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文章，名家如林，我最喜歡四位。紹興周氏兄弟、無錫錢鍾書以外，就是高郵汪曾祺。我內心奉他為當代最好的散文作家。
晚年依然煙不留手的汪曾祺
其餘，如張中行的《負暄瑣話》、胡蘭成的憶舊隨筆、孫犁晚年的若干文字，皇皇言論，也愛讀，但還是不會對待汪公一樣，幾乎每一篇都很珍視，反覆抄引，不厭其煩。他的文章與錢鍾書的學問，深情厚意，都影響我至深且巨，是最可紀也。
他為文的優越之處，是不言自明的。他作古後，身後多頌詞，有人感傷，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雖然片面了點，我也覺得並非全然無稽。他的那種文字，那種思想，那種態度，確實是特定時代和環境自己東拼四湊才能薈聚出來的“百衲本”樣品。他作為“殿軍”過身之後，“獨其言在耳”，可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再也無法還原了。
說的嚴重點，這其實是一種文脈的中斷。這種杳乎如入於淵的文脈氣質，我們只能通過重溫他的文字，他的生命，才能追慕遙想這種風雅。
汪曾祺1920年出生，1997年才物故，算是五四文化直接培育出來的最後一代文人。除新布舊，進化之道，喜新厭舊，人性之常，可歷史難以預料的大變局在於，他去世前後的歲月，中國悄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社會。
西南聯大畢業不久、少壯時期的汪曾祺
在他晚年，中國文化傳統更加徹底地自絕自盡，黃鐘譭棄瓦釜雷鳴，過去舊時代的物也好，人也好，基本凋零殆盡，文化之劫，百倍秦火，能存在的都蕩然無存了。而他這樣的“老朽”，卻因了過去流風餘韻的力量，猶如一把精神薪火在幾近滅絕中靈光閃閃。大凡文化高人，靜若湖泊、淡如輕雲，但他的己見是很深的，他的存在磁場也是很強的，汪曾祺亦然。
作為某一類文化人象徵，我覺得，汪曾祺最大的意義在於，他的存在和復甦，他身上的那種古中國士大夫的布衣氣與貴族氣，對當時及此後太多粗蠻的共和國文人是有極大的心理衝擊的：原來生命、文化及傳統還可以這樣存活，我們已經不知道這一切了。這股遲到的奇風吹來，獵獵之音，對時代實在是一個諷刺，也是一聲哀悼。我想，也許正是因此，在他告別我們之後，會有很多人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名純粹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吧。雖然不免有點噱頭，我覺得大體是有道理的。
汪曾祺與同學兼妻子的施松卿。施家世好因愛才而執意下嫁
當時文壇就給他這個“名譽”稱號，現在看來，彷彿是歷史的預言。現代文學史上，汪曾祺與沈從文，是著名的師徒關係。結果，這一對師弟子，都是藹然仁者長者，一個“鄉下人”自命，一位被譽為“士大夫”，適成正反組合，算是相映成趣，更似乎是冥冥中留給我們的某種暗示吧。
汪曾祺生長在中國新舊轉換的夾縫時代。大概也由此，他的人生， 雖不乏五四新文人性格的浪漫主義，但是根底又是淫浸著古典時代士大夫氣息的。
作為作家，他以“一家之言”獨稱現代；但身為文人，他更是作為一種精神象徵閃耀於今的。他那種為人的灑脫不羈、性情的任情率性、行事的獨異、趣味的雅舊，使他孑然的更像個文化遺老、布衣士大夫，但思想不是抱殘守缺冬烘先生式的，是有新質地摻雜的。本來，他就是中國社會王綱解紐之後的新文化人。他是新學校培養出來的人，後來接受的也是新學教育，行跡密邇的師友也都是新派潮流人物。可奇怪，也是我想不通的，偏偏他的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品格，完全是傳統中國文人雅士的精神遺緒。
汪曾祺的恩師聞一多。提攜汪曾祺甚多。
這種精神特徵，很明顯是舊時代的士大夫化。文章爾雅，書畫亦皆工緻，是前五四時代中國文化人式的華實兼具。但他更為特殊的地方在於，他據此古人典訓所“化”出來的，不是道學氣，不是學究氣，而是文人氣、詩人氣、狂野氣，同時又有新的思想意識作伴。他生活的常態，是披髮長吟，放浪形骸，不拘小節，遊刃於百家而不失真情己意，精神狀態多少總是有點狂歡式的，是自在曠達的，是古人之趣之志之心神。
中國士大夫，向分兩途，一為端謹君子，一為放浪文人。汪曾祺的這種士大夫氣質，精神和思想資源，顯然更接近後者。也就是說，他的“路徑依賴”，豐沛而自然，主要不是儒家給的，而是老莊道家、唐宋詩詞、鄉土中國與潦倒文人這一脈異端傳統所薰陶出來的，在荒原中都不會枯澀無趣，而是獨笑江湖，浩氣逼人，又謙和幽玄，有“人”的各種生命氣息夾雜其間。他的人生，是活生生的，是人人習見的社會生活的“外集”。
比如，他有著過去士大夫文人的全能技藝。不僅是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而且是書法家，繪畫家，美食家。無論寫文章也好，舉手投足也要，常常就自然地顯示出一種文化狀態，一種藝術情懷，一種高古的生活態度，甚至是一種純粹駁雜的生命境界。但是，他的出處來源，不是懸空蹈虛的，而是從現實生活中體驗而來。現代作家中，我們幾乎無法找到像他這樣，可以把精神氣質和現實生活，如此真正形成血肉一體之人。
