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快速推進，我國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張，出現了越來越多極具發展活力的大城市。
大城市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中國對外經濟交流的橋頭堡。作為區域創新中心和文化中心，大城市聚集效應十分搶眼，在區域經濟、交通、物流等方面也具有巨大輻射和拉動效應。然而，近年來，某些大城市出現的一系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協調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比如，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活力不足、創新能力受限、交通通達度低、教育資源匱乏、公共服務失衡......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徵是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意味著，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城市化也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近日，安邦智庫(ANBOUND)信息研究團隊發佈《13個城市論發展質量，誰更自信？》（簡稱“報告”）。報告運用系統性信息追蹤、大數據分析和信息圖描述的研究方法，基於“經濟實力”、“經濟結構”、“企業實力”、“交通通達度”、“創新能力”、“教育質量”、“均衡發展”等發展指數形成的指標體系，對中國13個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發展質量”進行評估和測量，以期全面、形象、客觀地呈現這些城市的發展質量水平。
經濟實力
京滬超一流，新興城市迎頭趕上
01.經濟總量
中國經濟總量巨大，自然也反映在城市經濟實力上。
超一檔：上海、北京屬於“超一流”，兩個城市經濟總量均接近3萬億元，暫時領先全國各城市。2015年以來，北京、上海雙雙出現人口下降，兩座超級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開始有“危機感”。
第一檔：深圳與廣州兩位“同根兄弟”不分伯仲，城市經濟總量略高於2萬億元水平線。以廣州為首的珠江三角9城與港澳聯手打造的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四大灣區之一，擁有縱深發展潛力。深圳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連接香港與中國內陸的橋樑，2017年的經濟總量超過廣州。
第二檔：重慶、天津、蘇州 三座城市經濟總量，處於1.7-1.9萬億元之間；成都、武漢“半斤八兩”，同在1.3萬億元水平；杭州緊隨其後，落在第二梯隊後面。這幾個城市的經濟發展，你追我趕，爭芳鬥豔。新興城市中，成都、重慶、武漢和杭州不甘示弱向前追趕，假以時日或許也將躋身“一流城市”。
第三檔：南京、青島旗鼓相當，寧波有待進一步提高。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進程中，“寧波幫”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寧波商人的身影無處不在，是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寶貴財富。
02.人均收入
與國際水平相比，中國人均收入還不高。中國這13個大城市，整體實力在國際上還不算太強。
第一檔：深圳、蘇州和廣州，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15萬元。“深圳”人最富，腰包鼓腰桿硬，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昔日小漁村、新興移民城市的真實經濟寫照。民營企業的搖籃，蘇州和廣州則緊隨其後。
第二檔：南京、杭州、北京、上海、寧波、武漢、青島和天津依次分列，人均GDP在12-14萬元之間。
經濟總量最大的上海、北京，人均GDP在十三個城市中處在中等偏下水平，令人頗感意外。
第三檔：成都、重慶 人均GDP不足9萬元，“脫貧”任務不容小視，有待努力！
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國家重要的現代製造業基地，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目前還不高。作為西部大開發重要的戰略支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重要聯結點以及內陸開放高地，重慶的後發優勢十分明顯。
經濟結構
城鎮化進程中，服務業短板明顯
01.城市化率
城鎮化是經濟結構變革的一種重要力量。城鎮化水平的高低，通常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
根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驗，城市化率在30%-70%期間是加速城市化的時期，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普遍在80%左右。
中國這13個大城市的城鎮化率有7個超過80%，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深圳的城鎮化率接近100%，是中國唯一沒有村莊和農民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城鎮化率超過85%；重慶的城鎮化率最低，僅為64.08%。
