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第一頁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別的事情時，卻想到要做一本誰都讀不懂的書。這想法讓我激動，這種激動是那種只有自己身體才能感覺到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想到這件事仍然很激動。連續許多天都如此。幾個月過去了還是這樣。而每次激動，思維也跟著激動起來，不斷地為這個想法附加各種意義，它的“重要性”，在還沒有動手之前，就被放大了。可以肯定了！這將是一個值得全力以赴的事情。當時我必須完成研究生畢業創作。次年七月，完成畢業展之後，我馬上轉到這本“書”的創作中。
我對做這本書有幾點想法，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一，這本書不具備作為書的本質，所有內容是被抽空的，但它非常像書。二，這本書的完成途徑，必須是一個“真正的書”的過程。三，這本書的每一個細節，每道工序必須精準、嚴格、一絲不苟。
我相信，這件作品的命運，取決於整個製作過程的態度，假戲真做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藝術的力度就會出現。“認真的態度”在這件作品中，是屬於藝術語彙和材料的一部分。
我希望這本書看上去不是素人所為，而是有知識依據的。每個細節的決定，都是有講究的，因為這本來是一個沒學問的人的舉動。這特別反映了我一直以來對知識進不去又出不來的敬畏之感。越是這樣，我越希望它更像一部精典，最好是宋版的風格，是正裝出席的，這樣，能幫它裝扮出很有文化的感覺。面對它，是要屏住呼吸、不可大聲喧譁的；要把手先洗乾淨或要準備白手套的。製作，必須是手工刻制、印刷的。印出來的東西，在習慣上是正式的；是要認真對待的；是和真理有關的。
學版畫的我，很知道“複數性”和印刷的力量。字體，我考慮用宋體。宋體也叫“官體”，通常用於重要文件和嚴肅的事情，是最沒有個人情緒指向的、最正派的字體。
《地書》第一頁
原則明確了，便開始了準備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庫，把線裝書的知識弄清楚。由於母親工作的關係，我被介紹給書庫主任。主任問：“你要看哪方面的？”我說：“看最古老的和大開本的。”他說：“那多得很，出納怎麼給你提？”我事先買過一套文物出版社的《中國版刻圖錄》，我說了一兩個書名，但也許都不是最老和大開本的。他把我轉給出納，說：“這是楊老師的孩子，他想看什麼就讓他看吧。”他一定是看出我並沒有明確的領域，又像是什麼都要看。書來了，我裝作很懂版本學的樣子，看上去像個研究方向清楚的學者，嚴肅認真地翻開每一頁，並做著筆記，與邊上的其他老師沒什麼區別，只是換書的頻率比他們快很多。
幾天過去了，可怎麼也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宋版書，但凡宋版都不是宋體，而是楷體。只有到了明版才出現宋體。我對此的分析是：早期刻書，作者或抄書人把書稿交給刻工，刻工按書家風格摳刻出來，不敢走樣，這是刻工的本分。隨著刻書業的盛行，刻工為求速度和行刀便利，逐漸形成了硬邊的宋體風格。這種字體不是由某個人設計出來的，而是由宋至明，歷代刻工創造的，也可說是天成的。臺灣管宋體叫“明體”，也許更準確。稱“宋”是因為從宋代就開始了；叫“明”是說到明代才完善。宋體字是中華審美經驗的結晶之物，看雍正年間“水雲漁屋刻本”和清“乾隆內府刻本”的宋字，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如果世間真有“看在眼裡拔不出來”這回事就好了。
