令置于死地，你们的罪名就更重，哪有侥幸活命的可能？不如赶快将县令放出，你们之中如有冤情，本官定为你们尽力平反，秉公而断；即便确实犯了重罪的，也一定设法转圜，力求从轻处理。本官决不会说空话欺骗你们。”
犯人们毫不客气：“不必啰嗦，今日我等与知县大人坐牢则一同坐牢，出狱则一同出狱，死也要死在一处。”知府语塞，徘徊狱外，束手无策。如此相持十几天，知府担心县令万一死于狱中，酿成重案，各级同僚都会受到参处，不得已暗中派人飞驰禀告广东巡抚，请巡抚调拨两营士卒听用。
待一切布置妥当后，知府应了犯人们的要求，准备将他们全部释放。囚犯们又提出条件：“必须让知县大人与我们同行至五十里外的山头时，才能释放他。”知府也一口应允。牢门打开后，一百多个重犯们欢呼而出，将知县与狱卒裹胁中间，直向所言山头奔去。
知府率领少数吏衙紧随其后，抵达目的山头，犯人们放了知县和其他人质，便要分道四散而逃，不想官兵们“伏隘以待，四面兜围”。一百多重犯除三人趁乱逃脱外，其余的悉数被擒。
这些重犯被知府和县令押回县城后，“尽法惩治，加以酷刑”，当场死于棍棒下的就有二十几人；幸存的则全部从重拟罪，克期处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光绪狱变”案。
我们分析此案，吏治败坏、狱规废弛，当是根本原因，而县令轻蹈险地则成了狱变的导火线。人犯则身陷绝境，视县令为奇货，不为官方威胁利诱所动，决死求活，连连得手，直至狱开而出，几获全胜，然百密一疏，终究难逃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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