目前，中國的人口轉移與土地、資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地方缺乏動力承擔市民化成本，城鎮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未來，大城市周邊將成為提高戶籍城鎮化率的新方向。
02.產業結構
從產業結構來看，北京第三產業佔比達80%，廣州和上海第三產業佔比約70%；深圳第三產業佔比不到60%，甚至低於南京；武漢、成都和蘇州，第三產業佔比都不足60%。
被譽為中國休閒之都的成都，服務業佔比徘徊在50%水平線，在13座城市比較中接近末尾；重慶、寧波的第三產業佔比尚不足50%，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發展，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尚需進一步優化。
北京聚集了大量央企總部，其服務業輻射整個京津冀地區，北京的科技服務業、金融服務業發展優勢明顯；上海，世界500強在中國乃至亞太總部更多雲集在此；深圳，信息傳輸、軟件服務業貢獻突出；至於廣州，服務業的輻射範圍雖不及京滬，但也輻射到整個華南地區；重慶作為直轄市，城鎮化發展程度較低，服務業支撐力度不夠。
企業實力
城市支柱高低不均
企業是大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柱，企業總部的集聚程度成為影響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優秀的企業是城市靚麗的名片。從城市發展史來看, 企業與城市密不可分, 沒有企業就沒有現代城市。
01.世界500強企業
從世界500強企業來看，中國入圍企業在13座城市的分佈極度不均衡。其中，北京有56家企業入圍世界500強，佔比接近70%，但多數是央企；上海、廣州、深圳和杭州均不足10家，成都、重慶、寧波和青島的上榜企業數量為零。
02.中國500強企業
從中國500強企業來看，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列三甲，杭州、廣州 和南京緊隨其後；成都、蘇州和青島位居末席，這些城市都缺乏全球化、全國性的大型企業。
03.主板上市公司
一個地區上市公司數量的多寡，往往反映該地區的經濟活力和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從主板上市企業來看，北京、上海不相上下，均超過200家企業在主板上市；深圳、杭州、南京和廣州緊隨其後，青島最弱，不足20家企業在在主板上市。值得一提，寧波上市企業超過成都、武漢 和重慶，寧波的民營經濟高度發達。
根據安邦智庫(ANBOUND)政府大數據庫的信息追蹤，近期，地方密集出臺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降成本、助融資、破壁壘、促轉型、拓市場，營造一流投資環境，支持民營經濟做大做強。
交通通達
城市競爭“助推器”
安邦智庫（ANBOUND）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自古以來的陸權國家，具有先天優勢。利用快速發展的高鐵，中國可以強化“陸權”國家的影響力。重大交通技術，尤其是鐵路、航空這類跨國應用技術，直接影響國際體系中各國之間的互動能力。
01.高鐵通達度
從高鐵通達程度來看，北京、上海、重慶、武漢，四個城市的高鐵通達城市均超過200個，這些城市是“一帶一路”建設、區域一體化和協同發展的核心。如：北京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核心，上海是長三角一體化、大灣區經濟圈的領頭羊，重慶、武漢是長江經濟帶的核心節點；青島、寧波、杭州和蘇州，四座城市的高鐵通達，尚未發揮核心作用。
02.國際航空通達度
從國際航空通達程度來看，北京、上海和廣州國際航班通達程度最高，均超過60個地區；成都、深圳、重慶和杭州的國際航空通達程度位於第二檔位；武漢、南京、天津和青島緊隨其後，寧波和蘇州的國際通達程度則明顯不足；廣州、深圳面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圈的歷史性發展機會，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成武軸心
安邦智庫（ANBOUND）提出，建立一個以“成都和武漢”為核心軸的發展帶（“成武軸心”），以此推動長江中游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整體上維持穩定增長帶來一個可觀的發展增量。地處中部，“成武軸心”區域的成本相對較低，而且接近亞洲腹地市場，距離沿海地區也不算太遠，極具爆發性的發展潛力。
成都，是中國距離歐洲最近的一個超千萬人口特大城市。繼上海、北京之後，成都將成為國內第三個形成“一市兩場”格局的特大型區域航空樞紐城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級國際航空樞紐。
航空樞紐的建設，只要與區域資源稟賦條件結合，就可具有巨大的經濟拉動作用。成都處於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西部門戶位置，利用建設第二機場的契機，大力推動航空樞紐的建設，使“今日之成都”演變成實至名歸的“大成都”。
武漢方面正在進行“一樞紐+三網”的航空規劃，旨在2030年前成為中國的國際門戶樞紐，形成通達全球的國際航線網；鐵路方面建成為國家高速鐵路路網中心，構建以武漢為中心向外放射的“二橫二縱二斜”十二個方向的高鐵網。
創新發展
受限於制度環境
