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謝浩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序幕，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鮮為人知的是，賀龍第二十軍的蘇聯軍事顧問莫·弗·庫馬寧也參加了南昌起義，成為南昌起義中唯一的蘇聯軍人，並在起義、南下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未接到蘇方電報
庫馬寧留在了賀龍第二十軍
南昌起義一開始並未得到共產國際的積極響應，共產國際甚至下令撤回在華的所有蘇聯軍事顧問。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庫馬寧為什麼留在了中國，還參加了我軍建軍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這就要從一封電報說起。
南昌起義前，中共中央曾向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明納茲遞交了一份關於發起南昌起義的報告，羅明納茲向共產國際請示後，收到一份回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南昌起義和南進廣東）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加侖）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這封電報不但在實際上不肯定南昌起義，還明令撤回在華的所有蘇聯軍事顧問。接到命令後，在中國的蘇聯軍事顧問紛紛通過各種方式離開中國。當時在共產黨控制的武裝力量中有兩名蘇聯軍事顧問，一名是葉挺第二十四師的捷斯連科，另一名是賀龍第二十軍的庫馬寧。隨二十四師駐德安的捷斯連科接到了撤退的電報，而駐南昌郊區的庫馬寧卻沒有收到電報，所以留了下來，參加了後來的南昌起義。
作為眾多來華蘇聯軍事顧問中的一員，庫馬寧來到中國有著當時的歷史背景。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基本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的同時，國民黨與蘇聯方面的聯繫也隨之加強。其實早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即1923年下半年起，孫中山就向共產國際和蘇聯請求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和專家。1923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來到廣州，次年參加了國民黨一大，並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南方政府總政治顧問。在國民黨一大上，還通過了聘請蘇聯軍事顧問的決議。在之後的幾年內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蘇聯軍事顧問一直活躍在國民革命軍的各支力量中，成為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革命戰爭、幫助中國人民推翻舊軍閥統治的重要力量。庫馬寧就是其中的一員。
最早到達武漢的蘇聯顧問
隨賀龍部參加北伐
關於庫馬寧來到中國的具體時間，曾擔任鮑羅廷辦公室翻譯的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1925年來到中國）在回憶錄《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中作了這樣的敘述：“我國的顧問幾乎都到了河南前線。當時賀龍的顧問是庫馬寧。他於1926年秋到廣州，隨第一批政府北遷人員到武漢。”其中“隨第一批政府北遷人員”指的是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後，於1926年11月16日前往武漢的遷都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宋慶齡、孫科、宋子文、徐謙、陳友仁及鮑羅廷等組成，當時還有許多隨行人員，其中就包括軍事顧問庫馬寧。庫馬寧來到中國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在1926年11月之前，因為跟庫馬寧同行的布拉戈達托夫在其回憶錄中描述了1926年11月1日發生的場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我終於領到了一筆錢，還清了債務，為自己添置了行裝。我們出發上前線要視政府前往北方的時間而定。由於出發一天天地往後推遲，葉弗列莫夫決定把軍事顧問斯涅戈夫、M·ф·庫滿寧（庫馬寧）和我介紹給國民革命軍參謀總長李濟深將軍。”但是，此次會見並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庫馬寧最後也沒有成為李濟深的軍事顧問，因為他在11月16日就北上武漢了。