我不能用楷體，因為任何楷體都帶著書寫者個人風格，風格是一種信息，既有內容，就違背了《天書》“抽空”的原則。我決定使用略微偏扁的宋體，扁會融進些漢隸之感，但不能過，有一點感覺就夠。但版式應該參照宋版。宋書行少、字大而密、魚尾偏上、版心飽滿。我反覆調解這些因素，找到在我的書中合適的關係。
在圖書館泡了一陣子後，我對版本學產生了興趣。有一段時間感覺極好。那時，如果誰遞給我一個古本，我可以準確斷代，像靈驗的算命先生。
我這個業餘版本愛好者，時有自己的“發現”和觀點。當我一眼就能分辨哪些是活字、哪些是整版印刷後，我驚訝地發現：雖然中國人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在實際的印書業中，並沒有被廣泛使用。我的觀點是：活字印刷並不適合漢字體系，而更適合拼音文字。所以這一技術很快被歐洲人所用，中文排版要從幾千字中找出想要的那個字，光這一點就夠費力了。另外，排字工必須識字，即使這樣，一頁書稿排下來也難免有誤。校對又是一道工序，哪怕只漏一個字，整段都要重來。最主要原因，是市場決定的。活字印書，排、校、改、拆、一頁頁地搞，拖的時間長。
而整版的優勢在於：保存一套完整書板。如果明天就要出書，今天，一百個印工，一百塊版，同時動手，是趕得出來的，且正確無誤。最後一點，是我個人實踐所得：把那麼多活字木塊切割成可用的精度，幾乎是不可能的。這隻有上過手的人才深諳此道。所以當倫敦“寒山堂”主人馮德寶（Christer von der Burg）先生得知《天書》是用活字印出來的時，他驚訝地脫口而出：“you are a genius!”(你是天才！)我想，我折騰活字的經歷，說我是“勞模”更對。我只能使用活字，否則，這本書一輩子也別想弄完。
我開始準備活字用的木塊。我反覆計算了字塊應該的大小。我找來鋸和刻版畫用的梨木板，在宿舍動起手來。我急於開始，我沒有耐心去找有電鋸的地方。光想沒有用，只要動手，就在向最後的結果接近。
但開始動手，真正的問題就來了，這是整個過程中最難的；也是活字印刷術最難的事情，不知道古人是怎麼解決的。要把每個字塊的六面鋸成絕對的90°，是很難的。看起來整齊的木塊，一旦在字盤中被擠緊，面上一定是高低不平的。我用砂紙把表面磨平，可當我把它們打散再重組起來時，它們還是七拱八翹的。我再次磨平，也無效。其實，刻字面是否平整，是由其它五面決定的，每一面必須確保嚴格的90°。我決心把其它幾面都磨一遍。幾天時間裡，小屋粉塵飛揚。我努力地做著，期盼著可以動刀的時刻。但精心打磨了一輪後，再回到刻字面時還是老樣子。現在我知道了問題所在：一方木塊兒的六個面是互為依據的，但它們在空間中始終沒有一個面是正確的。無奈，只能印時再說了，我必須儘快動刀。
我是學版畫的，但我們學的完全是西方現代版畫這一套，與中國傳統刻版是兩回事。要了解這套技術，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榮寶齋找刻工師傅。我被中間人介紹給一位中年師傅，他希望去家裡見面，而不是榮寶齋工房。見面是在一箇中午，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師傅和他妻子在20分鐘內就把餃子做好了，招待我們。手藝人就是心靈手巧，這讓我佩服得很。對從南方來的我家人，如果決定包一次餃子，幾乎是需要多次討論和全家分工，然後折騰一天才能吃上的事情。那天最大的收穫是知道了：他幫不了我。因為刻書與水印木刻是兩套事情。刀是一樣的，這種“把刀”在市面上是買不到的。師傅同意借給我一把，回去照著自制。在北方是找不到刻書師傅了，只能自己想辦法。