江蘇文藝版《汪曾祺文集》。為汪生前編訂的唯一文集
比如，四年制西南聯大，他卻讀了五年。基本不上課，所有時光幾乎都是在喝酒、泡茶館、高談闊論吹牛逼中耗完的。每天就想著吃吃喝喝，有多少錢到手就花掉多少，沒錢就賒賬、當衣服、當書籍，結果不僅體育、英語都不及格，留級了事，還害得一幫同鞋、老師整天擔心他會喝酒喝死。那時的他，多半是夜不歸宿的，大醉伶仃就墳地將就將就，數不清的清晨舍友推開宿舍門，就發現一攤肉泥擠在門口，那就是汪曾祺。可就是這樣的亂人，卻最受沈從文與聞一多器重。沈從文說汪曾祺是“註定了這一生將成為一個作家，而且一定比我好”；聞一多最傷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汪曾祺不願意接他衣缽，好好研究學問。
比如，他像過去所以疏狂的文人一樣，喜歡左手插褲兜,右手揮毫潑墨,畫累就飲酒,飲夠就作畫；比如，他生平所望，就是寄情山水，而且本身琴棋書畫、園林烹飪那一套明清江南才人的積習都手到擒來；比如，右派的他喜愛花草，被勒命拔草，卻整出了一部《中國馬鈴薯圖譜》，只是不幸被毀；在比如，也如同過去書生一樣，對政治缺乏起碼的敏感、戒備和反制能力，結果莫名其妙地成為自己都深惡痛絕的御用文人，後半生被顛來簸去,飽嘗了難以言傳的痛苦與恐懼，傳統中國士人與權力的糾纏並沒有放過他，嬉笑之怒中多是常歌之哀。
人民文學出版社終於得以在今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全12冊本
這些，都是汪曾祺不同於古代文人更異於現代知識分子的地方。可以說，汪曾祺的一生，行步偊旅，是熙攘，也是寡然的。而觀其種種,實皆頗有士大夫之風,是華夏故紙堆裡才閃現的流風遺韻。這種為人風範與傳統格調，也許不能說隨著汪曾祺去世而斬，但是往後我們確實幾乎看不到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的駕鶴西去,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種迥異於現代中國的文化傳統，漸行漸遠漸無書。
汪曾祺的文字，裡面的味道，其中的情懷，行文的筆法，遣詞造句的審美意識，也是有往昔士大夫的文脈可依稀按尋的。
自從圖書館方便借閱、電子書恆天蓋地之後，我已經很少再看紙質書了。但是汪曾祺的文集，尤其是他的《蒲橋集》、 《人間草木》、《逝水》、《孤蒲深處》、《旅食小品》、《矮紙集》等作品，我全部都有買來，放在書案觸手可及的位置，時常在夜晚安於默默地與之對讀。
汪曾祺時期的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
他的文字，純然白話，但是用心體味，即知其根底、其情思、其趣味、其完全是古典中國的迴光返照。 沒有深邃的古文訓練、沒有厚重的傳統修養、沒有精神上的對屈原鮑照謝靈運陶淵明杜甫李白袁宏道袁子才的切身認同，是不可能有這種拔俗之作的。白話文自從將文言驅逐出主流話語殿堂之後，到了此際，本身就已深痕累累，那種無趣、乾枯、無智的趨勢日顯，其實比古文還要暮氣老態，不知所往。汪曾祺的行文、立意，顯然是不離文言，也不悖白話的，他是運古為今、驅新合舊。
而從更實質上看，這又是一種更貼近士大夫式的文人氣與文章筆法。這也是對士大夫文脈的清理與調劑。平實、洗練、真切、委婉、含蓄、蒼勁、古今雜處，新舊並列，春風大雅，水磨功夫，他的文章特色在這裡，打動人心者，亦在此所。這使得他的創作，已然超越了文言、白話的兩分對壘格局，不管什麼文體，傳統士大夫的遺風在哪裡都可以看到，同時又不是與現代文學接受扞格的。
汪曾祺畫作，1983年
比如他寫冬天的寒，筆鋒一陡，卻“家人閒坐，燈火可親”，是中國文士名人的招魂,慢慢追索，哀哀悼念；比如他寫往事堪哀，“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這是《昭明文選》裡依稀可見的情緒；他寫庸常人生的可念，下筆就是“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不僅趣味是舊中國的氣味，連這筆法也無法從西洋文字和中國白話文中找到脈絡。但是，我們依然明白這是白話文章，是現代人可以感知的情緒。
總之，我讀汪曾祺，確實讀出了很多傳統士大夫所獨有的文字感覺、歡樂與孤獨的意味，乃至情緒。他的文字，是可以寄生於未來的。同時，他精神蘄向路線又是歸“鄉”的，多少紅塵血肉，多少生死場外，多少遺稿殘卷，多少儒道音語，多少聲色蝶舞乃至提琴葉片，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一葉扁舟承載遠去，而古老的中國就藏在裡面。
江蘇高郵汪曾祺故居
我期待，文脈是可以像蔓草一樣生長的。今後，還能有汪曾祺這樣的中國作家，中國文人，中國士大夫。不然，這世界，舉目都是餘秋雨這樣的文人大師當道，也太無聊了。
冬夜雪晚，匆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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