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王巍）涉嫌違紀被查、“雙規”期間逃往新加坡，外逃17年間用化名12次回國“探親”……2017年，被列為“紅通人員”的劉夢平在海關被查扣歸案。此後，這名曾經的國企會計因涉嫌受賄罪被訴至法院。今天（4日）上午，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披露了劉夢平案的判決結果。法院認定劉夢平任職期間共同受賄人民幣603萬餘元，個人分得人民幣236萬餘元，北京高院終審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
2018年4月，劉夢平涉嫌受賄罪在一中院受審。 法院供圖
夥同他人共同受賄600餘萬
現年57歲的劉夢平大專文化，曾任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港源水利電力工程有限公司的會計，法院審理確認劉夢平兩筆受賄事實：
1995年至1998年期間，劉夢平夥同港源水利電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源公司）總經理王某、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付某（均已判刑），利用其和王某、付某等人的職務便利，為潤超國際有限公司向港源公司借款5000萬港元及延緩還款時間提供幫助。
為此，劉夢平等人收受潤超公司董事羅某給予的500萬港元，摺合人民幣537萬餘元，其中劉夢平分得198.3萬港元，摺合人民幣213萬餘元。
1996年至1998年期間，劉夢平夥同王某、付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港源公司替珠海經濟特區南油新華公司代開信用證提供幫助。
為此，劉夢平等人收受南油公司總經理陳某、負責人盧永強給予的錢款共計37.5萬港元、3.21萬美元，共計摺合人民幣66萬餘元，其中劉夢平分得13.34萬港元、1.07萬美元，共計摺合人民幣23萬餘元。
有退贓等情節終審改判10年
案發前後，劉夢平將分得的大部分贓款退繳港源水利電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及中共中央企業紀律檢查工作委員會。2017年6月，劉夢平被逮捕，後被以涉嫌受賄罪訴至法院。
2018年9月，北京一中院對劉夢平案一審宣判。
法院認為，劉夢平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夥同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據此，法院一審判決劉夢平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責令劉夢平繼續退賠贓款，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後，劉夢平不服上訴，她認為自己是新加坡國籍，應按照外國人犯罪對待，且她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有退贓、認罪態度好等情節，一審法院對其量刑過重，請求二審法院對其從輕處罰。
北京市高院對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均予以確認。
對於國籍的問題，法院認為，劉夢平的新加坡國籍是非法取得，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應屬無效。另外，在2005年9月，劉夢平曾委託他人取得了我國公安機關簽發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證，這也印證了劉夢平具有中國國籍的事實。
對於一審判決量刑過重的問題，法院採納上訴人劉夢平的上訴理由，北京市高院改判，判決劉夢平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其他一審判決內容維持。
外逃17年間改名回國12次
“我叫劉思佳，曾用名劉夢平，現在是新加坡國籍。”2018年4月，劉夢平受賄案在北京一中院開庭審理。在法庭上，對於近20年前發生的事情，劉夢平顯得有些恍惚，“檢方的指控大部分屬實，但我有要更正的地方，案發已將近20年，很多細節記不清了。”
根據在案證據顯示，劉夢平任職期間，於2000年因涉嫌受賄接受紀委調查。“我覺得自己不是黨員，不存在‘雙規’的情況，把錢還上就可以走。但是20多天後還沒有放我走，我有些緊張，於是就在去洗手間的時候，趁工作人員不注意逃走了。”
劉夢平在法庭上表示，逃出來後，她先是到婆婆住處拿了護照和9萬多元人民幣，然後花費2000多元用兩天兩夜的時間打車到了深圳，再從羅湖口岸到香港，輾轉到新加坡找她的丈夫。
此後5年，劉夢平一直沒有出現在國內。2005年，劉夢平在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取消中國國籍，改名劉思佳。這之後，她持新加坡護照共計回國12次。“一直也沒人找我，我以為當年把錢都還了就沒事了。”
根據在案證據顯示，劉夢平外逃後被單位開除並列為被通緝人員，2015年被最高檢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
辦案人員介紹說，2015年，劉夢平被列入“紅通”名單後，仍頻繁往返新加坡和中國，辦案人員通過對紅通人員面部識別的系統追蹤，鎖定了改名劉思佳的劉夢平，並於2017年6月29日將其在海關扣押歸案。
2018年9月，一審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劉夢平有期徒刑13年，但她以量刑過重提出上訴。北京高院二審改判其有期徒刑10年。
法官解讀
終審法院為何從輕判罰？
對於改判理由，二審法院認為，自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佈《關於辦理貪汙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並施行後，法律對受賄罪的定罪及量刑數額標準作出了重大調整，對行為人在10年以上量刑的標準從10萬元調整為300萬元。
經查，劉夢平與王某、付某共同受賄金額摺合人民幣603萬餘元，其本人實際分得贓款摺合人民幣236萬餘元，儘管劉夢平的受賄行為發生在1995年至1998年期間，但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對其仍應嚴格適用現行的司法解釋作為量刑的依據。
一審法院對劉夢平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100萬元的結果，無論是與現行的法律規定比照，還是與當前普遍的司法判例衡量，量刑都明顯偏重。雖然劉夢平具有在紀委審查期間脫逃，且在長達17年的時間內沒有主動歸案等情節，客觀上造成了對其可以適用現行司法解釋進行量刑的結果。但是，“從舊兼從輕”原則並不能因時空的變遷與推移而在適用時有所變通，劉夢平逃避審查的情節亦不能作為對其從重處罰的依據。
同時，考慮到劉夢平作為單位的會計，在共同犯罪中與總經理王某、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付某相比，所起作用相對較小；且在案發前後退繳了大部分贓款，有認罪、悔罪等情節，可以對其從輕處罰。故一審判決對劉夢平的量刑不當，應予糾正。對劉夢平及其辯護人關於一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二審法院對其從輕處罰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北京高院予以採納。
律師解讀
雙規期外逃是否加重處罰？
本案中，劉夢平在“雙規”審查期間脫逃， 2017年在海關被查扣歸案。在法院一審判決中，對此情節的考量表述是“劉夢平被辦案機關依法審查期間脫逃至境外，被通緝期間持化名‘劉思佳’的國外護照多次往返國內，均未向辦案機關主動投案，時間長達17餘年，直至其被抓獲歸案，反映出其仍具有逃避偵查、審判的主觀心態，該情節在量刑時一併予以考量。”但並未表示其由於在雙規期間逃脫而加重對其處罰。
對此，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李楠律師表示，依照我國《刑法》第六十一條、六十二條的規定，我國對犯罪分子的刑罰是按照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進行處罰。而在量刑部分，沒有對在逃犯罪分子加重處罰的規定。因此本案中劉夢平出逃境外的行為僅是一種逃避犯罪的行為，這種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對犯罪分子的影響主要是不能構成《刑法》所規定的“自首”，從而獲得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機會，但並不會因為逃避犯罪的行為而導致加重刑罰。
新京報記者 王巍 編輯 白馗 校對 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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