創新，已經成為中國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標籤。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以“市場換技術”的思路無法持續，唯有技術創新才能持續前進。專利授權量是反映技術創新的重要指標，代表一個城市的創新實力。
從專利申請授權的數量來看，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北京、上海依託國家支持建設科技創新中心，但相比深圳似乎沒有形成明顯優勢，上海的專利授權量還落後於深圳。
2017年，深圳研發投入佔GDP比重為4.13%，達到國際化城市水平。總部位於深圳的華為，2017年研發人員約8萬名，佔公司總人數45%；研發支出為897億元，佔總收入的14.9%，華為累計專利授權74307件，超過90%為發明型專利。
廣州、蘇州、杭州，地處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江浙地區，整體創新能力較強。
青島，創新能力在13個大城市中相比最弱。山東和廣東相比，兩省經濟總量差別不是很大，山東2017年的國家級高新企業數量不及廣東的1/5, 國際專利（PCT）數量不及廣東的零頭。這種情況，應從產業結構、人才政策以及創新環境等方面，深層次分析差異。
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團隊在信息追蹤中發現，中國城市創新競爭力得分較高的城市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佔比68.0%，西部城市相對較弱。隨著一帶一路發展，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格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令人期待。
教育發展
城市文明進步的見證
2018年，中國網絡熱議“北上廣安置不了肉身,三四線放不下靈魂”，多個城市參與搶人大戰。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城市之間的綜合競爭，核心是對人才的競爭。高等教育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力資本的質量。
上世紀60年代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東亞奇蹟”，這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伴隨著經濟上對美國的追趕，教育方面（特別是高等教育）也成功地實現了相對美國的追趕。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里挑一。城市的標誌，不是摩天大樓、商場林立，城市因“人”而靈動。教育已經成為城市競爭的“軟實力”。在城市經濟發展初期，初級教育作為生產要素直接貢獻了最終產出，對經濟增長促進明顯。然而，城市經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發展高等教育就顯得至關重要；高等教育可以提高技術創新與模仿的速度，進而提升城市經濟發展的效率。
從上圖不難看出，這13個大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分佈極度不平衡。2017年，北京有19所高校進入全國100強，佔比近20%，遙遙領先；
上海、南京和武漢分別位於第2-4位，接下來是廣州和成都等，深圳、寧波和蘇州排名墊底。武漢、成都，屬於高校集聚城市，正在越來越多地吸引高校人才和年輕人口安家落戶，經濟發展後勁足。
均衡發展
城市高質量發展，要看人民的獲得感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經濟社會發展不僅要求GDP增長，教育、醫療和養老等社會民生也要同步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更要看人民的獲得感。
“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GDP質量和“含金量”的直觀表徵，體現GDP的虛與實，揭示GDP的“民生含量”，反映民眾分享GDP蛋糕的“大與小”，映照出政府“還富於民”的多與少。作為地區均衡發展指數的一種度量，這個指標刻畫除地區均衡發展水平，也是反映居民福利的一個指標；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地區均衡發展指數越低，代表經濟失衡的程度越為嚴重。
從安邦智庫（ANBOUND）的比較分析看出，上海、北京的經濟發展相對均衡，寧波、杭州具有“藏富於民”的特徵，天津、武漢的城市經濟非均衡十分明顯；儘管
深圳人均GDP在全國城市中最高，然而，相對政府（或企業）的收入來說，深圳多數居民仍然是“囊中羞澀”。對此，報告建議，在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城市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不同城市的高質量發展存在不盡相同的“短板”，城市高質量發展要“真抓實幹”，推動經濟循環更加順暢，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注：
1、本文統計數據主要來源，城市統計年鑑或城市統計公報的2017年度數據。
2、2017年城市百強高校數量，引自艾瑞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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