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香港，人们依旧沉静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社会的风云巨变似乎还没有到来，相对于位于新界境内，东临大埔湾，香港北面的大埔镇泰亨村的刘家，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儿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刘家来说却无异于遇到了一桩天大的喜事。 大埔是一个以渔民为主的城镇。上世纪60年代，香港发展的脚步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势头，但变化的范围还仅仅主要集中在香港岛以及九龙一带，经济发展的春风，连沙田都不曾波及到，更不用说靠北的大埔了。刘家在大埔算是个大户人家，祖辈经营生意也曾赚了不少钱，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天地里，他们应该算是殷实而富裕的人家了。 当这个男婴儿降临时，一家人的喜悦自是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当老太爷想了很久终于为这个家族里新添的一个男婴儿起了一个叫刘福荣的名字时，老太爷和所有的家人都是激动的，他立刻让家人通知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当消防员，在老太爷的儿子一辈里排行老二的刘礼。 对于刘礼一家人来说，这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一种新的希望和寄托，而对于以后的整个香港以及中国娱乐界来说，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当时默默无闻、调皮好动，与所有同龄人一样的孩子会在娱乐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童年时代的刘福荣过着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乡村里长大的孩子自然具有一种原始纯朴的野性，刘福荣自然也不例外，他和乡村里的所有同龄的小伙伴常常会搞出许多奇思妙想的恶作剧，调皮的性格在此时已经显露无遗。 5岁那年，爷爷的去世让他在幼小的心灵里突然有了一点点的迷茫，他当时还不明白一个

爷爷去世没多久，刘福荣的爸爸刘礼一直在心中思考了很久的准备搬家的想法也更一步坚定了，现在没有了爷爷的固执的反对，他准备将家搬到市里面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可是，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他们的搬家计划遭到了同祖人甚至是同村人的几乎所有的反对和不予支持，他们认为刘礼这样的做法有违祖训，甚至是一种背叛，而同龄人对刘福荣情感的由热到冷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渐渐地明白，他们一家人的搬家计划似乎触怒了村里的所有人，他当时还不明白为何他们准备搬家到市里去住，怎么会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甚至辱骂。 后来，刘礼在几乎所有同村人的反对声中，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刘福荣的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以及母亲搬到了离他上班的启德机场不远的城市边缘住了下来，虽然这个叫钻石山的小地方离城市中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毕竟已经不是他们以前居住的那个小乡村了，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了半个城市人。 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生活重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一大家子8个人的几乎所有开销都依靠爸爸微薄的工资维持，最初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可是他们既然已经毅然决然地从那个富足而悠闲的乡村搬到了城市里，他们就要学会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生活。 到了城市里，刘礼就决定让刘福荣转到新的学校上学，这时候，英明而具有某种超前思想的父亲显然不太重视中国那种传统的取名法，也不太喜欢刘福荣这个名字，因此，当刘福荣转到新的学校报名时，刘礼便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刘德华。 凡是刘德华的“粉丝”，都知道刘天王本名叫做刘福荣。刘德华说，大概五六岁时，他父亲决定离开乡下有房有地的生活，进入城市，一家人进城后，开了家杂货店。早上卖豆浆、油条，中午卖咖啡什么的。而他就负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菜名，他的毛笔字写得好也是这样练出来的。他还表示每天还要负责洗三四百只碗，“所以我现在最恨洗碗！”刘德华家里6个小孩，他排行老四，也曾因为不听话挨揍。“我跑出去赌钱啊！我居住的地方人蛇混杂，有很多赌博的玩意。”刘德华说他本来没兴趣，是他姐姐喜欢玩，每次在旁边都能猜中，但一掏钱实战就猜不中了，结果姐弟们输掉了晚餐钱。原本打算回家对父亲撒谎已吃过饭，结果他家小弟弟忍不住，把实情告诉了爸爸，“结果我挨了生平第一次打啊，还是被吊着打，房间顶上有个挂钩，平时是挂电扇的，打我时就把电扇卸下来，改吊我！”看着大家惊讶的表情，他开玩笑道：“爸爸也真是，打就打嘛，还这么麻烦。”上了中学的刘德华还曾经和另外六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可力七侠”，除了上课不认真，其他方面都很活跃。还有一次英语考8分的记录。“我小学成绩很好，就考进一家英语学校，但发现我真的什么都不会，考试时填选择题，我全用猜的，结果100道题只猜对8道。”刘德华笑称虽然英语只有8分，但各科总成绩加上依然是12名，不过因为在英语学校英语是主科，8分的成绩也让他被迫留级。