關於北上的情形，庫馬寧在其回國後撰寫的回憶錄《南昌起義》中並未提及。而與庫馬寧一同出發的蘇聯軍事顧問布拉戈達托夫，在其回憶錄裡卻詳細地描寫了他們是如何北上的，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景：
遷都調查委員會和隨行人員乘火車從廣州到達韶關，之後步行至南雄，翻越梅嶺山口。步行期間，國民政府的官員們都是僱傭轎伕坐轎子前行，這一段路程讓沒有轎子的人苦不堪言，是整個隊伍最難走的一段路。隊伍於1926年11月21日到達江西境內，在江西大餘縣住了一夜後又走了一天，在23日登上了一艘大船，順著贛江開始向南昌前進。在行進的過程中，政府官員和蘇聯顧問團時而同行，時而前後繼行，隊伍在12月1日抵達南昌，在距南昌還有十公里的地方，我們受到了總司令蔣介石的迎接。
12月5日，政府成員和其中的一些顧問動身前往漢口。布拉戈達托夫並沒有前往漢口，而是留在南昌成為了華南組參謀部的參謀長。庫馬寧的去留，文中沒有交代。但庫馬寧應該是跟隨大部隊前往漢口了，首先因為布拉戈達托夫在其回憶錄裡對華南組參謀部的組成情況有過敘述，他將參謀部各項工作的負責人一一列出，其中並沒有提到庫馬寧的名字。其次，布拉戈達托夫在“一九二七年初國民革命軍的部署”一部分中，談到蔣介石直接指揮的中路軍部署時提到，在安慶方面的江左軍顧問就是庫馬寧。所以，當時庫馬寧是隨調查委員會到了武漢，然後又前往安慶方面的桂軍擔任軍事顧問的。不久，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造成寧漢分裂。由於鮑羅廷和加侖都在武漢，蘇聯顧問大多便通過各種方式前往武漢，庫馬寧也不再擔任江左桂軍的顧問，轉而回到武漢。
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宣佈繼續北伐。北伐軍以唐生智和張發奎的部隊為主力，張發奎為第一縱隊司令，下轄第四軍、第十一軍和賀龍的獨立第十五師。庫馬寧就在此時擔任了賀龍獨立第十五師的軍事顧問，並且隨賀龍部隊前往了北伐前線。
與奉軍在河南境內的作戰，賀龍的獨立第十五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面對裝備精良的張學良部，獨立第十五師強渡沙河、奪取許昌、挺進開封，為贏得河南戰役的全面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庫馬寧在回憶錄中詳細回憶了精彩的作戰過程：
賀龍認定敵人最薄弱之處在其左翼防線，因此，於一夜之間就重新部署了全師的兵力。他將主力集中在右翼並佈置了任務：黎明時強渡沙河，突破敵騎兵防線，繞過張學良的步兵部隊左翼，從其側面及其背後一舉擊潰敵人，爾後，再正面進攻，徹底消滅敵人。
天剛破曉，獨立第十五師即冒著槍林彈雨開始強行渡河。進攻節節勝利，繳獲敵戰馬千匹。擊敗敵騎兵後，賀龍指揮部隊繼續向前進攻。
賀龍按既定計劃將主力調至西面及西北兩個方向，由敵之側翼及其背後繼續猛擊張學良部。一直鏖戰到中午，敵人左翼方被擊潰。國民革命軍戰士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全殲敵軍整整兩個旅，將其指揮部整個俘虜了過來。敵軍已力不能支，一部分開始向許昌撤退。
在北伐過程中，庫馬寧不但跟隨賀龍參與作戰指揮，而且還負責訓練賀龍繳獲的馬隊。據《賀龍年譜》記載，1927年6月上旬，“賀龍將在張家店、逍遙鎮、臨潁諸戰役中奪獲奉軍的軍馬200多匹，組成一支騎兵隊，並請擅長馬術的俄國顧問紀功專責訓練”。紀功便是當時庫馬寧為了方便在中國工作取的中文名字。因在河南戰役中表現出色，賀龍的獨立第十五師也擴編為第二十軍，戰爭結束後，部隊在1927年6月底抵達漢口。
寧漢對立，武漢國民政府宣佈討蔣以確保自己的正統性，討蔣由張發奎的部隊擔任。共產黨經歷了幾次反革命政變後，明白不能再依靠任何其他力量來保存自己，計劃發動武裝暴動。而最合適的力量就是尚未與共產黨分裂的張發奎部，其中賀龍和葉挺部隊的共產黨員最多，可以作為發動暴動的主要力量。張發奎決定在討蔣之前，先將自己的部隊在南昌至九江一線集結，這樣賀龍的第二十軍和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向南昌轉移，並於1927年7月底抵達南昌。
參加南昌起義 為革命積極獻策
1927年8月1日，庫馬寧跟隨賀龍部參加了南昌起義。他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起義場景：“起義部隊由於兵力部署得當、攻勢凌厲、捨身忘死，解除敵武裝的戰鬥既堅決而又迅速，只一夜工夫即解決了戰鬥。”
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華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產生了革命政權機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還設置了參謀團，劉伯承為參謀長，賀龍、葉挺、周恩來、蔡廷鍇為參謀團成員。參謀團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起義軍的下一步軍事行動計劃。下午，第一次參謀團會議在江西大旅社起義軍總指揮部召開，研究下一步動向。雖然參謀團成員不包括庫馬寧，但據當事人回憶，他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起義軍南下的途中一直在參謀團中發揮作用。