我決定造四千多個假字，因為出現在日常讀物上的字是四千左右。也就是說，誰掌握四千以上的字就可以閱讀，就是知識分子。我要求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漢字而不是漢字，這就必須在內在規律上符合漢字的構字規律。為了讓這些字在筆畫疏密，出現頻率上更像一頁真的文字，我依照《康熙字典》筆畫從少到多的序例關係，平行對位地編造我的字。這本字典是我爸從老家帶出來，並留存至今唯一的東西。書上有個名章“徐正真印”，一定是徐家祖上的一個人。
讓這些字更像“它們自己”的關鍵一步，是利用字的本性。漢字是由一些表示世界的基本要素的符號組成，我把一個類似“山”的符號，與一個類似“水”的符號拼在一起，你一定會說這個字是表示自然的；如果我把“工”與“刀”部拼在一起，你一定知道這個字是說人造物的。這讓你自己首先相信，明明有這個字。這就像你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卻叫不出他的名字。這讓我的這些假字，比起古字典中那些已經死掉的真字更像真字。
到現在還不能動刀，把字稿轉到木塊兒上，也是一道工序。傳統方法是：先將字稿正面扣貼在木板上，待幹後，再把紙弄溼，用拇指將宣紙表層紙漿搓去，直到薄如蟬翼，可透出墨稿清晰的圖像。刻工連紙帶木一起刻下去，準確無誤。但我並沒有按照正宗的方法，覺得有點太麻煩。我不必如此，因為我是為數不多的自寫自刻的人。刻手決定墨稿，就不存在是否忠實於原稿的事，刻便成為調整的過程。我寫的字稿有楷體成份，經過刀的整理，自然就成了宋體，有點兒像是刻書，從宋到明演變的縮寫版。
我弄了一套自己的辦法：用加鹽的墨汁，將字寫在半透明的硫酸紙上，待幹後，把字稿扣在木塊上，再刷少許水，鹽的返潮性能讓墨溶化。這時用些壓力，字稿會被轉印到木塊上，是反字，印刷出來是正字。
這些準備工作像登場前的儀式，現在終於可以開刻了，這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當時除了在中央美院教授素描課外，我停止了幾乎所有活動，把自己關在小屋裡，開始了刻字的過程。事實上我喜歡這種純手工的、需要花時間的、不費腦力的工作。只滿足原始的、數目累積的興趣。今天比昨天多刻了兩個字，加起來是多少字——這讓我感到充實。是看得見的在接近我的目標，比到處去參加無邊的文化討論，感覺好多了。那種活動參與多了，自己原先有的一點東西似乎也都沒有了。
人生的核心命題是“渡過”，就是如何把時間用掉的能力。
精緻的刀鋒劃開新鮮的木面，每一刀都是一個決定，這是一種與物質的交談，只有我們之間才有的。你面對的是“沒有內容”，所以它不干涉你，思維無邊地遊走，不含多餘的雜念。坐在那裡，空氣已經很充實了，不需要任何音樂。樓道里的喧鬧，全被過濾在這個空間之外。很多人覺得我刻苦耐勞，哪知道我卻享受得很，享受著一種自認為的、封閉的崇高感。在人們忙著排隊買菜、過好生活的時候；在知識界狂熱閱讀、研討的熱潮之外，我卻忙著趕刻連自己也不認識的字。
已經刻有兩千多個字了，我開始試印。十月份中國美術館給我一個展覽檔期。我是年輕藝術家，不想浪費這個機會，也想借此驗證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行為。