刘德华的父亲早年在机场里面做消防工作，负责开车。以前他们住的地方很差，后来全家从大埔搬出，住在坚城片场边。家里开小店，经营杂货和冷饮，那时候没有广告牌，小店都流行用一个牌子，每天卖什么东西写在上边，孝顺的华仔每天帮家里的小店写牌子，朋友笑称：他的书法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常常有一些二三线的演员跑来刘家的冷饮店喝茶聊天，但红的如冯宝宝、曹达华、石坚等却少有亲身前来，他们都是叫外卖的多，因此每当冰室的电话一响起，华仔即飞扑抢来听，为的是争取送外卖到片场，一睹明星风采。每次到片场，就像进大观园，好奇加新奇，老想贪婪地流连此地，好好逛一逛。那时候在他眼中的冯宝宝、石坚、曹达华，很多时候就是回家扭开电视机里头的他们，没有戏剧和人生的界限。中学毕业时，华仔和一个同学找了一份暑期工——替厂家送手袜皮套去，从红磡送去湾仔，除工资外，每天还有二十块钱的计程车费用。为了把计程车钱省下来，他们就改坐渡海轮，从红磡码头去湾仔码头，下船后再走一段路就到了。就这样，他们肩上扛着两大包又厚又重的手袜皮套，顶着恶毒的太阳，汗流浃背地走在路上，又担心熟人看到这个狼狈相，看到湾仔的三角红砖教堂，才算舒一口气。尽管辛苦，但是华仔过得无忧无虑，长大后才发觉：男人的肩膀，卸下手袜皮套的日子仍然要负起沉重的责任，走一条好长的路。刘德华曾经和黄日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并称“无线五虎”，可见当时他在电视圈的名气。不过，他唱歌的道路就没那么顺利。他的合作伙伴之一、现任天中娱乐集团总裁的李小麟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无线训练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跟周润发成立了一个公司，周润发介绍他跟我认识，那时他还是无线的签约艺人，我们帮他处理其他的一些事务。谈第一次唱片公司也是我帮他去谈的。在华星的时候，第一次公司因为换人，结果没有人管他的事情了，第二次是录好了歌又不出了，又把歌给了别人唱，比如张国荣的《为你钟情》，原本是要让华仔唱的。后来又解约，等等。所以说他唱歌方面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华仔从华星去了ＥＭＩ，出了几张唱片，没有很大的成功，他的心情也不大好，李小麟对他说：“华仔，我们老是觉得做得不够好，要不然我们自己做一个唱片公司，自己做。如果做得好，你就成功了，做得不好，那也就不用怨别人了，那可能就是你真的不行。你就好好去拍戏吧。”１９８８年，他们自己成立了唱片公司，第二年做出了《可不可以》，那年他就拿到了最受欢迎男歌手。李小麟说：“华仔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跳离自己是一个艺人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这可能也是缺点，因为艺人都会比较自我。但他可以很冷静，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别人也会觉得他太理性了，艺人其实应该比较感性。”大概在１９８５年的时候，无线让刘德华签一个长达５年的合约，他不愿意，无线冷冻了他很长时间，那时候他心里面压力比较大。后来好容易恢复了自由身，刘德华开始疯狂接戏。李小麟说，当时香港电影的结构就是这样，他会拍很多戏，而且每个戏的戏份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拍电影都很匆忙的，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整个大环境的运作的方式。“比如我签了一个艺人给我拍戏，还没有拍，播映权就已经卖到各地了，我当然央求着他给我拍，一个月不行，给我２０天、１５天都行，只要能来演。这样品质当然会下降。电影业在那段时间就是这样的环境。华仔到现在拍了１００多部戏，那段时间可能就有几十部。那时候他刚刚从无线的全约艺人变成部分约。”外人都觉得这种拍戏方式对华仔的演戏质量和声誉是一个损伤，但是李小麟认为，那个行业在那个时间是一个疯狂的膨胀期，所以不会有多少负面影响。而且对华仔也有好处——很短时间积累了很多拍戏的经验，虽然不会全部都是好的经验，而且体能上很辛苦，演戏的类型可能会很接近；当然，也赚了一些钱。谈到那时的电影素质，他说：“素质也都不差。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太好了。有了刘德华，票房可以卖到多少钱，那就可以拿出一定的钱来做这个戏，保证这个戏的质量。那个时候香港拍的戏，不比现在的质量差。你现在看他拿影帝，那只是一个爆发点，演技是他从小一点点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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