起義軍的行動計劃其實早在起義之前就已確定，那就是將軍隊拉回廣東，拿下出海口爭取蘇援，再進行北伐。此次南下的目的地是廣東東江，而進取東江的方案有兩個：一是走大路，經吉安、贛州、韶關、廣州、惠州；二是走小路，經臨川、會昌、尋鄔。庫馬寧贊同第二條路線，他說：“我贊成沿著人少山多、難以通行的地區前進。這一條路線由於自然條件的關係，對於行軍是有很大困難……但是按照這條路線前進，起義者可以指望到達廣東以前不發生大的戰鬥，就是說避實就虛。”他的意見顯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加鞏固了參會成員選擇第二條路的決心。可以看出，庫馬寧在這個問題上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和形勢有著正確的判斷，體現了一名軍事顧問的良好素養。
起義軍隨即按計劃南下。雖然走的是小路，但也經歷了不少惡戰，庫馬寧在南下過程中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議，並參加了不少戰鬥。8月25日，賀龍第二十軍在距瑞金30裡的壬田與錢大鈞的兩個團遭遇。此戰中，賀龍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據當事者回憶：“賀龍拿著一柄碩大的芭蕉扇，在蘇聯顧問的陪伴下走到臨近火線的一片稻田，不斷用望遠鏡觀察對面的情況。儘管迫擊炮彈不斷在身邊爆炸，震耳欲聾，但這位軍長和顧問卻毫不在意，這對不遠處集結著的部隊是一種無聲的鼓舞。”經過激戰，敵軍向會昌方向退卻，留下瑞金一座空城。起義軍入城，參謀團隨即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下一步軍事行動。朱德在會議上主張繼續按原計劃走尋鄔、平遠，認為這條路雖不易行軍，但可以避開敵人，如遇敵人易攻易守。但是庫馬寧卻有不同意見，“因為缺少糧草，又僱不到民夫，部隊非戰鬥減員太厲害，所以山路是不宜再走了。如果我們改道汀州、上杭，進入大埔，就可以走水路。有了船，行動就方便多了，傷員和彈藥都可以水運，減輕部隊的重負”。而且依靠著對敵人的瞭解，他認為這條路線可以避開錢大鈞的部隊。庫馬寧在這次會議上表現出了獨到的軍事眼光和縝密的思維能力，根據部隊的實際提供了重要的建議。最終會議決定先集中力量擊敗會昌的敵軍，然後再返回瑞金，轉道汀州、上杭。轉道期間起義軍便是走的水路。
9月12日至17日，起義部隊駐紮上杭，庫馬寧在這期間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但是當時所有人都認為這不可行，因此也就沒有采納。庫馬寧在行軍途中發現，汀州、上杭、永定一帶頗為富庶，如果在此有一個相當時期的休養，完全可以自給並得到恢復補充。關於補充兵員的方式，庫馬寧提出的方案是收編閩西的民軍，大力發展民眾武裝。這個想法與共產黨後來建立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不謀而合，這說明庫馬寧在軍事方面有著過人的思想，這與他參加過一戰和俄國國內戰爭的經驗不無關係。他善於觀察，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9月23日、24日，起義軍分別佔領潮州和汕頭。9月底10月初，起義軍在湯坑、潮汕等地紛紛失敗，起義領導人在流沙會議之後開始秘密轉移，庫馬寧從汕頭想乘船出走時，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他作為賀龍的軍事顧問的身份也告以終結。在他關於南昌起義的回憶錄裡，對賀葉部隊湯坑遭遇戰之後的具體動向只寫了一句話：“賀龍和葉挺的部隊傷亡很重，剩下的部隊只好撤進山裡。”被捕後，他也無法再知曉起義軍的情況了，所以他的回憶錄在這之後匆匆收尾。在獄中，庫馬寧保持了一名蘇共老黨員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一直堅持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經過蘇聯政府、共產國際施壓和中共中央的大力營救，國民黨政府被迫於1928年秋將庫馬寧釋放。就這樣，他結束了兩年的中國生涯，返回蘇聯。
撥開歷史的煙塵，90多年前南昌的槍聲雖已停息，但驚心動魄的起義過程和振聾發聵的歷史意義卻永不會消散。探尋被人遺忘的角落，每段歷史背後那些偶然因素往往讓歷史本身更加鮮活。作為眾多蘇聯顧問之一，庫馬寧參加了南昌起義，成了南昌起義整個過程的見證者，其獨特貢獻也應該被歷史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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