我首先印刷那些長卷。我按尺寸做了一個字盤，我愉快地選擇我認為應該的字，放在應該的位置上。我用最土的方法——幾條麻繩，一根小棍，轉幾圈後字盤就被勒緊了。我知道水性墨印不是件容易事，那需要一套特別的技術，在乾溼變化合適的時刻，一揮而就。何況我的版面超大，憑我的“段位”是不可能的。我用我熟悉的油性墨印刷，墨滾子把嶄新的刻板弄髒，真是一種無可挽回的“強暴”。我和助手保全小心、興奮地揭起第一頁，大失所望！比心裡準備的效果還要差，就像一塊不乾淨的舊地板。印痕比什麼都敏感，一點細微處都會反映出來。把字塊兒勒得越緊就越不平。玻璃最平，我找來一塊厚玻璃，把字模頭朝下排在上面，再蓋上一片加熱的膠泥，用滾筒擀壓，膠泥填充在高低不齊的縫隙中。膠泥冷卻後會變硬，再把板子整體翻過來，就可以上墨了。這方法是成功的，卻是麻煩的。白天我和保全一版一版地印，晚上我繼續刻字，刻字是一種休息。
《徐冰版畫藝術展》開幕了，我有意明確是“版畫藝術”，因為我想強調印刷對這件作品的重要。這件作品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鑑——世紀末卷》，那時對“深刻”問題想得特多，才用了這麼個別扭的名字。這作品本身倒有中國文化的堅定感，題目卻受西方方式和當時文化圈風氣的嚴重影響。後來人們都管它叫“天書”，我覺得可以採用。
我在展廳裡製造了一個“文字的空間”，人們被源源不斷的錯誤文字所包圍，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一種倒錯感，讓人們疑慮：是什麼地方不對勁，也許是自己出了問題。我把這些“荒唐”的文字，供奉在神殿般的位置上，它們是有尊嚴的，不再是被世俗濫用的工具。三條長卷從展廳中央垂掛下來，下面擺放著不同形式的“典籍”，有線裝和蝴蝶裝的；有《解字卷》（無意義的字解釋無意義的字），還有一個《中英對照本》（英文也是不能讀的）。這些都是我的試驗，我在為最後要做的那本書尋找最好的形式。
展覽出乎人們的意料，吸引來藝術圈之外的很多人。我的藝術似乎讓某些知識分子更不舒服，一些老教授、老編輯來過多次，這對他們像是有“強迫症”的作用。他們在努力找出哪怕一個真的字，這也許是因為，進入這個空間就與他們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人們議論著《天書》，我卻“失語”。我有一種失落感，我的“自我封閉的崇高感”被稀釋在人群中。傳統的人批判《天書》太前衛，是“鬼打牆”藝術，意思是這種藝術和藝術家思想有問題；新潮藝術家認為《天書》太傳統、太學院。我對爭辯沒有一點興趣，一心想著那本還沒有實現的“書”。經過這一年多的嘗試，我已經清楚這本書應該是什麼樣的，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我重新確定了開本，過去的那套字大了三毫米，我決定重刻一套，反正我也喜歡刻。我打聽到一家工廠有一套進口木工設備，說是最先進的，誤差不超過0.1毫米。我去試。由於我的小號字模只有小拇指尖大小，入鋸和出鋸處的木塊兒還是有誤差。我只能挑出能用的部分，再做些加工，才基本上可以了。我一口氣又刻了兩千多塊，比第一批刻得快多了。這一口氣也快有小一年時間。
