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之風興起之後，帝王們在講究墓葬防盜技術的同時，制定出一系列律令法規懲治盜墓，可謂用心良苦。
由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而引發的盜墓行為，王侯們不得不以“嚴威重罪禁之”。《呂氏春秋》的記載透露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制裁盜墓者的措施在先秦已經產生。
到了漢代，民間盜墓比較普遍，禁絕盜墓的措施嚴厲起來，“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淮南子·氾論）。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了《二年律令》漢簡，這是公元前186年（呂后二年）頒佈的法律，其中《盜律》中明確規定，盜發墓冢與傷人致殘、訛詐、殺人及拐賣人口等同罪，都應處以磔刑。
公元458年冬天，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北巡到陰山腳下，發現了故冢毀廢的情況，不禁憂從中來。想起“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的情況，他下詔：“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魏書·高宗紀》）。
在經歷了紛亂的三國魏晉南北朝之後，唐代一方面形成了成熟的陵墓制度，相應也產生了比較完整的禁盜法律，把“開劫墳墓”與“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以及“關連”、“逆黨”等列為最嚴重的罪等。並根據情節處以不同的刑罰。一是凡是盜墓者，罰處勞役，流放遠方；二是挖開墓葬而沒有打開棺槨的，判處三年徒刑；三是墓葬已被挖開，沒有殯葬而盜掘損毀屍柩的，判處二年半徒刑；四是盜取死者衣服，罪減一等；五是盜取墓中器物、磚、版者，與一般盜竊罪同樣處罰；六是把打開棺槨的，處以絞刑；七是損害陵園墓塋內草木的，處以徒二年和杖一百的刑罰（《唐律疏議》）。唐懿宗因迎取佛骨而減免天下刑囚時，作為重罪的“開劫墳墓”，不在減免之列。
元代，凡“發冢開棺傷屍，內應流者”，“杖一百七，發肇州屯種”。 《元史·刑法志》規定了對盜墓行為懲處的力度，犯“發冢”之罪與“強竊盜賊”、製造假幣、劫掠拐賣人口以及“放火、犯奸”等同樣處罰。同時規定，子孫輩“或因貧困，或信巫覡說誘，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賣其塋地者”，按照情節輕重定罪。“移棄屍骸，不為祭祀者”，“為首同他盜發掘祖宗墳墓，盜取財物者”，視同“惡逆”定罪。即使遇到皇帝大赦天下，盜墓者仍要“刺字徙遠方屯種”。
明代開國不久，朱元璋就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制定了詳細規範的《大明律》。《大明律》：凡發掘墳冢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屍者，絞；發而未至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若冢先穿陷或未殯埋，而盜屍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棺槨見屍者，亦絞。其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凡盜論，免剌。若卑幼發尊長墳冢者，同凡人論；開棺槨見屍者，斬；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如知情，各杖八十，追價入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若尊長髮卑幼墳冢，開棺槨見屍者，緦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各遞減一等。發子孫墳冢、開棺槨見屍者，杖八十。其有故而依禮遷葬者，不犯法。若殘毀他人死屍、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對盜掘帝陵的，處罰更為嚴厲。圖謀損毀山陵的，以“大逆”罪論，不分主從，一律凌遲處死；盜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帳等，一律斬首；盜砍山陵內樹木，斬首，家屬充邊等。
我們看到，逐步完善的禁盜法律體系，並沒有完全阻止盜墓行為，特別是官毀民冢的行為往往不在制裁之列。這種情況，宋明時代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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