這回的書必須是一“本”正經的，不能再用印版畫的油墨這類不地道的方法了。我跑遍了有可能與線裝書有關的機構，經中華書局介紹，找到了一家專門印古籍的廠子，在大興縣睬育鄉韓營村。我帶著嶄新的還散發著木料味道的板子，找到韓營村。來這裡並不方便，坐長途車到一個地方後，再租自行車，騎上兩小時才能到。廠長姓任，是個農民。左右坐著兩個師傅模樣的人，看上去很維護廠長。我把排好的版子拿出來給他們看，師傅拿過來，說：“這是什麼？”我說：“是我自己刻的，都是不認識的字，是藝術的想法。”他說：“這是幹嗎？”我說：“是藝術，先打張樣再說吧。”我急於看到我刻的板被行家印出來的效果。師傅把版子拿走了，沒一會兒，他回來時像變了個人，眼睛放著光，嘴裡反覆說著：“這活兒印的！這活兒印的！”後面跟著幾個工人，廠長也站起來。我看到清晰至極的書頁，亮麗得讓人興奮。
廠長說話了：“是你刻的？”我說：“是。”廠長像嘆氣似地“嘿”了一聲。後來熟了，知道這是他的口頭禪，一有感觸，就先來一聲“嘿”。“嘿，這活你想咋弄呢？”他接受了！是我的手藝“感動了上帝”。他們肯定從來沒有印出過這麼清晰的書頁，因為今天沒什麼人刻書板了，有的都是經過歷代印刷，模糊不清的古版。再好的手藝，也印不出效果來。今人，即使印了一輩子，也趕不上印頭板的機會。在過去，新版開印是件大事，要用朱墨打樣。我當時不懂這些，否則，應該有五套朱墨的《天書》。
這一帶解放前有印書的傳統。文革後國家計劃重印某些線裝古籍，就通過中華書局，把老闆找來，讓這小廠重印。我去時，廠里正在印《大藏經》，這套書板一直藏在北京房山雲居寺。文革時，總理下令重兵把守才保護下來。我去這裡看過，大殿中央黑壓壓的一座由經板堆成的山，每塊板都有一個小條案那麼大，厚如磚頭，兩面刻。廠里人說：“藏經板光運輸就拉了四十卡車，跑了一個多月，完整的一套書就裝一卡車。”後來，每當人們誇讚《天書》的工程和壯觀效果時，我就會想：比起古人，我乾的這點事算什麼。現在的人真是沒有耐心了。
那時，全廠為《大藏經》這套書已經幹了兩年，計劃還要三年才能完工。誰能相信，這麼龐雜浩大的工程，就是由韓營村農民任廠長主持的。繁雜的冊頁序號、版號的歸位，填補漏字、漏頁……他硬是靠自己琢磨弄下來。有時我想：他要是受過教育，不知道會是怎樣不得了的人（那也難說）。我向他學了不少東西。他除了不會刻、印外，對線裝書製作這套事，知道的太多了。
那天打樣出來後，我的威信被確立，廠長馬上帶我參觀工廠。他一路上對幹活的人嘿來嘿去的，提醒著各種細處；全是印書這一行的知識。他順手掀開一摞悶溼的紙查看，用手碰一碰又合回去，自言自語：“嘿，紙就怕著風。”好象悶溼的宣紙會感冒似的。憑我對中國紙的一點了解，我知道他在講什麼：著風不著風與紙溼潤的深度有關；與墨色的潤澤程度有關；與書頁幹後伸縮是否平均有關；也就與活做的好壞有關。
一圈轉下來我發現，廠長是個很和善的人。他確定了兩名照他說是“心細”的女工，專印我的書。一位姓邊，由於姓怪我記住了。另一位是個普通姓，我實在想不起來了。兩個姑娘一印就是兩年。從那以後，我每星期往那兒跑一兩趟，需要就住下。
這書一開印，我就必須把細節最後確定下來，不能再沒完沒了地推敲了。有些地方實在定不下來，就算了，這次只能這樣了，下次有時間再好好做一套。只要是由於時間不能再推敲時，我就會有這樣的念頭；真是一種“完美主義潔癖”的病狀。
這本不能稱為“書”的書，有著作為書的嚴密邏輯和結構：冊序、頁碼、題目、總目、分目、總序、分序、跋文、註釋、眉批以及段落終止，等等；在“沒有內容”中佈滿了“內容”的密碼。我千挑萬選，選出三個我認為最像漢字的“字”，做為總題目。按慣例出現在封面及摺頁處，依次是分冊題目、章節題目，最下面是刻工記號。冊序號和頁碼用“正”字計數法表示；（囗正）（請用天書中的數字），數字五、（囗正一）（請用天書中的數字），數字六。數字有內容嗎？在它們脫離所指和上下文關係時，它們是抽象的。在這本書裡，它們嚴格地“管理”這堆“文字”的起始、順序和範圍，這讓被管理的部分顯得更是空洞。它們把整套書貫穿起來，如果你按目錄的頁碼查找下去，能在分冊中找到你要找的章節題目。這些嚴密的層次，讓看書人獲得一種與翻閱經驗吻合的生理節奏感。
為了讓印工排出這種結構，我把每個字模背面做上標記，表示正面的“內容”，並按實際冊數、頁數做了樣本。樣本里標滿了#॥ಂ等各類符號，看上去像是四冊有關科技的代碼演算簿（它確實是能與《天書》對位的密碼譯本）。印工不需要知道正面的內容，只按符號的引導，把每一個字塊放在應該的位置上。整套書就是這樣印出來的。
那期間，兩位女工一頁一頁地排印，我一頁頁地調整，直到必須開印了，就停止改動。有時，哪怕為一點細處的變動我也會跑一趟。每次去都是騎車過一個小橋，然後沿著一條一側有樹的直路下去，看到一個院子和幾排平房就快到了。樹的顏色從嫩綠、深綠，變到黃、深黃；再變到黑，白；最後又回到嫩綠。四周空曠，顏色變化就很明顯，向你提醒著時間。
《天書》總共印了120套，每套四冊，共604頁。每套裝在一個特製的核桃木盒中。這盒子是在學生林海的邯鄲老家，太行山滿市口村，由一位老木匠一個個做出來的。這些零碎的工序，讓這套書直到1991年秋天才完工。1990年7月我去了美國，那時出國不知道何時才回來。走之前，裝訂樣本已經出來，我最後確定了封皮顏色和“六眼裝”格式等細節。
我第一次看到最終完成的《天書》，是在日本東京，它們是我想要的“書”的樣子。封面是“磁青皮子”顏色，書題簽在左上角應該的位置上。這位置找合適了，就像好的裁縫做的領口和袖口的鑲邊，這端莊透著對人的尊重。寬能走馬、密不透風，這是中國人看東西的講究。這位置找到了就千古不變，因為，實在是沒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位置了。《天書》秉承了這種風範。我和所有打開盒套的人一樣，被它的端莊所吸引，以至讓我感到一種陌生。不瞭解過程的人，絕想不到，這是在那幾排普通平房裡弄出來的。
《天書》在世界各地被不斷地展出，廣受好評。我才想到那些刻板。1994年回國時，我去了一次工廠，想把板找回來，也去看看他們。騎車過一個小橋，然後沿著一條一側有樹的直路下去，看到一個院子和幾排平房就到了。工廠大門卻掛著鎖，我向裡張望，身後出來一箇中年婦女，說：“廠子搬了，在村那頭。”她又支使身邊男孩兒：“去！找廠長去，有人來啦。”新廠離舊廠不遠，廠長還是那樣子，只是走路開始不方便。他從家來，他透露家裡出了些事，好像是小女兒突然得了癔病。他叫人：“去！把小徐的板子找回來。”又回頭對我說：“嘿，搬了一次家，不知還留著沒有。”過了有一會兒，那人提來一個米袋子，裡面一團黑糊糊的東西。“倒出來！”東西灑在地上，這哪裡是字模，整個是一堆煤球兒。細看，上面確實有字，被厚厚的膠墨黏糊著，它們看起來好辛苦，和那些老版差不多了。還能找到一個字盤、一些字塊，我已經滿意了。那幾冊“代碼樣本”，沒了就沒了，沒關係。我問：“小邊她們呢？”廠長說不上來：“是嫁到什麼莊去了不是，嘿。”又像是在問旁邊人。我在想像：她當媳婦是不是也像整天低著頭印書的樣子。廠子變了，人也變了，不會變的就是印成的那些《天書》了。
在回去的路上，樹正是嫩綠色，我拿著一袋子不是米的東西，心裡不知道該想些什麼。從1987年到1991年，我怎麼了？我做了什麼？
只能說是：一個人，花了四年的時間，做了一件什麼都沒說的事情。
寫於2008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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